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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文言和白话
2020年02月18日 10:17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蒋绍愚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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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不在于是脱离口语还是接近口语,而在于文言使用的是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白话使用的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是白话,但文言在今天仍然需要,白话还需要发展和提高。

  关 键 词:文言;白话;上古汉语;近代汉语;口语;书面语

  作者简介:蒋绍愚,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这是讨论了很久的问题。吕叔湘先生写过文章《文言和白话》,张中行先生写过书《文言和白话》。但是有些问题还是不太清楚,所以要写这篇《也谈文言和白话》。

  一、什么是白话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白话文”与“文言文”相对而言,其涵义是很明确的。但在历史上什么是“白话”?这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尚书》《诗经》《论语》都是白话,这样说对不对?

  这要从“白话”的界定说起。胡适认为“白话”有三个意思。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经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以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1928:13)

  这三个意思,主要是第一条,即“说得出,听得懂”。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是反映口语的作品。“说得出”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话的记录,而且记录时不加粉饰,所以明白晓畅,都能听得懂。这样的语言就是白话。这是“白话”的一种界定。

  根据这种界定,就有人认为《尚书》是白话。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字之始,白话而已。”上古帝王的“文告皆白话,而后人以为诘屈难解者,年代绵邈,文字不变而言语变也”(转引自徐时仪,2015:15)。

  钱玄同《尝试集序》:“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1999a:88-89)

  确实,《尚书》中很多文告,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如《盘庚》,是盘庚迁都时动员百姓的讲话,如果用的不是老百姓都能懂的口语,老百姓都听不懂,那还能起什么作用?

  有人认为《国风》是白话。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从《史记》《汉书》和汉乐府讲起的。但他在1922年三月廿四日拟定的《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有一条:“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之所以在《白话文学史》没有讲《诗经》,“是因为我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1928:14)。

  确实,《国风》是当时的民歌,记录的是当时的口语。

  也有人认为《论语》是白话。徐时仪《汉语白话史》:“《论语》和《世说新语》等,也不妨作为汉语史上的早期白话”,“《论语》……记载了当时的白话”。但书中又说:“先秦……出现了一大批雅言写的文献著作,如《左传》《论语》……雅言……也就是文言。”(2015:19、65、7)

  确实,《论语》反映的是口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各弟子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中很多条目都是孔子对学生说的话的记录,当然是反映口语的。

  如果《论语》是白话,那么,其他先秦诸子的著作呢?《墨子》《老子》《孟子》等可能“粉饰”的成分要多一点,因为要宣传自己的主张,要驳倒其他学派,总要在文辞上加以修饰。但总的看来,其语言和《论语》差别不大。那么是否也应该说是白话呢?

  如果《尚书》《国风》以及《论语》等先秦著作都是白话,到后来(大约是东汉)书面语脱离了口语而形成文言,然后从敦煌变文开始又用白话,那么,汉语书面语自古以来发展的历史就是“白话—文言—白话”。这样的看法自有其道理,但和通常的看法距离太远。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一些白话文的提倡者如裘廷梁、胡适、钱玄同等,主张《尚书》《国风》是白话,是为了说明最初是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不是鄙俗浅薄之文,在历史上,诸如《诗》《书》这样的经典都是白话文,“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陈独秀,1917/1922:90)。这是当时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需要。到了今天,我们不必再这样为白话文争地位。

  至于说反映口语的就是白话文,这样一种判定标准当然也有一定的理由,但它忽略了一点:同样是口语,殷周时的口语跟唐宋以来口语有很大的不同,反映这两种口语的书面语也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并不需要学者来论证判别,今天任何一个稍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直观地感到。如果因为《尚书》《国风》《论语》和《西游记》《红楼梦》都反映当时的口语,而把它们都称为“白话”,一定会使人大为惊讶:为什么“白话”作品的面貌这样不同!

  胡适把“说得出,听得懂”作为白话的标准,吕叔湘《文言和白话》(1944)也很重视“听得懂和听不懂”,认为“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较早的白话也许需要一点特殊的学习;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但他们划出来的文言和白话的界线很不一样。比如,胡适说《国风》是白话,吕叔湘说:“‘求我庶士,迨其吉兮。’……难道我们还能说这不是文言?”问题在于:“听得懂”是谁听得懂?胡适没有明说,但他指的是在《史记》《汉书》时代乃至《国风》时代,当时的人能听得懂就是白话。而吕叔湘明确地说,是现代人听得懂才是白话。实际上,他们两位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划出来的文言和白话界线也不一样。

  “当时人听得懂”和“现代人听得懂”这两个标准都不大容易掌握。“当时人听得懂”,我们当然无法让当时人站出来听话,只能通过各种办法来推论(比如《盘庚》是对当时百姓的告示,当时的百姓一定能听得懂)。“现代人听得懂”,第一是“现代人”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有很大差距,有些作品,有人能听懂,有人听不懂,究竟以什么人为准?大概是以现在的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为准吧。第二是“白话”的范围不仅仅是现代的作品,照吕叔湘的说法,也包括“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些“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有的和现代白话文差距还相当大,现在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未必能听懂;那么,这些还算不算白话文?

  吕叔湘曾选了12段文章,请他的朋友来判断:哪些是文言,哪些是白话。这些朋友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7)-(12)中,(7)唐张《朝野佥载》是文白夹杂,(10)宋李元弼《作邑自箴》是文言,其余(8)宋《景德传灯录》,(9)宋秦观《满园花》词,(11)宋《燕云奉使录》,(12)明刘仲璟《遇恩录》是白话。吕叔湘认为这样的判断“反映一般人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但吕叔湘也说:“和现代的口语合不合?那么连最近的(12)也有相当差异。”吕叔湘的朋友是文化修养较高的,如果请一位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比如大学低年级学生)来,把这12段文章念给他听,大概这后面6段也未必听得懂;让他自己看,可能也是一脸的茫然。可见,以“现代人听得懂”为标准来确定白话文也还有问题。

  吕叔湘的结论是:“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个结论是对的。但若要问“为什么”,就不能以“现代人听得懂”来回答,而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

  这要从汉语的历史发展说起。首先要回过来说文言文。

  二、什么是文言

  什么是文言文?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说法。

  张中行说:“文言和白话有分别,概括地说,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白话是参照当时口语而写成的文字。”他还说:“称为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只用于文的语言。”(1995:187、16)

  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1985)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会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这样定义文言,是把“脱离口语”作为文言的主要标准。按这种标准,就只有汉魏以后才有文言。那就把《论语》《史记》等接近口语的排除在文言之外了。

  但吕叔湘(1944)说:“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此外都是文言……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这里所说的“文言”不限于汉魏以后,其判断标准是文言的面貌不同于今天的语言。

  其实,张中行上述看法,是“概括地说”,在他的书中已经说到,“以脱离当时口语为标准”有很多困难。“文言,早期的,也许离口语很近,或相当近”。他举了《尚书·汤誓》和《论语·为政》中的两段文字,说:“如果我们以‘脱离当时的口语’为文言的定义,显然,我们只好说这两例是白话。但这就必须放弃我们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看法——说这是文言。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其结果就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有的文言并不脱离当时的口语。”(1995:3、9-10)

  他认为文言有一个发展过程。“文言在秦汉时期定形”(1995:102)。在定形以前也算文言,在定形以后路子不变。在6.1.1,6.1.2,6.1.3三个小节中,他分别讲述了这三个阶段的特点。

  “定形以前这类商周的文字是定形以前的事物,它可以算作文言,却与通用的文言有分别”(1995:104)。

  “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文献资料很多……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文言……这些著作是文言的标本”(1995:106-107)。

  “汉魏以后直到清末。这个阶段时间很长,但都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也就是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1995:107)。

  可见,他说的“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并不是对文言的完全的概括,而只适用于定形以后的文言。

  既然“脱离口语”不能作为判断文言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判断文言的标准呢?

  吕叔湘(1944)提出的问题是:“一般人分别文言和白话用的是什么标准?”文章说:“究竟文言是什么,白话是什么呢?大家都苦于心知其意而不容易下明确的界说。”作者举出12段文字,让朋友们判断哪些是文言,哪些是白话,回答相当一致,作者说,这“恰好反映一般人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我认为,要回答“什么是文言”的问题,应当采用“一般人”“心知其意”的这个标准,也不妨找一些人对一些作品做一个调查,来确定什么是文言。如果做一个调查,问大家:从《诗经》《论语》《史记》以及唐宋八大家、明清桐城派、直到《聊斋志异》,这些是不是文言?大家一定会不约而同地说:这些都是文言。现在中小学都读一些《论语》的选段,如果老师对学生说:“《论语》不是文言。”学生一定感到很奇怪。如果老师对学生说:“《论语》是白话。”学生会感到更奇怪。尽管说“《论语》不是文言”“《论语》是白话”都有一定的根据,但这和大家心目中的标准差得太远。

  那么,大家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并不在于是根据口语还是脱离口语。张中行说,文言和白话的区别,“最重要的当然是词汇语法系统,文言有自己的一套,白话另有自己的一套,其中相当多的部分,两者不能通用”(1995:199)。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三、判断文言的标准

  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变化。现在能看到的语言资料,最早的是甲骨文和金文。但甲骨文都是卜辞,金文都是刻在器物上的铭文,很难说是全面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传世文献中最早的是《尚书》《诗经》《周易》,大致能反映当时的语言面貌,但《尚书》中文告较多,《诗经》是诗歌的总集,《周易》更是一部卜筮之书,都是比较特殊的语体,是否能全面反映当时词汇语法系统也还难说。从总体看,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的词汇和语法跟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有较大不同。不同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的不同,还是由于殷代的语言和周代的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讨论,在这篇短文中不谈。至于那些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基本上是反映当时口语的,反映的程度有所不同,如吕叔湘所说,可能有的是“超语体”,但那也是在口语基础上加以修饰,是语体的差异,而不是由于语法发展演变而造成的不同。由于语法发展演变而造成的不同也是有的,如果比较《论语》和《韩非子》,可以找出因时代不同而产生差异的不止一两处,但这些差异不至于造成整个词汇语法系统的不同。

  在西汉,语言又有发展。《史记》作为一部史书,在叙述先秦的历史时不可能不参照先秦的史料,所以在《史记》中会有一些和《左传》《战国策》乃至《尚书》很相像的语句。但是,《史记》对这些史料中的一些句子作了改写,如《尚书·尧典》:“(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史记·五帝本纪》作:“(舜)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这说明西汉的语言和西周的语言已经有所不同。《史记》中还有不少是写汉代的事,有些句子把人物的情态和口气都如实写出来了,如《高祖本纪》:“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张丞相列传》:“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些肯定是用的口语。但从总体上看,《史记》的整个词汇语法系统和先秦的《论语》《左传》等相比没有大变,所以,当前的汉语史研究一般把先秦和西汉放在一起,作为汉语史的一个大阶段“上古汉语”。上面所说的《诗经》《论语》《左传》《韩非子》《史记》等,都是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

  到了东汉,语言进一步发展,词汇语法系统和先秦、西汉有较大不同,研究汉语史的把东汉看作另一个大阶段的开始:从东汉到隋唐,是“中古汉语”。但是,从东汉开始,书面语和口语逐渐拉开距离,尽管口语已经向前发展了,但书面语却仍然保持先秦和西汉的面貌,也就是说,仍然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其典型的代表是《汉书》。梅思(2013)把《史记》和《汉书》的语言做了比较:“《史记》大体上更加详尽明确,因此字句偶显冗余,这可以视为一般被看作口语语言的典型特征……《汉书》可以视为文言风格的真正起点,它自觉地重回到上古晚期即‘古典文献’的风格,这种风格特别受到赞誉;而《史记》则表现得贴近它那个时代的口语。”《汉书》以后的“正史”,尽管语言风格不完全一样,书中的一些片段反映当时口语的程度也有不同,但总的说来,都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不仅仅是史书,从东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人们使用的正规的书面语言都是这样的文字,当然这些文字都是文言文。

  所以,文言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先秦和西汉时期文献的语言,它们是反映口语的,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一类是东汉以后的书面语,它们是脱离口语的,继续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在是否反映口语这一点上,两类有差别;但在词汇语法系统上,两类一致。今天大家把这两类文献使用的语言都称为文言,正是着眼于它们在词汇语法系统上的一致性。而它们和当时口语的关系如何,主要是研究语言的人关心的问题,一般人是不容易判断的,所以,不必也不能以此为判断文言文的标准。

  四、判断白话的标准

  那么,什么是判断白话文的标准呢?我认为还是以词汇语法系统为标准。

  不过,这里碰到一个问题。正如张中行所说:“文言有相当严格的词汇句法系统”,而“白话比文言个性强,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面目”(1995:14、160)。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清楚:文言(特别是后代仿古的文言)都是模仿一个样板,所以其词汇句法大致相同(当然也有变化,只是变化不大)。白话是根据当时的口语来写,而口语随时代变化,不同时代的白话语言面貌就会不同。吕叔湘举的第(12)个段落是朱元璋讲话的记录,其语言面貌就和我们当前看到的白话有较大的不同,吕叔湘(1944)说:“这也难怪,五百多年了呢。”既然如此,我们还能不能以词汇语法为标准来判定白话文?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使用的标准不是具体的哪一个词,哪一个语法格式,而是词汇语法系统。再说得明确一点,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

  近代汉语是汉语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它上承中古汉语,下接现代汉语,一般认为是从晚唐五代到清代中期。近代汉语的时间跨度很长,其间的词汇语法也有很多变化,但其词汇语法系统是比较固定的。而且,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也很接近,用吕叔湘(1985)的话来说:“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所以,吕叔湘(1944)说:“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就是说,唐宋以来直到如今的语体文,虽然呈现出来的语言面貌有较大不同,但其词汇语法系统是同一个,这样的书面语就是白话文。

  那么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先从具体例子说起。吕叔湘(1944)举出的四段文章,人们一致认为是白话文,原因是什么,吕文没有说,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词汇语法现象,都是近代汉语有,而上古汉语(文言文)不可能有的。那四段文章是:

  (8)诸和尚子,饶你道有什么事,犹是头上著头,雪上加霜,棺木里枨眼灸,疮盘上著艾燋。遮个一场狼籍,不是小事。你合作么生各自觅取个托生处好。莫空游州猎县,只欲捉搦闲话。待老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里卜度;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举,更道遮个是公才语,遮个是从里道出,遮个是就事上道,遮个是体语。体你屋里老邪老娘!噇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将知你行脚驴年得个休歇么?更有一般底,才闻人说个休歇处,便向阴界里闭眉合眼,老鼠孔里作活计,黑山下坐,鬼趣里体当,便道得个入头路。梦见么?(《景德传灯录》卷一九,云门偃语录)

  (9)一向沈吟久,泪珠盈襟袖。我当初不合苦撋就。惯纵得软顽见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著脉子倒把人来僝僽?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众人口?待收了孛罗罢了从来斗。从今后,休道共我,梦见也不能得勾。(秦观《淮海词·满园花》)

  (11)粘罕云:“所言都好,但蔚、应州亦恐阿适走去彼处,候我家兵马到日来商量。所要系官财物,曾思量来,也系不是,便待除去。”粘罕、兀室云:“我皇帝从上京到了,必不与契丹讲和,昨来再过上京,把契丹墓坟、宫室、庙像一齐烧了,已教契丹断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目来和也?千万必不通和。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皇帝,不要似前番一般中间里断绝了。”……粘罕大喜云:“两家都如此则甚好。若要信道将来必不与契丹通和,待于回去底国书内写着。”(《三朝北盟汇编》卷四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12)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里,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我来这里时,浙东许多去处,只有你这几个老子。来到如今,也只有你这几个。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说呵,也只把你这几个老子来说。你每家里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吃的。你每如今也学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当,乡里取些和睦。你每老子在乡里,不曾用那小道儿捉弄人。他与人只是诚义,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么做?便死也得个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也干着了个死。(《诚意伯文集》卷一,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景《遇恩录》)

  人们为什么认为这四段文章是白话?我想,主要是看到下面这些词汇语法现象:

  (8)饶(尽管),遮个(这个),合(该),作么生(怎样),好(表祈使语气),莫(不要),抄了(V+了),噇却饭了(V却+O+了),……了也(事态助词),么(疑问语气词),一般底(N+底)。

  (9)不合(不该),见底心(V+底+N),行待(行将),甚(为何),捻著脉子(V着+O),把(处置标记),怎(怎么),收了,罢了(V+了)。

  (11)曾思量来(来,助词,表曾经),昨来(来,词缀,表时间),把(处置标记),烧了,断了(V了),通和底公事(底,结构助词),甚(什么),……断绝了(了,事态助词),若要(如果)。

  (12)每(相当于“们”),里(相当于“哩”),行(词尾),把(处置标记),穿的,吃的(的,结构助词),便(即使),死了(V+了)。

  这里只列举了一些常见的词汇语法现象,而没有列举一些较特殊的词语,如(8)中的“体当(体会)”,(9)中的“僝僽(折磨)”,这些词语,读这四段文章的人也未必懂得,但不妨碍他们断定这是白话。人们断定这四段文章是白话,主要是因为上面列举的那些常见的词汇语法现象,这些现象绝不可能出现在文言中,只能出现在唐宋以来的“语体文”中。其中有些在现代汉语中仍很常见,如“收了”“罢了”,“吃的”“穿的”,“把……”;有的和现代汉语有一定距离,如“你每”“通和底公事”,但如果知道“每”就是“们”,“底”就是“的”,那就很好懂了。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词汇语法现象都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现象。所以,可以说,如果一篇文章的词汇语法现象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现象,那么,这篇文章就是白话。

  大体上说,近代汉语的代词系统、语气词系统是和上古汉语截然不同的。在近代汉语的代词中,除了“我”和“谁”是从古到今不变的以外,其他的“你”“他”“这”“那”“什么”“怎么”以及“们”都是上古汉语中没有的(上古汉语中有“他”,但不是第三人称代词)。语气词“啊”“呀”“呢”“吗”也是上古汉语没有的。还有结构助词“的”(早先写作“底”),用在动词后面的“(V)得”,助词“(V)了”“(V)着”“(V)过”,表处置的“将”和“把”,都是上古汉语没有的。有这些成分的就一定是白话,不会是文言。

  反过来说,上古汉语有自己的词汇语法系统,是和近代汉语截然不同的。上古汉语的代词是“吾”“尔”“汝(女)”“若”“厥”“其”“之”“孰”“此”“兹”“斯”“彼”“何”“如何”,语气词是“也”“矣”“已”“焉”“乎”“耶(邪)”“与(欤)”“哉”,有“是之谓”“不吾知”等宾语前置的格式,这些在近代汉语的语体文(白话文)中基本上是不用的,除非是有意作为仿古的成分使用。

  同时,从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很多常用词产生了替换,如“目—眼睛”“口—嘴”“面—脸”“食—吃”“饮—喝”“视—看”“寐—睡”“坚—硬”“柔—软”“智—聪明”“愚—笨”等,这也是两个阶段词汇系统的差别。

  苏联语言学家雅洪托夫(1969/1986)从唐宋时期的9部文献中找了10多个上古汉语最常用的虚字和近代汉语最常用的虚字,并统计这些虚字在这些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他找出来上古汉语最常用的虚字:

  1.代词:其,之,此,何

  2.关系词:者,所

  3.名词性定语标志“之”和动词谓词标志“而”

  4.介词:以,于

  5.句尾语气词:也,矣

  6.其他:无,乃,则

  近代汉语最常用的虚字:

  1.代词:这

  2.名词性定语标志:底

  3.名词词尾:子,儿

  4.动词词尾:了,着,得

  5.其他:个(量词),里(后缀词),便,只

  在他选的文献中,韩愈《原道》、苏轼《赤壁赋》和唐人小说《李娃传》《莺莺传》只用上古汉语的虚字,是文言;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碾玉观音》绝大部分是近代汉语虚字,上古汉语虚字几乎没有,是白话。在敦煌变文《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中,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的近代汉语虚字,但上古汉语的“而,之,何,无,此,乃”用得很多,这是“人为地‘文言化’”。朱熹《小学》则是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混合。

  所以,文言和白话的根本区别是词汇语法系统的差别。依据上古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是文言,依据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是白话。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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