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样的雕刻技法使得葫芦从农作物发展成为深受民众追捧的艺术品，尤其是被选作大众喜爱的鸣虫器具，极大地促进了聊城葫芦种植与雕刻技艺的发展，从而使得种植与雕刻葫芦成为该区域民众的一种群体生计。从乡野雅趣与群体生计的角度关注聊城雕刻葫芦，通过葫芦及葫芦雕刻技艺深入当地民众的过往生活，窥视民间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及实现路径，有利于多维度地理解运河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构建更为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图景。

　　关键词：乡野雅趣；群体生计；葫芦雕刻

　　作者简介：关兆珺（1995—），女，汉族，山东济南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艺术设计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黄河流域木版年画保护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3YJA760119）阶段性成果，并受山东省高校青创人才引育计划“运河区域文化艺术传承创新团队”资助。

　　葫芦在新石器早期就已普遍种植，原因莫过于其用途广泛，如种子可以榨油制造蜡烛，叶子可以作为药材，内瓤可以作为饲料，外皮可制作多种器物，其在此后社会发展中逐渐成为民众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植物。刘庆芳认为，人们之所以喜爱葫芦，原因有四：天然植物，得来便宜；圆形，容量较大；坚实轻便，易于携带；具有审美价值。葫芦不只在民众的物质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在精神生活领域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饮食、居住、衣着、婚姻、养育、人际礼仪、节日祭祀等民俗事象中都有表现，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民俗寓意是研究葫芦的一个重要学术视角。邢莉认为，葫芦是母体与多子的象征，是表达民众祈求生育观念的载体。招幌中的葫芦形象代表着一种价值信仰和文化规范，可以通过关联性的符号唤起民众认可和接受，从而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葫芦作为凝聚着心智与情感的器物，能够排解因灾祸危险或虚幻的神灵鬼怪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压力。张庆松、苏燕认为彝族葫芦是生命轮回的象征。关于葫芦制品工艺研究也是一个重要学术视角，孙克诚、任元军认为，正是由于其具有的生育信仰与祛邪驱魔的功能，才成为艺术创作不舍的题材。梁艳等认为以烙画、雕刻、漆艺、彩绘、镶嵌、范制、匏塑等工艺，加工为盛器、乐器、葫芦器、工艺品和装饰品，成为当代人生活娱乐的重要内容。对葫芦意象的研究，如廖欢对唐诗中葫芦意象的关注，王淼对明代文学作品中葫芦意象的象征意涵研究 ，张黎黎从容器、法器、壶天思维三个角度分析葫芦在道教文化中的形象类型及功能象征衍变，黄德荃、李江围绕葫芦与传统书画艺术的关系及葫芦雕刻雅化的努力展开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葫芦雕刻技艺的研究是当前的热点，如苟春艳、贺军对聊城雕刻葫芦的研究，周晓飞对天津葫芦制作工艺的关注。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相关成果或从民俗意蕴物象，或从葫芦意象，或从制作技艺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更多地呈现了作为静态的葫芦艺术品或作为动态的民俗物象，但缺乏对参与葫芦工艺品生产的民众群体或民众生计的研究，即使是在强调以人为本的时代语境下也并未有明显改善，导致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存在物或抽象技艺的呈现较多，而生产者呈现较少的现象。本文以聊城雕刻葫芦为例，从作为乡野雅趣的雕刻葫芦及作为群体生计的葫芦雕刻入手，探析民众在葫芦艺术品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及所发挥的作用。

　　一、聊城雕刻葫芦的技法

　　聊城地处鲁西北，位于华东、华中、华北的交界处，是典型的农耕区域。元末明初，京杭大运河畅通，各地货物汇聚于此地，又依凭水运或陆路分发各处，海量的贸易往来在运河沿线促生了一批商业性较强的城镇，进而使得聊城成为运河北段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枢纽，繁荣昌盛达四百余年。在服务漕粮调运的同时，运河上各色船只载来南来北往的人群，也带动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基于农耕习俗的手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棉布业、雕刻业、编织业等。颇具当地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如木版刻书、澄泥砚、年画、雕刻葫芦等也随着大运河上往来的船只进入南北各地的城镇乡村。

　　聊城种植的葫芦光滑整洁，色泽一致，形状优美，且肉质肥厚，既是民众农业歉收时期的主粮补充，也是民众进行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材料。体积较大的葫芦可以作为食用蔬菜，用来煲汤、煸炒、煮、炖等，在《诗经》《管子》《齐民要术》《东京梦华录》《农书》《农桑辑要》《红楼梦》中都有相关食用方法或制作菜肴的记载。葫芦还可以作为药材，其壳、叶、蔓、须、花、籽等均可入药，如葫芦壳可以消肿驱虫、治疗痔疮，在《本草纲目》中载：“瓢乃匏壶破开为之者，近世方药亦时用之。当以苦瓠者为佳，年久者尤妙。”或剖开制作生活用品，可以制作成瓢、壶、盆等，在《论语》《韩非子》《逢原记》中有使用的记载。或作为乐器的原材料，搭配其他材料可制作成笙、竽、箫等乐器，在《诗经》《文献通考》《唐书》中有所记载。此外，葫芦还可以作为礼器、农具、火器、汲水工具等。除了这些粗制加工，各式葫芦还可以通过雕刻、火烙等技艺修饰成为入手赏玩或陈设观赏的工艺品，增加其文化附加值，从而使参与生产的工人获得更多的收益。无论是作为食材的葫芦，还是雕刻成工艺品的葫芦，在明初以来就是当地远销的重要农产品，从事相关生计的民众也从中获得不少收益。聊城雕刻葫芦技艺并非凭空而生，因为当地有着悠久的刻印木版书、刻印木版年画的传统，葫芦、木版书、木版年画的雕刻技艺实属一脉，而且掌握雕刻技艺的民众也在三个行业间不断流动，在谋得一己生计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审美趣味与雕刻技艺。

　　葫芦雕刻的前提是将成熟的葫芦处理成葫芦胚子，一般是将成熟的葫芦用水煮后发酵，然后刮去表层的青皮，制作成通体为黄褐色的毛坯即可。当地葫芦雕刻艺人通常采用烙花、雕花、刻花、砑花、片花五种技法加工葫芦坯子，当然这几种技法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使用。雕刻完成的葫芦大多需要上色，当地民众一般是用食用油调和草木灰或锅底灰，也可以添加一定的颜料，然后涂抹在葫芦上，并用棉布擦拭干净，从而将颜色嵌入刻痕中，以便更好地凸显雕刻的图案。无论采用何种技艺，都要在雕刻的过程中把握好纹理的粗细、深浅和结构布局，进而呈现特征较为鲜明的图案效果。烙花是葫芦雕刻艺人以插在火香或火棒中的刀形、铲形、针形的金属为工具，在葫芦毛坯上烙刺，从而生成预期的图案效果。在传统社会中，葫芦雕刻艺人所使用的烙花工具多是自己加工磨制，虽然制作简单，但是极为实用。随着技术的进步，雕刻艺人现多用电烙铁，其温度更好把控，操作较为简单，而且方便易得，无须自己磨制。

　　烙花是通过在葫芦表面烙制出的黑色线条，从而构建一个主题鲜明的艺术形象。技艺高超的艺人通过烙花还能够巧妙地利用葫芦表皮的瘢痕，创造一种清净淡雅的效果，避免葫芦的浪费。

　　雕花有阴雕（凹雕）、阳雕（凸雕）、镂雕（透雕）三种。雕花首先要选好适合的毛坯葫芦，然后在葫芦表面绘好图案（可以用笔绘，也可以心绘，熟练的艺人多是手随心走），然后用刀具进行雕画即可。镂雕是雕花中难度最大的一种技法，即将构图以外的空白部分用折线纹、如意纹、古钱纹等各式花纹全部镂空，使得成品呈现一种烦琐又通透的审美效果。

　　刻花是利用刀具直接在葫芦毛坯上刻画。刻花葫芦的毛坯表面要光滑干净，不能有沾染的污渍，或长有凸于表面的颗粒，不然刻花的线条就容易失准，导致花纹错乱无序，刻花的葫芦也就成了残次品。

　　砑花是指使用扁平的锥状工具砑、押、挤、按葫芦毛坯表面，使其表面呈现出有如浮雕般的花纹图案。由于砑花不伤及葫芦的皮肉，纹理清晰，层次分明，立体感强，把玩手感极佳，砑花葫芦常常被民众作为茶余饭后把玩的器物。

　　片花是用自磨的刀具在葫芦毛坯上削挖去部分表皮，从而使得葫芦呈现出片片花瓣状。为了更好地凸显片花效果，计划用于片花的葫芦毛坯需要提前上色，民众多是将葫芦放到滚开的染料水中煮十几分钟即可，染料一般选用红色。因此，片好的葫芦多是以红色为底色，以葫芦内在肌理的白色为花型，红底白茬，对比鲜明，较为夺目艳丽。

　　除了以上技法，当地葫芦艺人还采用绘花、范制、拼接、勒扎、打结等工艺手法生产制作出形态各异的葫芦。绘花是用毛笔蘸颜料在葫芦毛坯绘制，如同在纸上作画一般。范制葫芦是将刚长出的葫芦放在模具中，使其在成长过程中完全符合模具的形制，待秋天长成预期的形状，去除模具即可，成品有人造之形而无人造之痕，但此类成品可称精美者较为少见。拼接葫芦是将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葫芦予以分割黏合成形状特异的观赏器物。勒扎、打结则是在葫芦嫩小时用绳索等器物勒扎或拿捏，使葫芦变形生长，长成期望的形态。

　　二、作为民众喜爱的鸣虫器具的雕刻葫芦

　　鸣虫即善于鸣叫的昆虫，如蝈蝈、蟋蟀等，蓄养鸣虫是我国民众广为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民众多用陶质或瓷质的盆罐饲养或逗乐，而葫芦因其轻盈透气便成为民众携带鸣虫的最佳选择。“以葫芦蓄养冬日鸣虫，取其体轻，便于纳入怀中；性温，离怀而仍有暖意；质松，有助虫声振动，发出好音。”如上所言，之所以选择葫芦作为盛放鸣虫的容器，是因为其体轻保温，便于携带，而且经过人工雕刻后又成为一种美观精巧的工艺品。尤其是得之便利，价格亲民，虽经雕刻但也不失自然情趣，所以能够满足多数鸣虫爱好者的需要。

　　被用作盛放鸣虫的器具已经超出了普通葫芦的功能范畴，成为一种更为精致讲究的手工艺品，长不过掌，可入怀，也可藏入宽口袖中。用来盛放鸣虫的葫芦，除了雕刻外，还要配上平托、镶口、安框、镶嵌蒙心。其中，蒙心的材料不一，可以根据购买者的喜好或财力的不同，选用“槟榔瓢、玳瑁、虬角、黄杨、硬木、玉石、翡翠等材料制成”。鸣虫爱好者买回器具后，还要用棉、锦、缎等材料缝制囊套，将葫芦装入其中，以起到保护作用。

　　聊城当地民众多是在十月下旬将蝈蝈幼虫放在雕刻好的葫芦内，用白菜等喂养，待冬季农闲之时，揣在怀中，或拿在手中，听其鸣叫，很是惬意。当地民众制作蝈蝈葫芦最初是为了自我把玩欣赏，后又采用担挑车推的方式到外地售卖，曾远至天津、北京、苏州等地。用葫芦圈养蝈蝈并非聊城民众独爱，如《清嘉录》载：“秋深，笼养蝈蝈，俗呼为‘叫哥哥’，听鸣声为玩。藏怀中，或饲以丹砂，则过冬不僵。笼刳干葫芦为之，金镶玉盖，雕刻精致。虫自北来，熏风乍拂，已千筐百筥，集于吴城矣。”由此可知，江南民众也有此喜好，养蝈蝈也已成为南北民众所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捕捉售卖蝈蝈在当时也就顺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

　　聊城周边的长清、肥城、宁阳、临邑、宁津、乐陵、曲阜、兖州、滕州、枣庄、济南、潍坊等市县区都是较为知名的蟋蟀产地，其中宁津、宁阳更是声名远播，吸引了京、沪、广、津、杭等地的爱好者前来收购，并形成了十余个专业性的乡村集市。宁津、宁阳的民众多在秋天到田间地头捕捉蟋蟀，然后送到集市售卖，捕捉出售蟋蟀已经成为民众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当地甚至有“一只蛐蛐一头牛”的戏言。当地民众在售卖之余也以赏玩蟋蟀、斗蟋蟀为乐事，成为农闲之余的娱乐活动和民众的一种游艺习俗，已经入选山东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在众多可以作为鸣虫器具的器皿中，因葫芦谐音为“福禄”，其枝茎被称为“蔓带”，谐音为“万代”，手里托着或者怀里装着盛放鸣虫的葫芦，又有着“福禄万代”的美好寓意，葫芦也就成了民众把玩与置放鸣虫的重要选择，有着巨大的鸣虫器具市场。因此，聊城本地民众对于斗、养蟋蟀活动的热爱与当地的葫芦种植雕刻技艺构成了推动葫芦雕刻发展的主观意愿，而全国广大范围内的鸣虫器具市场则为其发展提供了客观因素，“当主观性的创造意愿和客观性的外在条件协商一致方可产生特定的美术形式，该类美术形式的基本主题、造型题材、艺术风格等则会带有浓厚的地方性特征及民众所赋予的特定内涵”。

　　三、作为区域民众群体生计的葫芦雕刻

　　群体生计是指一定区域内一定规模的民众群体因谋生需要而共同从事的类同行业或掌握的生存技能。判断民众是否从事群体生计需要考量五个核心条件：是否长期生产生活于同一个区域，是否熟悉并掌握同一种技艺技能，是否拥有充裕的同类原材料供给，是否面对稳定的市场需求，是否能够通过产品交换获得生存需要的资料等。我国多地民众养斗蟋蟀的习俗蕴含着巨大的葫芦 市场，极大促进了聊城葫芦种植与雕刻技艺的发展，从而使得种植与雕刻葫芦成为区域民众的一种群体生计。

　　聊城从事葫芦雕刻的艺人大多集中在今东昌府区及闫寺、梁水镇、堂邑等乡镇，分散居住在陈庄、赵李王、大杨庄、拐李王、小赵庄、李石庄等村庄。这些村庄散布在东昌府区的周围，并且受到运河文化持久而深刻的影响。随着运河畅通而日渐繁荣的商品经济改变了民众原有生产生活的秩序，商业思维逐步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上开始出现重商重利之风，经济类作物逐渐获得了大量种植，社会个体的命运被牢牢地嵌入运河区域社会之中。

　　明清时期的聊城书坊林立，刻书业的上下游产业也已配套齐全，逐渐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刻书中心，“晚清时期，书肆、书坊比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红火的刻书业吸引山西、四川等地商人投身其中，也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参与到刻书业的上下游产业中，雕刻技艺也就顺势成为部分民众掌握的一项谋生技能。掌握该技艺的民众在周边的刻书店、年画店等相关行业中谋生，或以亲友、师徒为纽带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到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承揽刻印业务。

　　当本地的刻书业、木版年画业在清末民初开始衰落时，大量掌握雕刻技艺的艺人就转而投身葫芦雕刻业，直接壮大了葫芦雕刻艺人的队伍。可以说在清末民初之际，“当地的木版年画业与刻书业已显式微，而当地的葫芦雕刻业却进入了鼎盛时期，客观上为当地大量的雕刻艺人延续了一种生计”。在传统社会中，民众是以村庄为居住单位，雕刻技艺也就依照村庄的分布自然形成了鲜明的传承谱系，如明确已知的闫寺葫芦雕刻技艺已经传承九代，梁水镇葫芦雕刻技艺已经传承七代，堂邑路庄葫芦雕刻技艺已经传承八代。《燕京岁时记》载：“冬月之聒聒儿壶卢、油壶卢壹卢，佳者亦数十金一对，以紫润坚厚者为上，即所谓壶卢器者是也。”由此可见，一些较为精致的雕刻葫芦价值不菲，而大量且稳定的市场需求也拉动了当地的葫芦种植业与雕刻业的发展。葫芦雕刻艺人为了推陈出新，不断从刻书业中汲取题材，丰富着自己的创作，制作了愈加精美的葫芦产品，吸引了更多的爱好者来此地挑选购买。

　　商品经济发展影响着当地民众种植农作物的选择，带动了棉花、玉米等经济类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葫芦雕刻产品的畅销也吸引民众开始大面积种植葫芦，遂使得聊城成为重要的葫芦种植区。包括鲁西北在内的华北平原相当一部分是黄河泛滥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的土地，质地平和、沙土相间，具有较好的保水保肥性能。同时，华北平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特征鲜明，适合经济类作物的种植，如聊城东昌府周边五个县都有种植葫芦的历史。时至今日，当地葫芦种植已达 660 多万平方米，分布在数十个乡镇村庄的农田。大面积的葫芦种植可以为葫芦雕刻提供源源不断的材料供给，也直接促进了周边民众葫芦雕刻技艺的提升。仅东昌府区就有 3 600 余户民众从事葫芦种植或经营，“种植面积达到 860 多万平方米，销售额约占全国销售份额的 70％，年综合效益达到 10 亿元”。

　　四、结束语

　　无论是作为雕刻葫芦的工艺品，被民众观赏把玩，使民众在劳作之余享有难得的身心放松，也因其美好的寓意为民众平淡的生活带来些许精神慰藉，或是作为葫芦雕刻的技艺成为区域民众的群体生计，被民众学习传承，使民众在农闲之际多了凭手艺带来的收入帮衬，也因其技艺的传承而维系了民众内部的和谐，雕刻葫芦装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葫芦雕刻促进了区域经济作物的种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状况，并且深深地嵌入了区域社会的发展之中，成为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文化事象。从乡野雅趣与群体生计的角度关注聊城雕刻葫芦，通过葫芦及葫芦雕刻技艺深入当地民众的过往生活，窥视民间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及实现路径，有利于多维度地理解运河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利于构建更为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