改革开放后二三十年里,“经济”和“发展”一度成为主流关键词,GDP甚至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一切向钱看”风行,人们几乎深陷物质丛林而无以自拔。面对理想、道德、诚信、牺牲等人性光辉素质逐渐消失的状况,国内理论界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增长是否等于生活素质的提高?它对不同社群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现代化”是否有另外的、更合乎人性发展的道路?

　　带着这些疑问,重读马克斯·韦伯,关注他在资本主义、政治、学术等方面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无疑有镜鉴意义。近日,借韦伯诞辰150周年契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洪涛、刘建军、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瞿铁鹏三位教授相聚“望道讲读会”第七场,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在质疑和建设中深读这位20世纪伟大思想家。

　　洪涛:韦伯思想的限度

　　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不在于言说真理,而在于献身真理。今天,马克斯·韦伯的学说有不少已遭质疑:雷蒙·阿隆评论其早年作品中带有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绪,“自由而任性”;施特劳斯认为韦伯主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与预定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对加尔文学说的极端误解;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的假设,纯属猜测、缺乏说服力。

　　相对较易为人们接受的是韦伯主张“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但是,视之为社会科学研究“金科玉律”的人,未必了解它的底细。韦伯主张价值中立,不在于相信“是”与“应该”之间的根本对立,而在于坚信关于“应该”,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

　　韦伯时代的欧洲思想界,处于马克思和尼采两位思想巨人的影响之下。康德的理性概念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价值立场和信念皆不过为阶级利益或权力意志之体现的主张。学术研究只能澄清价值冲突及其全部意涵,至于冲突的解决,只能留待非理性的决断或斗争。这一哲学立场——卢卡奇称作“理性的崩溃”——是韦伯学术思考的出发点。

　　不过,韦伯仍然认定,理性知识虽无助于获得或接近真理,却不能阻止人成就为真正的“人”的努力。因此,不再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研究的韦伯,依然被雅斯贝尔斯目为真正的现代“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