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传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为《急就篇》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本文结合这些出土材料，探讨使用古文献新证、古史新证和名物新证等方法对《急就篇》的研究，并提出《急就篇》的新证研究所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 键 词：《急就篇》/新证/古文献新证/古史新证/名物新证

　　引言

　　在《说文解字》之前，先秦秦汉的字书如《史籀篇》、《爰历篇》、《博学篇》、《凡将篇》、《元尚篇》、《苍颉篇》、《急就篇》等，往往具有语文课本和常识读物的双重性质，《急就篇》是其中流传至今最为完整的一部。

　　今传《急就篇》（下文简称“今本”）共三十四章，全篇用韵语写成，其中第七、三十三、三十四章为后人附入。按照南宋学者王应麟的分类，其内容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其一，“姓氏名字”，罗列了汉代常见的132个姓名；其二，“服器百物”，举凡锦绣、饮食、衣物、用具、虫鱼、服饰、音乐、庖厨、人体、兵器、车舆、宫室、树木、六畜、飞鸟、野兽、疾病、药品等方面的内容，共列举了600多种名物；其三，“文学法理”，包括职官、制度、刑罚等内容。①《急就篇》内容之丰富，可以说是一部汉代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该书在编成之后迅速流传，风行一时，成为此后六百余年间的通行启蒙教材。

　　从东汉的曹寿以降，历代有很多学者对《急就篇》进行过校勘或注解。②可以说，这些校注本是清代以前《急就篇》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文字的校勘与音读的辨析；（2）词语的注解与名物的训释。这两者常常相互交织，无法截然分开。其中贡献较大的有颜师古的《急就篇注》、王应麟的《急就篇补注》和庄世骥的《急就章考异》（郑知同补订）等。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随着考古工作的长足发展，大量深埋地下的文字资料得以出土，与《急就篇》有关的就有居延汉简残本、敦煌汉简残本、东汉砖刻残本、东汉墓砖残字、魏刻古文残字、晋人书纸本、吐鲁番真书古注本、吐鲁番真书白文本等八种材料。此外，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战国秦汉文物为古代名物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图像，对于了解《急就篇》各种名物的形制、功能和源流等增添了直观而形象的证据。利用出土材料对传世典籍加以考订，对传统研究成果进行批判地继承，从而发掘前人未知的内容，这就是新证研究的旨趣所在。

　　“新证”一词，源于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大学的讲义《古史新证》。③其后，经过于省吾、陈直、饶宗颐等许多学者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探索，新证研究发展至今，按照对象的不同，可以分成三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古史新证、古文献新证和名物新证。④这三者的分别并不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只是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和成果的相对集中，才形成不同的分支。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新证研究的广阔前景，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成果十分丰富。应该说，得益于大量考古发现的新成果，新证研究方兴未艾，大有可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用出土材料对《急就篇》进行新证研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