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语文、语文教育成为一种文化隐喻的时候，它不仅更加美丽、更加生动，而且更加深刻、更加丰富，它犹如基因会进入学生的血脉，会帮助学生打开宇宙之门，以独有的方式联系整个世界，乃至会在实践中逐步构建起语文的文化哲学。  

　　每每谈起语文，第一个冒出来的词就是文化。语文与文化，永远自然地、亲密地联系在一起。 

　　语文与文化：血缘性的亲和呼应 

　　用文化来观照语文，让语文在文化中站立起来，是语文教育永恒的主题，又是一个永远有解、永远难解、永远要解的重大课题。这三个“永远”的基本意思是：语文应该坚定地走在文化之路上，不知道它准确的起点在哪里，更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抑或说不知道它有没有终点。正是这“永远”的状态让语文洋溢着无限的魅力，彰显着神秘而又美好的张力。也正因为如此，语文教育要让师生处在“永远”的状态中，在文化中站立起来，在文化中发展起来，长成好大一棵树，庇荫和滋长心智，安顿好心灵。

　　文化与语文的关系，可以作以下一些概括。

　　其一，语文是文化的存在，其本质属性是文化。语文以自己的语言文字映射着文化的特性，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具有凝炼性、教育性；语文是文化的载体，里里外外充溢着文化的味道；语文承担着传承、发展文化的重任，语文教育的过程就是传承、发展文化的过程。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语文是文化存在的家，文化是这一“家”的灵魂。文化与语文这种血缘性的关系，决定着它要与语文产生天然的、亲和的呼应，缺失这种呼应，甚或呼应很弱，都是语文教育的失职失责，语文、语文教育的生命必然枯萎。语文、语文教育正是在积极、多元的呼应中，生命旺盛起来、多彩起来。

　　其二，语文、语文教育传承、发展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意义建构。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建构，意义的建构意味着文化在不断发展和进步。毋庸置疑，语文、语文教育传承、发展文化的本质也当是一种意义的建构。但，何为意义？如何发现意义？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法国符号学家A·J·格雷马斯说：“谈论意义唯一合适的方式就是建构一种不表达任何意义的语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段客观化距离，可以用不带意义的话语来谈论有意义的话语。”我认为他的“意义”在于，一是要保持客观化的距离，进行客观的观察、审视与评价，不必带着意义去谈论意义；二是意义不应是被赋予的，而应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语文、语文教育应当着力于语言文字及内容的开发，让学生从中发现意义，创造精彩观念。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其三，意义的建构中，语文、语文教育必须进行反思。这是一个文化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时代，又是一个文化面临新挑战的时代。法国学者阿贝尔特·施韦泽在《文化哲学》中说，“文化正处于文化衰落的征兆之中”。对这一判断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是它的真正意思正如施韦泽所说，“世纪之交，有许多关于文化的论著问世，但它……不去对我们的精神生活状况作出诊断……没有人为我们的精神生活开出清单，也没有人以高贵的信念和真正进步的动能为基础去检验我们的精神生活。”显然，文化的衰落主要指没有对精神生活作出诊断和检验，是高贵的信念、真正进步的动能的衰落，是文化的衰落。于是我们必须反思文化，如果“不再反思文化，实际上也就离弃了文化”。由此我们自然想到，语文、语文教育应当反思的是，我们对师生的精神生活作出诊断了吗？高贵的信念、真正进步的动能在哪里？我们为师生的精神生活开出清单了吗？反思让语文、语文教育走向文化，走向意义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