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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宾结构的历时嬗变及形成动因
2019年12月02日 14:52 来源:《语言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张利蕊 姚双云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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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上古汉语中“V之N”格式可用为双宾结构,其中的名词N既可以是直接宾语,也可以是间接宾语。在“名词赋格”的作用下,催生了两种双宾句型:“V之N(直)”和“V之N(间)”。这种分化是在长期的历时使用中逐渐形成的,两种句式在古汉语中同时使用。但到了现代汉语时期,二者的使用频率和使用场合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造成双宾句在普通话和方言中的分野。由于普通话的强势影响,“V之N(直)”在实际语用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V之N(间)”的使用频率和使用场合渐趋式微。对此,我们尝试运用Hawkin(1983)的“重度等级”原则从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角度做出合理解释。研究表明,汉语双宾结构的历史演变及其主流用法的形成与Arnold&Wasow(2000)认知心理的实验结果吻合。

  关 键 词:双宾结构;V之N;名词赋格;重度等级;认知心理 

  作者简介:张利蕊,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对外汉语教学;姚双云,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汉语口语语法多层面多角度研究”(17JJD740007);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培育项目“自然会话中的立场表达研究”(CCNU17Z02003)。

 

  句式语法理论与类型学理论的兴起,使双宾问题再度成为语法学界的热点议题。关于汉语中的双宾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普通话或方言中的双宾句式做过广泛深入的探讨,成果颇丰(贝罗贝1986;Peyraube 1988;唐钰明1994;何洪峰1997;张伯江1999;汪国胜2000;刘丹青2001;张国宪2001;汪化云2005;朴珍玉2018等)。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关注:作为一类句法结构,双宾格式究竟发生了何种历史嬗变,造成其嬗变的动因和机制又有哪些呢?本文尝试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拟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并依托历史典籍,对上古以降至现代汉语双宾句的历史沿革进行细致考察,重点讨论“V之N”格式的历时变化过程,勾勒其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路径以及最终变化的必然趋势,并力图揭示这种嬗变过程中的语言机理和深层原因。

  历史上的双宾句实际上包括“V+N(间)+N(直)”与“V+N(直)+N(间)”两种格式,本文为了讨论问题的集中,主要讨论一类非常有特点的句式“V之N”,其中的N既可作为直接宾语,亦可用为间接宾语。因此“V之N”句实际上可以细分为“V之N(直)”和“V之N(间)”两种格式。而在上古汉语里这两类格式占全部双宾结构的一半以上(徐志林2013:30),可见,“V之N”在上古汉语中的重要性。因此,集中讨论这一特殊句式的演变可以管窥汉语双宾句的历时发展概貌。

  一、古汉语中的“V之N”

  自古迄今,汉语的双宾结构历经演变与发展变化颇大。据卢建(2014)的研究,其形成、演化与定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殷商—先秦的形成期;第二阶段: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转型期;第三阶段:宋—清的发展定型期。上古汉语中的“V之N”结构里,N可为直接宾语,也可为间接宾语,形成“V之N(直)”和“V之N(间)”共现格局。据徐志林(2013:30)的调查,上古汉语里这两类格式占全部双宾结构的52%以上。

  (一)“V之N(直)”格式。

  1)郑子阳即令官遗粟。(《庄子·让王第二十八》)

  2)或肆筵,或授几。(《诗·大雅·行苇》)

  3)齐人归其玉而予籴。(《国语》卷四)

  4)国家务夺侵凌,即语兼爱非攻。(《墨子》卷十三)

  上四例,均为“V之N(直)”格式。N多为表具体事物的名词,如例1)-例3)的“粟”“筵”“几”以及“籴”,偶见表抽象事物的名词,如例4)的“兼爱”,它们在句中分别作动词“遗”“肆”“授”“予”和“语”的宾语,充当句中的直接宾语。与此相对应,代词“之”在句中指称人,充当句中的间接宾语。

  (二)“V之N(间)”格式。

  5)问鲁鄙人。(《吕氏春秋》卷十七)

  6)越人饰美女八人,纳太宰嚭。(《国语》卷二十)

  7)言秦王,秦王令受。(《战国纵横家书》卷二十五)

  8)窃马而献子常。(《春秋左氏传·定公三年》)

  上四例,均为“V之N(间)”格式。N多用来指人,如例5)-例8)的“鲁鄙人”“太宰嚭”“秦王”以及“子常”等指人名词,它们分别充当动词“问”“纳”“言”“献”的间接宾语。相应地,代词“之”指代前文出现的事物或事情,作句中的直接宾语。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N的不确定性,上古汉语中双宾句式“V之N”实际上可分为“V之N(直)”和“V之N(间)”两种情形。“之”在句中究竟充任间接宾语还是直接宾语受到N所承担句法成分的制约,当N为直接宾语时,“之”为间接宾语;反之,当N为间接宾语时,“之”为直接宾语。可见,双宾结构“V之N”中N的性质会影响到整个句子的型式。在“名词赋格”的作用下(邢福义2008),可形成“V之N(直)”和“V之N(间)”两种特定的格局。

  上古之后,相沿袭用的两种形式的“V之N”其实反映了更早时期双宾句的使用概貌。据向熹(1993:130)的研究,甲骨卜辞中双宾语的位置不太固定,所以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的位置很灵活。到了周秦,其位置逐渐统一起来,通常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向熹对双宾位置的概括大体上是准确的。不过,周秦时期,间接宾语居后的现象不乏其例。如:

  9)仁杰犹置之不问,复授张柬之,俟其恶稔而后取。(《栾城后集》卷十)

  10)天下以为禹无圣人而传之,而后授其子孙也。(《栾城应诏集》卷一)

  11)以至于尧,尧举其天下而授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栾城应诏集》卷一)

  12)问之习庐山者,曰:“虽兹山胜,栖贤盖以一二数矣。(《栾城集》卷二十三)

  13)子贡以为不仁,问孔子。(《栾城后集》卷十一)

  14)乃感太一真君持《玄元内景气诀妙经》一篇授帝君。(《云笈七籤》卷八)

  15)此天以机便授陛下,愿速加经略,廓清吴楚。(《晋书·姚兴上》)

  两汉时期,“V+N(间)+N(直)”的双宾结构在数量与使用频率上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以《史记》和《论衡》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史记》中可以出现在“V+N(间)+N(直)”格式中的索取义动词由先秦典籍中的10个发展到18个,到东汉时期的《论衡》又发展到25个,增长了2.5倍(萧红1999)。与之相应,双宾句用例总数也由先秦时期的143个迅速发展到340个(刘宋川1998,2001),是“V+N(间)+N(直)”式双宾句中语义增长速度最快的。不同语义特点的动词带双宾语,其宾语位置的分布也会不一样。根据我们的调查,对大部分行为动词而言,双宾结构的使用以“V+N(间)+N(直)”为主,偶见少量“V+N(直)+N(间)”结构,但其数量远不及前者。只有少数动词在带两种类型的宾语时,数量相当。动词“委”带宾语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在一个大型古代汉语语料库中以“委之N”为检索对象,随机抽取了70个“委”带双宾的用例,两种格式的宾语数量如下:

  上表中,“委之(间)+N(直)”格式的双宾数量占总数的53%。而“委之(直)+N(间)”格式的双宾数量也达到了47%,接近总数的一半,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我们看其中的几例:

  16)处分之要,委群贤,皆当谨奉朝廷,动止闻启。(《宋书》卷六十九)

  17)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整所除官,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诸所连逮,应洗之源,委狱官,悉以法制从事。(《文选》卷四十)

  18)其王畿内及神州所统,可遣尚书与所在共详,畿外诸州,委刺史。(《宋书》卷六)

  “之”作为直接宾语的除了上述类型外,还可用介词“于”引进间接宾语,形成“V+直接宾语+于+间接宾语”格式。这类结构数量并不少。例如:

  19)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河南程氐遗书》卷十八)

  20)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于我。《晋书·刘元海》

  21)齐君戏而伤,问于齐侯,齐侯笑曰:“然,有之。”(《艺文类聚》卷十九)

  22)国人道之,闻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吕氏春秋》卷二十二)

  上例中,“夺”“授”“问”都是作双宾动词使用,“之”用作直接宾语,间接宾语通过介词“于”引出。动词“委”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带宾语。如:

  23)夫兵臣不知职之在人而任之于己,礼臣明知职之在己而委于人,皆所谓溺其职者也。(《谷山笔麈》卷十一)

  24)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于允。(《后汉书》卷六十六)

  25)军国之宜,委于卿,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因此,如果将这一类结构也看作是广义的“委之+N(间)”格式,那么第二种类型的比例还将增加。可见,对部分动词来说,直接宾语居前,间接宾语居后并非是少见的语法现象。

  上古汉语中的双宾格式“V之N(直)”和“V之N(间)”在长期的使用中发生了分化,一种格式沿用到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另一种格式保留到方言中。分化倾向如下:

  倾向1:V之N(直)→VN(间)N(直)[普通话]

  倾向2:V之N(间)→VN(直)N(间)[方言]

  根据徐志林(2013)的研究,“VN(直)N(间)”格式主要存在于南方方言。下文将做简要分析。

  二、上古“V之N”到现代汉语双宾结构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沿用了“VN(间)N(直)”格式,形成了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的稳定结构。例如:

  26)你瞧你的木屐都坏了,明天,我送你一双皮鞋。(欧阳山《苦斗》)

  27)她朋友给我一支烟,抽了两口,小姑娘也要抽。(王朔《浮出海面》)

  上两例中,间接宾语“你”与“我”均在直接宾语“一双皮鞋”和“一支烟”的前面,它们代表了现代汉语普通话双宾结构的主流用法。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为何“VN(直)N(间)”仅仅在方言中保留下来,而“VN(间)N(直)”却发展为普通话中的语法格式,并成为主流用法?

  我们认为,历史上两个近义句式在长期的使用中,最终某一格式淘汰另一格式而被相沿袭用,一定是有原因的。这里拟利用“重度等级”原则来做出合理的解释。“重度等级”(heaviness hierarchy)系Hawkin(1983)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语用原则,认为:人类语言倾向于把重的成分放在右边(即后面)。Hawkin这里所说的“重的成分”,“指相对于相邻成分而言长而复杂的单位”(刘丹青2001:390)。Arnold & Wasow(2000)通过心理语言学实验,从语言生成和理解的角度对重成分后置原则做了解释:重成分占用较多的短视记忆,放在后面可以减少短时记忆负担;重成分的生成也需要说话人更多的思考时间,放在后面减少了说话的思考负担。

  就本文所讨论的“V之N”结构而言,其中的“之”为复指成分,在句中属于已知信息,处在前宾位置。按照重度等级原则“之”应当居前,从信息传递的角度上看,它不如N重要。到现代汉语中,形成“给他一块钱”诸如此类的格式,位置不能相反。因为“之”是代词,在“动词+宾语1+宾语2”的双宾结构中,出现在“宾语1”位置上的以代词居多,这一特点在中古汉语与近代汉语中尤为显著。可见,双宾动词的语义特征对句法结构起了重要的作用(翁义明2017)。看几个例子:

  28)上宰鼎列,委母后之族;专断顾问,决之阿谄之徒。(《抱朴子·君道》)

  29)顾无所归,问乡之长者,得外大父刘公仪仲,徒步归之。(《独醒杂志》卷七)

  30)天下以为禹无圣人而传之,而后授其子孙也。(《栾城应诏集》卷一)

  31)什么叫钱谷刑名,一概委幕友官亲家丁书吏,不去过问,且图一个旗锣扇伞的豪华,酒肉牌摊的乐事。(《儿女英雄传》第一回)

  上述几例,代词“之”均指人,指代前文出现的人物,它们是单音节,成分简短,属于旧信息。而后面的直接宾语“母后之族”“乡之长者”“其子孙也”“幕友、官亲、家丁、书吏”均为多音节名词短语,成分复杂,属于句中的新信息,这样的信息配置符合先轻后重的原则。

  在我们调查的语料中,未见“V+之+单音节代词”的现象。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若后面的直接宾语为单音节名词,则可以通过添加虚词实现前轻后重的格局。最常见的语法手段是加介词“于”形成“V+之+于+单音节词”结构。虚词的介入使原句式的信息结构得以改变并形成新的双宾句式,这是“韵律促使下的句法运作”(董秀芳1998)。看几个例子:

  32)军国之宜,委于卿,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33)子能以燕敌齐,则寡人奉国而委于子矣。(《战国策》卷二十九)

  上两例中,两个的韵律结构分别是“委之|于卿”与“委之|于子”,节律上和谐自然。若说成“委之卿”与“委之子”,从韵律上来看就不合适了。

  到了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时期,人称代词“之、其、渠、汝、吾”逐渐被“你、我、他、她、它们、他们”等代替。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不断丰富使双宾结构形成一种稳定的格式“V+人称代词+N(间)”,其中的人称代词多为已知信息。慢慢地表已知信息的名词或名词短语也可以进入这一结构。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间接宾语的嬗变过程大体如下:

  之→代词→普通名词

  我们的这一推论得到了徐志林(2013:98)研究的证明,徐文的统计表明:现代汉语里间接宾语以单音节的人称代词为主,继续趋向简化。名词次之,名词性短语在间接宾语位置出现的频次大大降低①。徐文充分说明,代词作为已知信息比普通名词的使用频率高得多。可见,现代汉语中,“V+N(间)+N(直)”多为单音节的人称代词或形式简短的名词。因此,间接宾语居前,符合“重度等级”的语用原则,顺应了人类认知心理对信息的记忆特点。重成分后置倾向对汉语双宾语来说则几乎是一种刚性制约(刘丹青2001:390)。

  三、方言中的双宾结构

  双宾语的语序在方言中也比较灵活。如客家方言的双宾语中,直接宾语可以在间接宾语的前面,也可以在间接宾语的后面。如:

  方言中双宾语序的这种灵活性,是古汉语双宾语语序灵活性的继承或遗留(李作南、李仁孝1986:347)。

  方言中,双宾语语序较灵活,直接宾语位置可前可后,但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总体看来各方言中,以直接宾语前置,间接宾语后置的占优势。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笔者调查了《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黄伯荣1996),该书对23种方言的双宾语做了描写,其中21种方言间接宾语可后置,列举如下:

  36)给一个馍我。(河南罗山话) 37)给本书我。(河南新县话)

  38)我送几个鸡蛋他。(湖北西南官话) 39)我问一句话你唦。(湖北鄂东话)

  40)他把一本书把得我。(湖北武汉话) 41)送套茶具把你。(江苏淮阴话)

  42)拿块肥皂我。(宁夏固原话) 43)厂长要送点纪念品小王吧。(下江官话)

  44)我约一本书你。(吴语义乌话) 45)把点铜钿我。(江苏丹阳话)

  46)拨张纸头我。(上海话) 47)尔送本书佢。(浙江金华话)

  48)送支钢笔你用。(湖南长沙话) 49)回头得钱你。(湖南衡阳话)

  50)狭钱我。(湖南湘乡话) 51)送支笔她。(鄂南话)

  52)分本书分但。(广东梅县客话) 53)拿块钱我。(湖南汝城话)

  54)伊乞本书我。(广东海康话) 55)你送枝笔但。(广东广州话)

  56)我畀书其。(广东阳江话)

  根据《汉语方言语法类编》的说明,以上21种方言中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一)单一型:N(直)+N(间),即直接宾语在间接宾语前。如,河南罗山话、河南新县话、湖北西南官话、江苏丹阳话、衡阳话、鄂南话、梅县客话、汝城话、海康话;(二)混用型:N(直)+N(间)和N(间)+N(直),如,湖北鄂东话、武汉话、淮阴话、固原话、下江官话、吴语、上海话、金华话、长沙话、湘乡话、广州话、阳江话。有些方言中,间接宾语是否后置与双宾动词有关(如淮阴话、下江官话),间接宾语后置的一般是“给予”义动词;有的与间接宾语有关(如固原话)。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描写了23种方言的双宾语,其中有21种方言的双宾句式,其间接宾语可以后置,占总数的91.3%,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它说明V之N(间)在方言中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可见普通话和方言中,分别保留了上古汉语中的两种双宾格式“V之N(直)”和“V之N(间)”。

  本文讨论了汉语中“V之N”格式的历时变化过程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研究表明,上古汉语中“V之N”格式可用为双宾结构,其中的名词N既可为直接宾语,也可为间接宾语。在“名词赋格”的作用下,分化形成了两种常见的双宾格式:“V之N(直)”和“V之N(间)”。这种分化是在长期的历时使用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在上古与中古时期都有使用。但到了现代汉语时期,二者的使用频率和使用场合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分别在普通话和方言中沿用。由于普通话的强势影响,“V之N(直)”在实际语用中句占据绝对优势地位,“V之N(间)”的使用频率和使用场合则日趋弱化。对此,我们尝试用Hawkin(1983)的“重度等级”原则从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角度做出合理解释。“V之N”结构中的“之”为复指成分,在句中属于已知信息,处在前宾位置。按照重度等级原则,“之”应当居前,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它不如N重要。因为“之”是代词,在“动词+宾语1+宾语2”的双宾结构中,出现在“宾语1”位置上的以代词居多。到了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时期,人称代词“之、其、渠、汝、吾”逐渐被“你、我、他、她、它们、他们”等代替。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不断丰富使双宾结构形成一种稳定的格式“V+人称代词+N(直)”,其中的人称代词多为已知信息。慢慢地表已知信息的名词或名词短语也可以进入这一结构,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间接宾语的嬗变过程大体为:之→代词→所有名词。汉语双宾结构的这一演变机制符合先轻后重的信息安排原则,与Arnold & Wasow(2000)的实验结果也是吻合的。

  ①徐志林统计了《家》、《子夜》、《雷雨》、《京华烟云》、《四世同堂》、《白鹿原》、《十面埋伏》、王朔作品、王小波作品,其结论为:人称代词441次,名词89次,名词性短语29次。

  原文参考文献:

  [1]贝罗贝1986双宾结构从汉代至唐代的历史发展,《中国语文》第3期.

  [2]董秀芳1998述补带宾句式中的韵律制约,《语言研究》第1期.

  [3]何洪峰1997《金瓶梅》中的单动双宾结构,《古汉语研究》第3期.

  [4]黄伯荣主编1996《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

  [5]李作南、李仁孝编1986《古今汉语语法比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6]刘丹青2001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中国语文》第5期.

  [7]刘宋川1998先秦双宾语结构考察,见郭锡良主编《古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

  [8]刘宋川2001两汉时期的双宾语结构,《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

  [9]卢建2014现代汉语“动+间+直”双宾句句式语义的历史违迕与承继,《言语文化论集》(日)第1期.

  [10]朴珍玉2018“取类”双宾式宾语的数量特征,《汉语学报》第2期.

  [11]唐钰明1994古汉语“动+之+名”结构的变换分析,《中国语文》第3期.

  [12]汪国胜2000大冶方言的双宾句,《语言研究》第3期.

  [13]汪化云2005“句法向”对“语义价”的反作用——以黄冈方言双宾句为例,《语言研究》第3期.

  [14]翁义明2017基于动词语义特征分析的现代汉语动宾施受关系探究,《汉语学报》第4期.

  [15]向熹1993《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6]萧红1999也说中古双宾语结构的形式与发展,《古汉语研究》第1期.

  [17]邢福义2008说名词赋格,《语法问题追踪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8]徐志林2013《汉语双宾句式的历史发展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

  [19]张伯江1999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中国语文》第3期.

  [20]张国宪2001制约夺事成分句位实现的语义因素,《中国语文》第6期.

  [21]Arnold,Jennifer E.& Thomas,Wasow 2000 Heaviness vs.newness: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discourse status on constituent ordering.Language,76(1); 28-55.

  [22]Hawkins,John,A.1983 Word Order Universals.New York:Academ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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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利蕊 姚双云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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