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与舞蹈较为系统的接触，源于翻译卡特先生的《跨界：美学进入艺术》。卡特为舞蹈撰写了两篇长文：《对“舞蹈理解”的理解》和《舞蹈中的即兴》，后来我又翻译了卡特的《身体美学与舞蹈》（《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2期）。卡特教授是中国美学界的老朋友，然而他对舞蹈的卓越研究却在他美学研究的耀眼光辉中被遮蔽，于是我又撰文《从符号建构通向舞蹈哲学——卡特舞蹈美学思想初论》（《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希望他的思想理论被更多人了解。 

　　我试图沟通以卡特和纳尔逊·古德曼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符号学与中国本土艺术符号学之间的对话空间。李心峰教授在《元艺术学》中，对艺术进行符号分类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梳理，提供了艺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线索和经典范例。在中国现代艺术体系建构过程中，符号是宗白华对艺术本质和艺术定义的重要维度。李心峰教授曾谈到一点：寻找艺术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艺术符号学除了在原理层面进行艺术一般规律的研究之外，同时也非常需要结合具体的艺术门类进行探索。 

　　康德《判断力批判》对“美的四个契机”的论述中，美与概念无关。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精神哲学，将以具象身体为媒介的舞蹈排除在外。皮尔斯创立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符号学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行为主义符号学家莫里斯专门论述了诗、修辞、神话、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符号学分析。作为卡特的老师，纳尔逊·古德曼在《艺术的语言》中对舞蹈也有重要的论述。因此，以古德曼、卡特和宗白华、李泽厚的舞蹈符号学为例，让中西舞蹈符号学思想进行对话是我研究的重点之一。 

　　古德曼试图建立一整套从门类艺术中提炼出来的符号语言所构成的艺术体系，舞蹈记谱是重要的根基。舞蹈的特殊之处在于，舞蹈具有一种“双重符号”的特质。卡特认同朗格将舞蹈姿势看成是舞蹈符号的基本观点，并主张舞蹈艺术的独特性，舞蹈并不因为处于照片之中而丧失其独立性。其根源恰恰在于舞蹈的瞬时性特征。正因为舞蹈姿势转瞬即逝，照片的捕捉使这一姿势保持永恒，我们才有机会提炼出舞蹈的符号表征。 

　　宗白华同样把艺术看成是符号（symbol），且舞蹈构成了中国艺术最高的艺术理想形态，是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宗白华在提炼基本的符号元素时，考虑到中国古典舞的特征，认为中国舞蹈的基本符号是“线”，这与朗格所提炼的“姿势”是非常不同的。李泽厚对艺术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舞蹈的“生活化”，二是情感的“积淀说”。在《美的历程》中，原始舞蹈，则更加浓缩着、积淀着原始人类强烈的情感、思想和期望。盛唐艺术，包括舞蹈，将中国“线的艺术”推上又一个崭新的阶段，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开放包容的气质，在一个综合的艺术体系中将舞蹈推崇为艺术的理想典范，将舞蹈精神渗透于所有的艺术形式之中。 

　　在舞蹈符号学话语建构过程中，具有深厚根基的中国舞蹈符号理论资源，应该走进这个序列，与西方的舞蹈符号学一道，建构舞蹈符号学大厦。从舞蹈符号学的话语建构来看，本土舞蹈符号学特别符合当代舞蹈实践和舞蹈研究“重构身体”的趋向。舞蹈符号学有助于矫正西方艺术符号学漫长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在中西艺术符号学的对话过程中，以及各种跨学科的理论对话中，作为艺术之母的舞蹈具有非常突出的代表性。中西舞蹈符号学的相互融合，是舞蹈符号学发展的不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