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累了深厚而丰富的艺术经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对象体系、范畴体系和感知方式，传达出特有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经验的独特性，非简单套用西方艺术理论所能阐释。如何认识中国艺术起源问题，梳理与构建“中国自身的艺术传统”，尚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中国艺术起源和早期演进应当如何研究和书写

　　中国艺术史研究和书写的现状即大部分都采取从美的艺术中寻找材料直接用剪刀进行剪拼，构成所谓的美术史、音乐史、文学史。该现状随之衍生出三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即现如今的艺术概念不等同于艺术起源时期的艺术概念；如若按照现在的艺术概念去书写艺术史，则中西方早前许多艺术不能称之为艺术；“泛艺术史”与“伪艺术史”的写作困境。

　　现如今对艺术的研究都是按照一个世界性共识的概念“美的艺术”，该概念由西方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形成，包括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文学七大门类，这个艺术概念并不同于艺术起源时期的艺术概念，如古希腊的艺术包括理发、制衣之艺与天文、几何、逻辑之艺。在中国，《周礼·地官·保氏》中的六艺则为礼、乐、射、御、书、数。若要按照当下的艺术概念去书写艺术史，则中西方古代许多艺术不能称之为艺术，如西方中世纪的机械七艺与自由七艺，机械七艺中有编织、装备、商贸、农业、狩猎、医学与演剧；自由七艺为语法、逻辑、修辞、算术、音乐、几何与天文七种自由艺术。从中可以看出，机械艺术中除了演剧与装备艺术中的建筑与绘画之外都不符合现在意义上的艺术概念，自由艺术中除了音乐之外也都不完全算是现代人眼中的艺术。同样，在张法教授所归纳的中国古代艺术体系（礼之艺、文之艺、术之艺、玩之艺、伎之艺、工之艺）中也有许多不能称之为艺术，如礼之艺（《周礼·地官·保氏》中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礼、射、御、数；文之艺（汉儒的诗、书、礼、易、乐、春秋）中的礼、易；术之艺（《正史》中的卜筮、医巫、音律、相术、技巧）中除了音律以外其余都不是现代艺术概念阐释下的艺术。现在大多数艺术史都是从考古上根据美的艺术寻找材料再书写，这样便会失去古代艺术的原貌以及古人真实的艺术观念，实际上是一种“伪艺术史”。而若按照古人的原样，根据礼之艺、文之艺、术之艺、玩之艺等去写，即“泛艺术史”的写作，又会有许多内容脱离现在的要求，因此“伪艺术史”和“泛艺术史”的两难困境便使得书写艺术史的难度加大。

　　不过，中国的泛艺术与古希腊、中世纪的泛艺术能够演变成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的“美的艺术”又有其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把握内在规律，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书写出既按照原样又符合现在要求的一个艺术史。而寻求演进规律，必然要先探究艺术起源的问题，张法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字蕴含着远古的内容，通过文字，我们可以窥探到古人的思维方式。那么讨论中国艺术的起源问题，就落在了甲骨文的埶字之上，由此方法即生发出了一套书写中国艺术史的逻辑：（1）甲骨文的埶如何变成先秦的藝？（2）远古时代的埶如何变成了《周礼》的六藝？（3）先秦以来的六藝如何展开为礼之藝、文之藝、术之藝、玩之藝、伎之藝、工之藝？（4）古代的文化六藝如何演进为现在的美的艺术。由于材料稀少，任务量大，故这里主要探讨的是第一个问题——甲骨文的埶如何变成先秦的藝？态度和方法上，艺术史的写作拒绝以偷懒的态度，从美的艺术中寻找材料，用剪刀剪拼出各门类艺术史，而是要将现在的美的艺术和最初甲骨文时代的艺术观念连接起来，从考古、文字、文献当中去寻找材料，用具体的材料充实逻辑、修正逻辑与重定逻辑，争取将起点和终点的连结线在逻辑和材料的统一中丰富起来。

　　二、埶：藝的最初字及其内容

　　藝的最初字为埶，甲骨文中，埶的右半边形态显示出一个人非常恭敬地拿着一个东西，并在进行操作，显现为“持”字，“持”与“特”“诗”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部位“寺”，在古代，寺人、瞽人与诗人基本上是一回事，诗人是能够用巫术的咒语说出真理的人；瞽人是盲人，由于眼部的缺失其余感官变得更加敏感，一般被认为是有特异功能的人，如古代的音乐家；寺人是为了拥有特异的功能而主动选择阉割的人，中国彩陶、北欧神灵以及印度雕塑中都存在有雌雄同体。埶表现为一个人操作一个东西，即埶的甲骨文形态的左偏旁指的是什么？著名的文字学家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唐兰、朱方圃、孙海波等将其解释为“火”，吴大澂、商承祚、高田忠周等人将其解释为“木”，在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与实际考古观念中的木与火是相互关联的。探讨二者谁是主流定要从历史上来判断。中国古人使用火，从目前考古研究来看，发现有距今180万年的山西芮城西侯度，距今75~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木的考古研究，如发明弓箭，发现有距今2.8万年的山西朔县峙裕村，玩火与玩木在仪式中出现是在距今10~5万年前，可见根据考古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古人使用火要早于使用木。现在按照《说文解字》的方法，埶就是种，但实际上，埶后来演发成为了两个字，其一为藝，《说文》：埶的核心是“种”。种，动词，即种植的动作，内蕴相关的技术；名词，一物的根本，一事的全貌。就其带有技术的操作动作来讲，埶即藝，埶（藝）用于名词，即这一类技术。其二，埶即勢。就对这一带有技术的操作的性质来讲，勢强调的是操作的动态，勢的动态不仅与具体的技术体系相连（如庖丁解牛）而且与宇宙本质相连（似运斤成风）。藝+勢=即生殖之种，一种中国型和世界整体观由之而生。

　　三、埶中所持为“火”及其内蕴的历史关联

　　中国远古三套演进宇宙观主流依次为：大火星中心、太阳中心、北极—极星—北斗中心。古籍中，《韩非子·五蠱》：“上古之世……圣人钻燧取火”，《尸子》：“燧人上观辰心，下察五木，以为火也。”《路史》：“昔者燧人氏作，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钻燧、别五木以改火。”其中“辰心”指的是大火星。赵永恒在《燧人氏“察辰心而出火”的可能年代》中推算出大火星在季春晨出或昏出，季秋晨没或昏没的时间有4.24万年、2.75万年、1.5~1.2万年，公元前1816年—公元486年等周期，天上大火星的运行状态是（无火）火见，运火，流火，火伏（无火），地上的状态是（禁火）出火，行火（坟烛—庭燎），改火，内火（无火）。《周礼·天官》郑玄注：仲春禁火（熄灭旧火，一年结束，以后的寒食节）；季春出火（新钻燧出新火，为一年之用）；秋季内火（野外火种收回，火种屋内保管），可见，天上大火星的出现—运行—隐没意味着地上渔猎农耕的开始与结束，而整个人类的活动都是与大火星的运行紧密相关的。在埶、勢、蓺、藝的演进中，中国远古也在演进着具有主次之分的三套宇宙观 ，而这四个不同的字也代表着四个时期不同的艺术观念，可见，埶的演进与宇宙观的演进密切相关。

　　燧人氏可以成为三皇之首，也因其具备了天文学的知识。极星中心之后的三皇重构在古籍中发现有六种；（1）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另《礼·含文嘉》、《春秋命历序》将燧人居中）；（2）伏羲、女娲、神农（《春秋纬·运斗枢》）；（3)伏羲、祝融、神农（《礼·号谥记》，此外《孝经钩命决》引《礼》祝融居末）；（4）伏羲、神农、共工（《白虎通》、《资治通鉴外纪》）；（5) 伏羲、神农、黄帝（古文尚书·序）；（6）黄帝、少昊、颛顼（《汉书·王莽传》）。五帝重构在古籍中发现也有六种：（1)庖牺（伏羲、宓戯）、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赵策》《易·系辞下》）；（2)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五帝德》、《吕氏春秋》、《史记·五帝本纪》）；（3)太皡、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4）少昊、颛顼、喾、尧、翼（《世经》）；（5)喾、尧、舜、禹、汤（《汉书·王莽传》）；（6)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资治通鉴外纪》、《路史·发挥》。炎帝仅1次，加上祝融（现代学人如蒙文通、吕思勉、傅斯年都认为祝融诸族就是炎帝氏族，二者一回事）共2次，少昊4次，1次在三皇中，3次在五帝中，少昊也是纵跨三皇五帝。炎帝虽然只有一次，但炎帝后来与神農氏合一，神農在三皇中有5次。根据文献（田兆元 明亮：《论炎帝称号的诸种模式与两汉文化逻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所梳理的大火星时代的古史显示，炎帝作为三皇时代的一个主要符号，代表了燧人氏、烈山氏、蚩尤氏等称号，与大火星时代相关联。

　　《山海经·海内经》的炎帝世系（不同于《帝王世纪》及承此而写的炎帝世系）是以女性为主、天人互动、打击乐舞、对话太阳与太阳年的世系。总之可以看出三皇时代的各氏各帝都可以总归到炎帝这一符号下，且都与大火星时代相关联。当从后往前看时，燧人氏到炎帝的称号变化与“辰”（大火星）相关，突出了天文演进；女娲与伏羲则离不开“离”（《易经》中代表火）卦，突出了思想的演进；炎帝神农离不开農（与辰相关），突出了生产的演进；大昊伏羲离不开“光”（明），突出了东西的融合。可见，炎黄之“炎”就代表了最初的大火星时代中国史前的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这在《山海经》中五行之色中也可以看出来，《山海经》中出现最多的色彩是赤与白（李牧：《论〈山海经〉的色彩系统》，《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赤的主导地位透出了炎帝的主导地位，白的数量多数透出了大火星的光的主导地位。后来大火星被太阳中心替代后，所有体系都显示出了新的意识形态。

　　四、以火为核心的大火星时代之艺（技艺体系）

　　伴随着大火星的运行，即火见（季春）、运火、火中（中夏）、流火、火伏（季秋），人类活动相应出现出火（焚火农耕）、行火（灶火饮食、冶火陶器、燎火祭祀）、改火（节令改火）、内火（保存火种）。自此便形成了以火为核心的大火星时代的技艺体系：火技艺、农业技艺、饮食技艺、制陶技艺、祭祀技艺，艺术也就在大火星的运行主导下产生出来。

　　文献中有一些可以体现大火星时代之艺的体系，有关燎火祭祀的记载如《周礼·大宗伯》所讲的三种与祭天相关的重要仪式，祀昊天上帝的“禋（yīn)祀”；祀日、月、星、辰的“实柴”；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的“槱yǒu祀”。有关改火的记载见《周礼·夏官·司燿》注疏，其中有引《鄴子》《论语阳货》《周书月令》等进行解说《鄹zōu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zuò楢yóu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通过大火星时代的基本体系，中国古人的一些核心思想观念也可以体现出来，如道。道在甲骨文中表现为一个天神在天道中行走，后来变成人在道路上走，实际上最初的天道即天行，是根据大火星的运行为根据来思考的，一开始的中国的形上之道也是通过运行之道来体现大火星的运行。大火星的出现与隐藏也形成了虚实相生的宇宙，由于大火星在地平线上的出现和消失只是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还有很多时间其是不存在的，故其存在为“有”，不存在即为“无”，这也就使得一种虚实相生的宇宙观的生成。大火星主要是以光为核心的时代，大火星光以赤为中心，两边是白与黄，甲骨文中的“光”字似大火星在上，巫王在下之形。而在古代，文即美即艺，即人之美和人之艺，文、美、艺以气为主，在大火星时代则应是文-美-艺以光为主，影响到后世的文字有光、煌、天、昊、美、中，在卦中便显现为离卦（离卦：日月丽乎天，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离者，丽也。由于中国的美学观念的核心是对偶，故丽也是由火现-运火与流火-火伏的对称形成的，同时大火星的离开和复现也形成了中国的美学之悲——离。

　　五、大火星转型后的观念重组

　　由于天文岁差的原因，大火星每72年左右在星空背景下有1°的偏斜，也就是说，它初昏东升的时间每70多年要推迟1天，从而到七八百年后，再以之进行历法确定和作为农时标准就会产生问题，随之使“四時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都产生了问题，由“天地人神类物”（《国语·周语下》）构成的知识体系也会出现问题。当天文现象和地上活动不能完全重合时，观念就需发现转变。大火星有四种称呼：灵星、火星、农星、龙星，而当大火星失去效用时，按照太阳观测的方法，就把东方七星变成了龙，大火星就成为了其中的一个星宿——心宿。随着宇宙结构的大火星中心被太阳中心取代，执火的埶就转为了执木的埶，当以太阳为中心时，就变成了槷，以北极-极星-北斗为中心时，变为蓺，先秦理性化时期，变为藝，由此，持火的系统之艺演变为持规和持矩之艺。综上所述，张法教授总结：埶最初的内容是持火，艺术观念与大火星时代大火星的运行有密切关联。（相关文献有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庞朴：《火历续探》，《中国文化》第1辑1984年3月；庞朴：《火历三探》，《文史哲》1984年第1期）。

　　当下，通过西方的艺术概念来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张法教授关于中国艺术起源的研究方法令人深受启发，对于艺术起源的逻辑推演也适用于探讨庄子所言之物的根据。比如，“埶”从文字上，包括实体动作和虚体功能。实体动作是一种优美且非常实用的要完成的动作，虚体功能是一种“势”，还有“种”是种植的动作，与世界的本质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庖丁解牛”还是“运斤成风”，都是要达到了一种在操作过程当中，与“道”的统一，与宇宙本质的统一。

　　张法教授早在《中国美学史》一书中就构想了中国早期艺术和美的起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深化、探索，这种不断进取与探索的研究精神值得后学之辈学习。

　　张法教授研究的虽是冷门绝学领域，却研究得颇为细致。首先，关于“艺”的起源演进与远古宇宙中心变化相关联的观点十分有启发性；从文字学、历史学、天文学等新方法论切入，探讨中国艺术的起源有创造性。其次，据此可将中国古代早期艺术归纳出三个特点：一是中国早期的艺与宇宙观念相关联，二是艺与祭祀紧密相关；三是艺与操作经验相关联。最后，现代艺术体系与中国古代艺术之间如何协调是很重要的问题，故对于讨论艺术起源的方法论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即探讨中国古代“艺”的起源是如何对当下的艺术观念产生影响的。现代艺术观念的艺术是由Fine art翻译而来的，如若不用“艺术”一词，而换成其他词来翻译，又该如何理解现代艺术观念与古代艺术的关联？

　　构建中国特色艺术体系，面临观念的呈现和艺术史的书写等问题。围绕张法教授分享的内容，提出以下问题：第一，如果从大火星的体系中跳脱出来，采用其他的体系参与讨论，那么这个其他体系与大火星有什么区别、联系，谁更占主导地位？第二，深入到中国艺术的理论观念和问题当中，探讨艺术之为艺术的本源的模式应该如何建构，艺术史的书写应该以何种模式，其特色体现在何处，而这样的理论研究对于我们现代的传承与发展，对于现实化的人生生存又具有怎样的意义？第三，在神话传说中，有许多关涉中国艺术与美学的领域，夏启偷取天帝之乐带回人间，夏启为什么要偷天帝的音乐，天帝的音乐又是一种怎样的音乐，它和宇宙的模式又有什么样的关联？人类早期的图腾与岩画，和整个宇宙模式的内在关联，以及对于中国艺术的建构和推动是怎样的？魏晋时期书画中的鸟，是否和先前的人类早期对鸟的崇拜也存在关联？第四，关于“埶”字所执之物的讨论，如果所执的是树苗、庄稼苗，或是草类植物，那么“埶”与生命又有什么关系？“埶”的象形所显示出人的体态与行为，似跪在大地之上，是否也是一种与天地关系的思考？“生”字，象形显示下边一横代表大地，上面是一株小苗，这其中又存在何种内在关联？

　　虽然今天艺术概念的变形，已经让我们与古代艺术的概念难以直接对接，但在转变的过程中始终会有一个内在的连续性与内在的发展规律。比如，西方艺术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的兴起而蓬勃发展起来的。所谓的工匠意义上的艺术家们，很多开始掌握数学或应用数学的技能，运用一种量化思维的方式来表现外在的形式，如透视学、光学的内容被大量用于艺术创作。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们实现了一种知识的超越，不在一种纯粹的、不确定的层面去理解、解释与认识艺术，而是在知识的层面上去阐释艺术，这就带来了社会整体层面对艺术知识给予的认可，包括社会层面的赞助制以及美第奇家族对艺术的支持等等，因此该时期的艺术呈现为一种综合力量汇集起来的团队协作的结果。经过十七、十八世纪的美学家或者艺术理论家不断的理论加持，最终进入到十九世纪的现代艺术。当下要做的是需要具体深入到每个细节、每个环节去解开艺术历史之谜。中国古代艺术如何实现现代转型，这种现代转型是一种断裂式的、还是一种延续式的，不仅是我们后续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目前研究古代艺术学科体系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张法教授重塑了关于艺术起源的认知，也勾勒出“艺”作为一个潜在的可能性，如何包含在一个更广阔的宇宙图景当中。艺术源头对于整个学科体系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关于艺术起源的认知，深受西方美的艺术——“技艺”观念的影响，西方的art一词本来是古拉丁文，本意是技能或技艺，是一种非常本源性的联系。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中就携有经验的意味，技术与技艺在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柏拉图把手工艺性质的绘画看成是非常低下的东西，因此诗人和画家会被驱逐出理想国。在中国早期，如理解“埶”字时，涉及耕种与农艺，其实也是一种技艺。古代“六艺”也是六种学识、六种知识体系，或者是六种技术。与西方不同，中国现在的艺术院校，中小学的美育主要内容依然是技艺的训练。如果“埶”字的演进是从大火星文明的图景中生发出来的，那么中国的艺术是否在本源上就与宇宙存在联系，中国的艺术观念与西方的艺术观念是否在源头处就处于不同的视角。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主办的系列论坛——“艺术学理论前沿论坛”第一期，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