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汉字形成了统一的凝聚力。与此同时，汉字文化圈在经过灰暗期后，已经重新步入新的阶段，今天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基本上经济都不错，总的经济规模已经有与欧美一较高下的能力。

　　汉字是能够超越语言的不同而让彼此知晓共通意思的最佳沟通桥梁，尤其是有着相同家庭观念、相似风俗习惯的东亚地区。汉字发源于中国，却有着超越民族与国家的神奇能力，文字最终将中国与周边世界亲密联系起来。

　　日本 不变的汉字生活方式

　　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典籍，承载了他们发展的基础，如果抛弃汉字，日本的历史就会出现巨大空洞。

　　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华日本学研究协会副会长王敏透露，根据她在日本多年的研究、观察与走访来看，许多中国消失的东西，在日本都能找到，并且不是作为一种古迹，而是现代日本人实实在在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在日本，拥有世界唯一一座饺子的纪念碑。

　　除此之外，三足鸟（八咫鸟）的形象在日本深入人心。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足球协会的会标上就有三足鸟的形象。根据王敏的研究，日本人对于三足鸟的信仰是以中国的三足鸟信仰为原型。在汉代的画像石上，西王母的身边常常会伴有三足鸟。同时，对于中国的神话传说，日本还有祭祀神农的传统。“在大阪和东京，每年都会有祭祀神农的场面。特别是在大阪，神农信仰根深蒂固，大阪的‘神农祭’ 被指定为大阪市的无形文化财产（民俗活动）。”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对玄奘的祭祀。因为有玄奘的遗骨供奉于琦玉县的慈恩寺，慈恩寺直至现在每年玄奘的忌日和端午，都会举行玄奘祭。“每到端午时，日本的小朋友都穿上孙悟空的衣服，拿上金箍棒去祭奠玄奘，这种文化从小就耳濡目染地进入他们的心中。”王敏说。

　　“如果说东亚的文化底蕴与平台最初源于中国，而将其传播开来的媒介首推汉字，这是中华文明连接东亚与世界的最有效通道”，王敏说。不仅在中国，日韩都会拿汉字书法当做一种艺术装饰，且比中国人本身有过之无不及。“我在日本时发现有一家点心店铺，其品牌已经经营了数百年，它们所使用的点心包装纸上一直印着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敏说。

　　在日本，其教科书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本自身的古典文章，另一部分是中国的古典文章，这种情况“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有”。“每到开学时，街上出售最多的书籍就是《汉和辞典》。”王敏说，“在西方，可能每个家庭都要有一本《圣经》，但是在日本，每个家庭都会有不止一本《汉和辞典》。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典籍，承载了日本发展的基础，如果抛弃汉字，日本的历史就会出现巨大空洞。”

　　韩国 去汉字化的文化危机

　　在韩国《国语辞典》中，韩语词汇有70%是汉字词，尤其是概念、抽象名词和人文、社科学术用语。图书馆中95%的藏书汉韩并用，对于近乎“汉字文盲”的年轻人而言简直是天书。

　　韩国100年以前是一个仅限于使用汉字的国家。但在近半个世纪里，韩国一直存在“韩文专用”和“韩文、中文并用”的争执。造成现在韩国汉字水平下降的局面，甚至出现历史系学生去图书馆，连自己国家的古籍都看不懂的情况。据韩联社报道，根据1004名成年人的问卷调查，在“不懂汉字是否会感到生活不便”的选项中，有54%的韩国人选择“生活不便”。

　　在前几年，韩国政坛曾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当时健在的韩国历届总理21人中，除卧病在床的刘彰顺外，其余20人联名上书青瓦台韩国总统府。敦促在小学实施汉字教育。建议书称，“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专用韩文’的错误文字政策。今天我们陷入了比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还要危急的文化危机”。

　　东亚语言是单音节字，同音字多而容易产生歧义，不适合拼音文字。就像汉语拼音取代汉字容易产生混乱一样，仅以韩国的姓氏为例。郑和丁，姜和康，柳和俞，林和任等均同音。而比如韩国景福宫的正门光化门，如果单凭韩语发言，会有广华门、光华门等多种说法，这样就可能造成交流双方的误会。又比如士气、欺诈、瓷器、史记、社旗等在韩文中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懂汉字就很难提高词汇和韩语能力。去年，韩国KBS电视台在一档节目中询问路过的学生“知道靖国神社吗”。学生反问道：“靖国绅士？您是指绅士淑女的‘绅士’吗？”

　　事实上，这正是“去汉字化”让一些韩国知识分子忧心忡忡的原因。如果要阅读文学作品或学术文章，汉字还是一道绕不开的坎儿。在韩国《国语辞典》中，韩语词汇有70%是汉字词，尤其是概念、抽象名词和人文、社科学术用语。图书馆中95%的藏书汉韩并用，对于近乎“汉字文盲”的年轻人而言简直是天书。

　　尽管如此，与日本一样，汉字在韩国随处可见。路牌、广告牌、地铁站牌都以汉字标记。绝大部分韩国人都有汉字姓名，一般都是由爷爷或算命先生先取好汉字名，再对应以韩文。在韩国人的身份证上，也同时标记韩文名和汉字名。在日常生活中，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也愿意更多地使用“四字箴言”或“谚语”，这些来自中国成语的词，发音、含义都与中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因为这些原因，韩国公司招收员工，有汉语能力的往往能获得加分。韩国教育部近来也宣布，作为教育大纲修订的一环，韩国准备从2018年开始在小学3年级以上的教科书中并行使用汉字。

　　东南亚 学汉字沾光中国发展

　　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家长们都逐渐意识到如果子女没好好掌握两种语言文字，或对中国的文化和国情不甚了解，将错失很多机会。

　　对于越南人来说，从出生那天起，他们就与汉字打交道。越南的大街小巷、古迹建筑上保留着大量汉字，如今，随便走进任何一座寺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些书写飘逸的汉字对联。越南人结婚时会贴“喜喜”字，每逢春节也会张贴汉字对联。不懂汉字的老百姓通过拼音化的越南语也能“流畅”地运用汉语成语，比如“Aneulac-nghiep”是安居乐业、“Tamtongtodue”是三从四德。在现代越南语中。约有60%为借汉音，即读音与汉语相近，词义也与汉语相差无几，只是都被披上了一件罗马字母的外衣。

　　汉字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越南官方文字。到1945年，越南开始废除汉字，由于拉丁文字式的越南语是一种注音文字，极易普及，有利于扫盲。然而，这也导致了越南传统文化的断层危机。因为越南文化、历史与中国息息相关，过去的官方正式文件全部用汉字书写。摒弃汉字使越南的史学研究陷入困境。

　　被视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在2007年的一次公开活动中曾说，“在中国崛起的态势未明朗化之前，许多家长都埋怨子女花太多时间学习汉语，然而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家长们都逐渐意识到如果子女没好好掌握两种语文。或对中国的文化和国情不甚了解。将错失很多机会”。

　　现在，在新加坡的巴士、建筑物、报章、媒体上，人们常能看到鼓励讲华语的醒目广告：教育部门不断推出以“华语Cool！能用华语是福气！”、“讲华语，你肯吗？”等为口号的运动。

　　在马来西亚，也兴起了一股学汉字、讲华语的热潮。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非华裔人士将孩子送进华小，接受华文教育。今日在马来西亚的华小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年级的学生中，非华族学生比例可能超过了华族学生比例。

　　而在泰国，目前已经建了12所孔子学院，诗琳通公主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很多泰国图书馆、泰国人的家里都有中国文化典籍。泰国当地的居民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经常使用汉语。（陈欣 窦昊 高珮莙）

　　游日韩

　　熟记808个汉字就够了

　　今年4月，《中日韩共同常用八百汉字表》获得中日韩三国代表一致赞成通过。这些汉字都来源于中国的古汉语，只要认识汉字表上的808个共同常用汉字，中日韩三国的人们就能通过文字实现无障碍交流。据保守估计，掌握共用字表中的汉字后，街面上80%的汉字招牌、简单汉字说明都能看懂。拿着一本汉字表，观光旅游者在三国之间往来将更加便利。

　　《中日韩共用常见八百汉字表》分为总表和对照表，总表按繁体汉字形式列出，其中三国写法相同的汉字占大多数，有540个字左右；还包括有繁简差异的文字，达200多个汉字。

　　汉字表选定根据中国《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日本《常用汉字表》和韩国《教育用基础汉字》三种资料编制。所选汉字基本覆盖了三国汉字的高频区，符合“共同常用”的标准。808字中，属于《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常用字的有801字；属于日本“教育用字”的710字，属于韩国初中汉字的801字。可以想象的是，随着八百汉字表的进一步普及，将来三国年轻人能借助汉字表，在社交网站上用汉字“畅谈”。

　　笔谈

　　汉字文化圈的交流传统

　　汉字笔谈是汉字文化圈地域内不同母语的文人相互交流的方法之一。主要使用汉字以及文言文进行交流。古代的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琉球人虽然无法直接用语言沟通，但是用书面的方式来交流是不成问题的。在汉字文化圈，留下了不少笔谈的佳话。

　　晚清诗人外交家黄遵宪于光绪四年（1878年）随驻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担任公使馆参赞。出使日本期间，曾和旧高崎藩主大河内辉声有过多次笔谈。黄遵宪对《红楼梦》颇有研究，他向日本友人推荐道“《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其妙也。”

　　这些话激起了大河内辉声对《红楼梦》的极大兴趣。他从清朝公使何如璋手中借到此书，不仅通读完毕，还为其加训断句，请使馆人员为其加注准备出版。大河内辉声还将《红楼梦》和日本小说《源氏物语》作比较，写道“敝邦呼《源氏物语》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说荣国府、宁国府闺闱，我写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才女子紫式部者，于此一事而使曹氏惊悸。”

　　大河内辉声与黄遵宪的笔谈都收录在《黄遵宪为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笔话》一书中。据书中记载，两人笔谈时，彼此都用纸片，一问一答式，笔谈时如果有人出入，就用日文写下他们的动态。当然笔谈不限于他们二人。

　　巧的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在日本筹措革命经费时，由于语言不通，与友人宫崎滔天也是通过文字进行笔谈。2011年，《宫崎滔天家藏》出版，书中收入了宫崎滔天家族珍藏的全部39枚笔谈资料，其中包括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笔谈21枚，康有为弟子何树龄与宫崎滔天笔谈18枚，孙中山致宫崎滔天书信20件，宫崎滔天家族珍藏的历史照片若干幅以及其他相关书信等。通过“笔谈”，宫崎滔天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孙中山也与其探讨中国革命的战略。孙中山还曾手书“推心置腹”四字横幅赠给宫崎滔天，两人的友谊之深，真是“不言而喻”。另据记载，越南爱国先驱潘佩珠也曾两度与孙中山进行笔谈。

　　《印度支那物语》（日语：物語）的作者丸山静雄在越南采访时曾与当地越南人进行过笔谈，他在书中写道，“（二战）终战前越南还是法国殖民地的时候，我曾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员到过越南。我特意乘坐越式三轮车，行于胡同小巷之间，与越南民族独立运动家们见面。大多时候，靠翻译员的帮助，翻译员不在的时候则用文言文笔谈，效果很好，因此可以互通意义。现在中年以上的人大都识汉字，我也大体能用汉字交流。就汉字而言，与日本的汉字相比，虽然两个地域（日本和越南）完全不同但汉字基本没有变化，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一直生活在中国－越南－朝鲜－日本共同组成的汉字文化圈中。”

　　孔子学院：

　　最好最妙的文化出口品

　　2014年，是全球首家孔子学院诞辰10周年。

　　从2004年3个国家3所孔子学院起步，截至2014年8月，全球已有123个国家设立465所孔子学院和713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85万人。孔子学院快速发展，已然成为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被誉为“迄今为止中国出口的最好最妙的文化产品”。

　　尽管冠之以孔子之名，但孔子学院最大的功能并非宣扬孔子的儒家学说或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推广对外汉语教学。

　　2004年11月21日，世界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今称首尔）揭牌。全球首家孔子学院落户韩国并非偶然，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一员，朝鲜半岛历史上相当多时间使用的书写与阅读文字就是汉字。古时韩国举贤纳官，也普遍借鉴和采用中国的科举制度，儒家经典亦是当时通行的教材。儒家思想在韩国备受推崇，至今韩国每年都要举行两次祭孔仪式。

　　10年来，孔子学院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需求是它存在和发展的最大理由。前不久，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揭牌，拉美中心是继美国中心之后，孔子学院设立的第二个海外地区中心。孔子学院拉美中心位于圣托马斯大学，该校校长瓦特说：“在智利，学汉语的人仅次于英语。我们愿意协助孔院总部，让汉语在拉丁美洲生根发芽。”

　　孔子学院走出国门10年，已形成品牌效应。目前70多个国家400多个机构正在积极申办孔子学院。资料显示，在世界排名前200所大学中，已有88所成立孔子学院；很多大学将办孔子学院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孔子学院的辐射和带动下，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1亿，已有美、英、法、日、韩等43个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