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3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一年以来，湖北、重庆、江苏等沿线省份对保护长江文物与文化遗产、推动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湖北完成了长江文物资源的调查工作，重庆启动了长江三峡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江苏对省内长江文化基底做出了调查，谋划江苏段“一主八支四片”的总体建设布局。然而，长江文化公园建设涉及的西南省份较多，特别是云南、四川、青海、西藏、贵州等长江上游省区，长江干支流较多，自然与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仍有待抓紧机遇，做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据此，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首席专家刘礼堂教授提出可利用丰富的茶文化线路遗产丰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建设，将西南茶马古道纳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可进一步丰富长江文化的内涵，又能弘扬与保护好茶文化，向世界讲好长江文明的魅力。

　　长江流域的茶文化历经千年经久不衰 

　　2022年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强调“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共打包申遗44项茶技艺与茶俗，其中大部分都存在于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是中国茶叶主要的生产区域与流通区域，绿茶、红茶、黄茶、乌龙茶、黑茶、白茶都是长江流域茶技艺的代表。庙会赶山场、径山茶会、婚庆茶俗等是长江流域茶俗的典型代表。

　　从茶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早在汉代，长江流域首先形成制茶、饮茶习俗。西汉蜀郡人王褒《僮约》载“武阳买荼”，荼即茶，武阳就在四川。东汉《桐君录》则记载了长江中游地区的西阳（湖北黄冈）、武昌、庐江（安徽舒城）、晋陵（湖北荆门）、巴东（湖北宜昌与恩施）皆出好茗，清季学人多将饮茶之风上推至汉代。唐代，湖北天门人陆羽编写《茶经》总结长江流域所产不同的茶叶类型、一整套的饮茶仪式与茶学哲理，标志着中国茶文化正式成熟。

　　茶文化不仅是制茶技艺，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理念的体现。“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提名词评价：“成熟发达的传统制茶技艺及其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传达着茶和天下、包容并蓄的理念。中国人通过制茶、泡茶、品茶，培养了平和包容的心态、形成了含蓄内敛的品格，提升了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茶的饮用与分享是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以茶待客、长者为先等与茶相关的礼俗彰显着中国人谦、和、礼、敬的人文精神。”无论是汉族的绿茶还是藏族与蒙古族的酥油茶或是傣族的竹筒茶，中国不同少数民族对于茶这一温和、芬芳的饮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饮用方法，但贯穿的理念则是平和谦恭的待客待人之道。

　　中国历史上，吐蕃烹茶款待大唐使臣曾传为佳话。《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中晚唐时期，唐与回鹘开始了国家管理的茶马互市。唐宋与西域吐蕃、回鹘、契丹的茶马贸易既是商贸活动，也是国家政治和平的维系纽带。在茶马互市的利好之下，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得以结成“舅甥之好”，共同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定，并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西域的交流。

　　明代，朱元璋则将进一步发展成“以茶驭番”政策，设立茶马司、确立金牌信符制，藏区土司定期朝贡，明廷回赐以茶。明成祖以后，明廷以“务宜远人”的态度，对朝觐的贡使与番僧尽量回赐足够多的茶叶。晚明万历时期，巡茶御史看得西北一带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旺盛，又增设甘州、庄浪、岷州茶马司，并将青海地区的一些生番也纳入到茶马贸易对象中，并不断革除茶马贸易中的弊端，籍茶马互市实现边疆治理。清雍正时期，为了尽量满足周边少数民族对茶叶日益增长的需求，开云南茶市定茶法之例，又实行预颁引制，根据少数民族对茶叶的市场需求扩大引由数量，促进了边疆商业的发展。茶的传播与饮用使长江流域与周边的各个民族在近一千多年间交流融合、和平发展，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体系。茶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基因。

　　茶文化在影响周边各少数民族时，也随着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不断影响域外。唐代以降，茶文化从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传至日本、朝鲜、东南亚、中亚、阿拉伯、欧洲。唐代，茶文化已随禅宗传至日本，催生了日本的禅茶文化。明清之际，茶又随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欧洲，茶叶成为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远万里来华购买的主要商品。晚清时期，长江流域产出的上万担砖茶集结湖北汉口茶市，由晋商北上蒙古草原，贩于俄国商人和蒙古王公贵族，再由俄国商队经由西伯利亚运往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形成著名的欧亚万里茶道。

　　长江流域的茶文化历经千年，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经久不衰，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茶是传播长江文化的重要载体，茶文化是长江文化的优秀代表。

《伦敦新闻画报》1899年刊载东方茶港——长江汉口 作者供图

　　密布的支流水网为茶叶运输提供便捷交通 

　　长江流域有着丰富的茶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交相辉映。其中，茶马古道、万里茶道、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串联起茶文化的代表性文化线路，集中反映了茶叶从茶源地的生产、采制到茶叶传播、贸易以及最终的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包含了茶叶的采制文化、加工文化、贸易文化、运输文化以及消费文化。这些线路的茶源地或部分运输路段都位于长江的干支流及沿线腹地山区。

　　丝绸之路的茶叶虽自西安出发，但主要产自长江支流汉水腹地的秦巴山区。自唐代始，汉中产区的茶源源不断供应西北少数民族。晚明时期，汉中的茶已经不足以供应日益增长的需求，湖南安化的茶成为了主要来源，经汉水运至陕西泾阳加工再转运西北。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茶叶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流域的山区，以安徽祁门的祁红最富盛名。广州体制时期（清乾隆年间），祁红主要通过鄱阳湖与长江运至南昌再走大庾岭到广东，经海上丝绸之路运往英国、荷兰，一时风靡英伦。近代五口通商后，徽州茶商将祁红通过安徽的山区运往新安江，再通过长江水道至上海，上海成为了祁红出口的主要口岸，见证了祁红市场走向辉煌。

　　明清近代，中俄万里茶道则孕育出了长江中游最大的茶业加工与运输口岸汉口。汉口茶市集结了整个长江中下游产区的茶叶，有湖北羊楼洞的砖茶、湖南安化的千两茶、福建武夷山区的正山小种、安徽的祁红……品种繁多，既供外销又应内需。茶叶从汉口逆汉水而上至南阳社旗转陆路经山西、张家口到达库伦、恰克图，远销蒙古、俄罗斯与中亚各国。19世纪末，随着船运和铁路的发展，茶叶经汉口由长江至上海走海路出口，由海参崴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至圣彼得堡。茶叶为汉口江汉关最重要的关税来源之一。

　　茶马古道的路线最为复杂，几乎纵贯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的腹地河谷。唐宋以降，陕西汉中地区与四川地区的茶成为了茶马贸易的主要来源，四川地区的茶叶产地范围最广，包括雅安、保宁、重庆以及现属湖北恩施的部分茶区，茶叶利用长江干支流水网在四川山区运输，降低了运输成本。自宋代开始，四川的巴茶就经蜀道进入汉中，再由西安凤翔等地入甘肃西北等地。明代，川西的少数族群聚集，茶叶的需求十分旺盛，或从雅安经大相岭运至大渡河流域，明永乐以后，从天全出发经二郎山运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被开发，大渡河流域沿线的土司日渐繁盛。清康熙时期开始修建泸定桥，1706年正式投入使用。大相岭的大路官道与后来开辟的翻越二郎山的小路商道均汇聚于泸定桥两岸，打箭炉遂发展成为川藏线上最繁华的城市，将其称为“炉城”。

　　晚清近代，云南的茶马古道繁荣发展，长江上游金沙江河谷成为了滇藏茶马古道的主要通道。明清近代，滇藏茶叶主要产自云南西南部，勐海、普洱、临沧、凤庆、大理下关等地，大多经由大理的剑川、鹤庆到达丽江的金沙江河谷，再经丽江通过著名的三江并流区与虎跳峡到达香格里拉，旧称中甸。金沙江所在的三江并流区以及著名的虎跳峡金沙江河谷是茶叶通往藏区的核心地带，也是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通道。除了茶叶，丝、盐、铜、铁等众多物资，都在金沙江沿线的集市与村落中交换，马帮翻越高山深谷，通过溜索、铁索桥等渡过长江，形成了独特的马锅头文化。

　　从茶文化线路来看，这些线路与长江干支流高度重合。长江流域的季风气候与丘陵山地为茶叶生长提供了独特的条件，密布的支流水网为茶叶运输提供了便捷的交通。长江流域共享茶文化，又形成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和而不同，兼容并蓄，丰富了长江文化的物质与精神内涵。

金沙江虎跳峡茶马古道二十四拐 作者供图

　　将西南茶马古道融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意义重大 

　　2022年1月3日，长江文化公园建设规划共列入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江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13个省区市，这13个省市区均有丰富的茶文化遗产，将茶文化元素、茶文化线路融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对弘扬长江文化和保护茶文化遗产有着双重意义。其中，西南茶马古道最具代表性，将其纳入长江文化公园建设对沿线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首先，西南茶马古道的概念已流行二十多年，长期作为文化线路在中国与世界范围内被推广。然而，茶马古道路线庞杂繁复，常常涉及跨区、跨省的协调，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仍有诸多困难。茶马古道由于多沿河谷走向或翻越分水岭，金沙江、大渡河等河道以及大相岭等山川恰好是川滇藏各行政区划的自然分界线，江上桥梁、深山古道也同时跨两区、两省，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涉及跨省区的协调。例如，位于丽江市与迪庆香格里拉分界处的长江第一湾，湾窄水浅，是茶马古道渡河点，又是红军长征北上的渡河点，兼具自然景观与人文价值，如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方式进行建设，则可同时保护两岸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村落，增加景观知名度。位于丽江市与永胜市分界处的金龙桥，也是极具开发价值的长江文化公园地，金龙桥是金沙江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桥梁之一，又被称为“金沙江上第一桥”，始建于光绪二年（1876年），现存铁索木板桥为1934年重修，丽江段桥头仍存民国二十七年立《重修梓里金龙桥碑记》，当地居住的老人仍可回忆起赶马帮的历史，金龙桥是永胜至丽江古城茶马古道的一个中点。金龙桥下江水清澈，冬春枯水季时呈现出美丽的蓝绿色。现今，金龙桥已被纳入长江环境整治的范围内，河道禁止通行机械船只，禁止打渔，桥面及引桥的核心区内，不能通行大型车辆，金沙江的自然生态与历史遗迹得以双重保护。2021年12月，梓里村开通与丽江的高速，结束了不通公路的历史，金沙江核心段的美景仍然有待下一步旅游开发，长江文化公园建设规划的出台为此提供了重要机会。

金沙江上第一桥——云南省丽江市梓里乡金龙桥 作者供图

长江第一湾 作者供图

　　其次，茶马古道规划与保护过程中，涉及的具体部门较多，如文物部门、林草部门、农牧部门、水务部门、交通部门、环保部门等，沿线的道路、水利、农牧业、村落发展问题交错复杂，需要更高级别的保护框架权衡利益，统一谋划发展。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文化线路宪章》中对于文化线路的保护也鼓励提出新的工具或机制对遗产整体进行评估与保护。2017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就提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依托长城、大运河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对于国家文化公园提出了具体的定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建设目标、建设范围等具体施行办法，强调遵循“保护优先、强化传承，文化引领、彰显特色，总体设计、统筹规划，积极稳妥、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为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线性文化遗产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机制。如在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方面，长江文化公园可使用江河保护的“段长制”，定期监测自然景观与文化遗产的状态，落实每一处遗产的监管责任。

　　此外，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茶文化线路的利用与展示提供了指导思路。从保护长江的目的出发，强调展示利用首先要维护好生态红线，形成整体保护的思路与方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标有“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对于沿线所涉及的旅游建设强调因地制宜合理开发，虚实结合，不搞大拆大建。对贫困山区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充分利用好西部财政的倾斜支持政策，做好生态搬迁、生态补偿工作，同时加入民族文化传承与利用，鼓励更多成员参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与发展项目，使少数民族聚居异地后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从而在切实做好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完成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中华民族复兴任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茶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