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英文系的走廊深处,毕业生朱迪·阿彻开发了一个能预测纽约时报上畅销书的计算机模型。随后,她的研究成果为她带来了一份在苹果iBooks的工作。此外,这项成果对出版业也将起到革命性作用。在美国圣母大学,哲学学者邓恩·霍华德和计算机科学家合作,开发了人与计机器人互动的伦理代码,而这将影响到硅谷那些人对机器人的设计工作。

　　以上提到的两位学者都有着人文学科的学术背景,同时加入了其他领域的工作。但人文学科本身却正面临危机。公众对它的支持已经减少。主修人文类专业的学生逐年减少,在大学课表上,这些课程也在减少。缩紧的职业市场意味着更多人文学科博士必须在学术界之外寻找工作,而他们往往无法找到工作。

　　理论上说,我们的社会对人文是珍爱的——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发出了超过50亿美元的资金保障和促进文化研究,例如建立起数据库以追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活动以及死海古卷的保护和出版。即使如此,国会、联邦、州政府乃至私人对于人文学科的支持都在暴跌。如果算上通货膨胀,如今1.46亿美元的预算对于该组织来说,仅仅是1980年时它的一半支出。

　　在我看来,人文学科所遭遇问题的一部分事关形象,即人文研究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的影响问题。公众应该知道普利西卡·瓦尔德,杜克大学的一位英语教授,其解释蔓延疫情的叙事“改变了科学家对传染病的传播的看法”。人们也应该知道环境人文学教授乔妮·亚当森,其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应用使得沙漠城市成为了更可持续的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