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打字机的发明实现了机械时代的文字输入与出版之间的融合。从“文化技艺”的理论视野出发，基于相关史料挖掘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文打字机的媒介技术实践，阐释这段鲜有关注的中文出版史。研究发现，中文打字机不仅改变了打字员的身体和媒介操作的关系，而且与其他技术物一同形成了单位的“内部出版”体系，构成有机互动的“媒介网络”。从媒介本体论意义看，中文打字机引发的内部出版变革背后，实则蕴含着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塑造。

　　一、中文打字机与书写技术的变迁

　　二、作为“文化技艺”的中文打字技术

　　三、研究方法与问题

　　四、从个体到组织：中文打字机的操作链

　　（一）人机协同——打字机、身体与技艺的融合

　　（二）媒介网络——单位内小型出版系统的浮现

　　五、“短暂即恒久”：对打字机主体性问题的反思

　　在媒介发展历程中，打字机作为一项具有变革意义的媒介技术，开创了书写的自动化时代并改变了社会出版的形态。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直陈“打字机把写作和出版融为一体，造成了对待手写字和印刷字的全新的态度”。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认为1900年前后出现的打字机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选择、储存和处理数据”的方式和能力。伴随着打字机在社会运用层面上的普及，人类的书写也从手写时代进入机械时代，由此产生的输入方式和打字技艺也带动着从排版、印刷到出版的整个媒介体系的变革。在西方，按照英文字母排列组成的英文打字机开始在社会上普及，标准的打印取代了人工抄写，专职打字员也成为一种职业被固定下来。

　　然而，打字机在中国的发展却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路径。英文打字机的键盘设计思路无法直接被嫁接到象形的中文文字上，并且常用汉字多达几千个。于是，大量技术人员开始开发中文打字机，创造出不同于英文打字机的中文字表与字盘。不同于英文打字机在西方社会中的普及运用，中文打字机由于字盘较大，输入复杂，对输入技能的要求也比较高，并没有广泛投入日常使用，而是形成了一个更加专业化的职业队伍并为特定的组织机构服务。特别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各个工厂、单位、学校都普遍存在将文字从手写体转变为印刷体的需求。围绕打字机的媒介使用和操作，渐渐形成了小型的内部化的出版系统。

　　中国语境下的打字机经历着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媒介技术与出版系统机械化变迁历程。通过对这段历史的重访，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打字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尤其是在组织单位内部信息传播系统中的角色，并进一步探讨人与媒介、技术与文化、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从媒介考古的角度出发，结合对打字机的操作流程与维修说明的小册子、打字员的回忆性文章等历史资料分析，以及对老打字员进行访谈和博物馆调研等方式，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文打字机作为一种文化技艺在组织单位内的媒介实践情况。

　　一、中文打字机与书写技术的变迁

　　中文打字机与照相技术结合产生了第一代手动照相排字机，是“告别铅与火”的第四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源头。然而，中文打字机从发明到消隐的历史，只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在设计原理上，英文打字机是通过杠杆的方式，借助敲击字母按键带动铅字模抬出，再敲打墨带，最后在纸上留下文字。英文字母数量有限，故打字机的按键键盘也并没有太大。由于中英文语言构造的不同，英文打字机一个按键对应一个字母的这种设计，在有着上万个汉字的汉语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要仿照英文机械打字机，解决汉字的打字问题，当时只能靠增加机械复杂性来实现。而从数十个字符铅字，增加到数千个汉字铅字，还要保留英文打字机那种金属连杆的轻巧设计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机械的中文打字机一直携带着庞大的字盘，以笨重的模样示人，是名副其实的“机器”般的存在。同时，历史上对中文语言输入方式的探索也相当曲折繁复，先后衍生出偏旁部首再组合、选取常用字、仿照电报编码等不同的“打（字）”法。直到1940年左右，中国才逐步形成以常用字作为基础字盘、先选字而后打字的输入模式。

　　不过，打字员这一职业出现得要更早些，可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的市政和商贸工作中已开始雇用少量的女打字员。但打字员真正形成规模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有的研究分析指出，这一方面与妇女解放、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有关，但主要还是新社会的需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为处理各种公文，一般都设有打字室，配备字盘式的机械中文打字机，组织和单位也由此成为中文打字机应用的主要场所。文化学者马未都回忆说：“中文打字机远离我们不过一代人的时间。至少在我开始工作的年月里，几乎每一个像样的单位都有一个部门叫打字室……打字成为一门职业，单位的打字员都是领导信任的人。”

　　这与打字机在西方的使用场景有很大不同。在西方，打字机的出现重新整合了印刷业的社会文化功能，同时革新了文学创作方式，凸显了“个体独立性”。诸多学者和文学家都拥有自己的打字机，他们雇佣打字员进行转录，让作品的问世和出版节奏加快，体现了打字机带来的“个体层面”的变革。麦克卢汉直陈：“打字机把写作和出版融为一体，造成了对待手写字和印刷字的全新的态度。”但其仅关注到了打字机带来的自动化书写革命对社会出版的冲击，并未注意到中国语境下中文打字机所形塑的另一重出版变革的场景。20世纪早期，中文打字机虽然为女性寻求新的职业机会带来了个人独立的进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打字机的媒介实践更多地走向了介于“国家” 和“个体”之间的“单位层面”，无数打字员被机关单位、基层组织所聘用，纳入体制和事业编制。打字机的媒介实践与单位组织内部的行政文化紧密相连，其结果是直接触发了公文传输及内部出版的变革。

　　然而遗憾的是，当下有关中文打字机的研究，并未对这段历史给予特别多的关注。美国历史学者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所撰的The Chinese Typewriter：A History一书，聚焦打字机进入中国、适应汉字并将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历史，特别是从“技术语言”的角度论述了打字机如何让汉字得以保存，以及中文打字机如何区别于美式的打字机、一步步地被发明和改造的过程)，是目前关于中文打字机研究的最为系统的一部著作。但在中国学界，对中文打字机的研究并不多，个别零散的论文也几乎都在延续墨磊宁的观点。例如，有的研究将中文打字机引发的社会效应归为打字职业教育的兴起、工商业办公效率的提高、女性职业和女性意识的崛起、信息检索方式的创新、汉字改革的社会讨论等五个方面，为从宏观视野审视早期中文打字机提供了参考。有的文章则反思了中文打字机的技术设计，通过对机械中文打字机的设计思维演进的剖析，提出机械中文打字机的设计模式并不适用于汉字的观点，而整个汉字圈在机械化发展的浪潮中，机械中文打字机看似承担了汉字机械化处理一角，实则回避了更深层的技术语言问题。

　　上述这些研究包括墨磊宁在内，均将焦点放在了1949年以前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和应用情况，并未深入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打字机技术带来的变革及影响。此外，这些研究主要注重中文打字机的史料与史实描述，但是在如何理解新技术对出版和文化的影响方面，前人的研究并未给出深入的理论阐释，更遑论深入打字机的媒介技术本身和操作原理去探寻人和机器之间的协作关系了，自然也就很难基于打字机引发的“内部出版”变化做出诠释与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媒介学者基特勒的观点，打字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选择、储存和处理数据”的方式和能力，即“打字机把书写变成了从有限的、排列规则的键盘上进行选择的动作……我们现在的文字要素是离散的，被空格分隔开来”。基特勒将目光聚焦于打字机作为媒介如何改变人的思维、动作、记忆，技术的物质性如何绵延影响至人的处境、文化和社会方面。因此，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文打字机历史的挖掘，也势必需要考虑其对语言、书写、印刷、出版、信息流通与传播等方面带来的连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打字机的分析也必须深入这一媒介的操作方式和运作流程中加以探究，即关注到打字机的键盘和部件、关注到使用打字机的人（即打字员），以及关注到打字机应用的具体环境和文化语境。

　　因此，本研究试图跳出以往中文打字机历史研究的思路，转向“文化技艺”理论来诠释打字机的媒介实践，弥合以往史料和史论之间的论述差距，并希望能在中文的历史语境中扩展打字机的技术操作链条，史论结合地审视出版技术、人、组织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作为“文化技艺”的中文打字技术

　　“文化技艺”作为德国媒介理论谱系中的关键概念，注重从文化操作和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技术，尝试用媒介分析替代话语分析，用技术和物质性维度取代文本维度。本文之所以选择“文化技艺”这一视角，在于其独到地搭建了一条思考技术和文化互动关系的理论路径，而中文打字机的操作与使用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技艺”。“文化技艺”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较早关注打字机物质性的基特勒，从其《话语网络1800/1900》中的“1800”部分，到后来对古希腊的研究，形成了对“文化技艺”的理解——能够形成群体性差异、具有文化 “培育性”的文化操作实践；这些操作实践本身以更加贴近身体体验的方式，培育了一种具有群体区分性的技艺。在基特勒眼中，古希腊的“技术物”，诸如音乐、字母、算数、语言，皆可被称为 “文化技艺”。这些技术的共同特征是一种泛在意义上的“非媒介”，并强调非技术与人的身体的在场及参与；人和媒介统一在自然的文化经验中，且“先验”的技艺实践在前，而后才有了具体技艺的命名。这其中，人的身体和掌握的技术是一种“共在”的关系，接近于德布雷（Régis Debray）所言的 “文化和技术通过知识的所有附加因素形成了不可分离的整体”。有学者也认为，古希腊的文化技艺泛指自然意义上的媒介，媒介是无意识的存在，或是不为人所意识到的技术手段，媒介隐含在自然之中，只有当新的媒介技术重构人的经验之时，它才会被意识到。基特勒意义上的文化技艺注重探讨技术的使用如何影响人的认知，技术如何建构人的主体性，并从本体论的视角来分析媒介在信息的存储、处理和运输上的作用。

　　后续的学者在基特勒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文化技艺”的内涵，将其看作“一种运作性链条，存在于人与物的关联方式之中，借助它，意义和现实得以存续”。这一概念注重从文化操作和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媒介技术，对于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破除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思考它们扮演何种角色使人类文明不断生成新的存在方式，而且试图将“行动者”（actors）、“器物”（artifacts）与“技艺”（techniques）三者串联成为一个复杂的操作链（chains of operation）。

　　“文化技艺”一词的含义经历了多次演变。19世纪70年代，“文化技艺”特指涉德国乡村和环境的改善程序（amelioration procedures），如排水灌溉、平整河床、修整栅栏等，是一系列将自然和文化相区分开的操作和技术。20世纪70年代，“文化技艺”在教育领域被赋予了新内涵，指一种阅读、书写、运算等素养能力，这些能力将人们从自然中剥离出来，完成对自我的“教化”过程，即基特勒所理解的“文化技艺”。再到后来，“文化技艺”概念越来越指向某些适应新媒介生态所必需的可操作性技能，它不只局限于单纯的技术领域，更内化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成为一套完整的编排、处理、再生产知识和经验的实践过程，体现为一种 “媒介能力”（media competence）。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媒介与文学研究开始关注那些被遮蔽的、不显眼的知识技术（如索引卡和打字机）、不可分类的媒介（如留声机和邮票）、规训技术（如语言习得），以此代替文学文本的分析；这些侧重媒介物质性或技术性角度的分析，将上述媒介事件、符号操作、语言和文化习得过程渐渐聚拢，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言的“文化技艺”概念。

　　从“农业或农村工程学”到“阅读、书写、计算等基本能力”，再到新德国媒体理论视域下的“文化技艺”，这三次词义变迁令其成为一个开放、丰富的概念体系，既可以用于分析阅读、写作、计数或图像制作等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强调“先验性”的符号实践，又可以用于分析人工制品等文化技艺形式，强调其作为中间体（in-between）的本体论地位。在现代用法中，Kulturtechnik 的引申意义大大超过了其指代意义，但这一点并没有削弱词源本身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后人文主义媒介研究的转变中，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对“文化技艺”的阐释，超越了基特勒等人的界定。他直接将媒介的概念分解为一个操作网络，该网络复制、置换、处理和反映特定文化的基本区别。因此，当谈及文化技艺，可以设想一个或多或少的复杂的行动者网络，包括技术对象以及它们所属的、配置或构成它们的操作链。

　　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打字机来说，它称得上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技艺”。对照“文化技艺”概念的内涵，有三方面体现：其一，打字机需要由懂特定技能的专业打字员操作，对从机器操作到打字中的文学、政治乃至视觉设计素养均提出了特定要求，需经过培训才能上岗，这体现了文化技艺的“培育性”；其二，中文打字机的“打字” 过程是一个调动身体多感官参与的过程，即以机械化的方式再造身体体验，赋予“身体技艺”新的实践方式，凸显人的身体与技术协同完成的一种“经验性”；其三，除了打字员本身的专业门槛外，在打字机应用的主要场景中，打字活动与整个公文信息处理系统、与中国机关单位的文化氛围，均有一定关联，同时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实践不同的操作特色，这进一步加深了打字机的“区分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内部出版体系。这些特征的汇流，显现出与“文化技艺”概念内涵的吻合性，也令“文化技艺”成为重新理解中文打字机的一个独到的理论切入口。

　　三、研究方法与问题

　　中文打字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普及和应用，只有短短30余年时间。打字员作为一个职业刚刚形成，一些专业知识、规范及操作要求刚被确立下来，就遭遇了中文输入技术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脑输入等更先进设备的出现，机械手动地进行中文打字的时代宣告结束。短暂的历史增加了资料搜集的难度，因此在对中文打字机进行媒介考古时，本研究发现与此有关的一手材料并不多。经过多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本研究最终获得了以下四方面的材料：

　　一是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十几本中文打字机操作、使用乃至维修主题的小册子，涉及的主要是当时通用的上海双鸽牌DHY型号的打字机；二是在网络上搜索的打字员记叙当年打字机职业生涯的10篇回忆性文章，这些材料虽然零散，但大多鲜活，较有代表性；三是研究者对两个国家企事业单位的“老打字员”进行的访谈，了解其操作打字机的亲身经验，她们都曾在80年代从事过打字工作，其中访谈对象WHY从事打字工作超过10年，访谈对象DN从事打字工作亦有3年，访谈时间均超过40分钟；四是研究者实地走访收藏30多台中文打字机的印捷文化空间（北京恒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内设企业博物馆），观察了一些中文打字机实物设备的“旧物件”并了解其操作流程，还对工作人员进行了3小时的深度访谈。这其中，前两个方面的文本材料具有显著的历史价值，是研究的主要材料；后两个方面的访谈材料因受访人数限制，仅作为研究的辅助支撑材料。

　　围绕上述材料，本文将探究如下问题：其一，作为一种文化技艺，中文打字机是如何“操作” 的，习得这项技术的打字员拥有了怎样的文化经验，如何协调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其二，中文打字机的操作链条如何从打字员个体层面延伸到组织层面，组织内的出版活动被配置和呈现为怎样的“媒介网络”？其三，基于对中文打字机带来的历史变革的考察，可以如何拓展关于“旧媒介”的认知与想象，进而思考人与技术、文化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本文将分析中文打字机的操作链条如何从媒介技术层面延伸到个体的身体技艺层面和组织的内部出版层面，特别是如何影响组织单位内部印刷出版系统的确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作为“旧媒介”的中文打字机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对人的主体性之重塑，反思媒介技术和人、媒介技术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四、从个体到组织：中文打字机的操作链

　　（一）人机协同——打字机、身体与技艺的融合

　　1. “操作”打字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技艺

　　作为一种“文化技艺”，中文打字机操作中将机器、身体和技艺本身有效地融为一体。这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中文打字机的运作需要高度依赖人身体的配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各个组织单位普遍使用的中文打字机都是“双鸽牌”，由大小600多个零件组装而成。它的运转主要是靠人的操纵传导，将人力转换为机械力，是以杠杆作用进行传动的。机械的运转又以槽和轨进行平行运动，轮和轴进行圆周运动。另外，打字员还要运用弹簧的拉力、撑力、扭转力的作用来控制部分机件的运转、推动和复原。人的力量与机械的力量相互交替，体现了“人的身体”与机器相互协调的状态。

　　其次，打字的整个操作过程是一个连贯的、一气呵成的动作整体，与身体经验密不可分。打字过程分成若干环节，每个环节的操作在衔接时都要在头脑和思想上提前准备，尽早考虑接下来的步骤。中文打字机的手册中对此做了细致的描述：“换行时，不要等打完一行后再准备换，而是在接近行尾时，思想上就要提前准备……各种公式和附注、符号也同样在打稿件过程中就要提前安排好位置，不另占时间安排这些影响速度的辅助操作。”打字过程还要求心、眼、脑的同频同步参与，构成了一种典型的“身体技艺”，“熟练的打字员打字时甚至眼睛不动用，只用手来回移动，整个打字机安静到只能听到像打电报一样啪啪的声音”（访谈对象DN语）。当时，对打字员的一个操作要求是“见字知位”，即“对字盘里存有哪些单字、各个单字位置布局要十分熟悉，需用的字反应到脑子里时，能立即知道它在字盘里的方位，手迅速将机身移动到所需字的位置上，字锤对准此字揿下撤手柄，把字打向滚筒上。这个过程越短越好。也就是说，看到原稿的字句后，脑子里立即就反应出它们在字盘的方位，用打字员的话说，‘见字知位’；如果所需字在字盘里没有，也能迅速判明”。打字机的操作强调打字员做到“得心应手”，人的身体和打字机构成了同一性的“整体技艺”，即便打字机在最初发明之际被看作是对人的手写能力的分割，但专业的打字员在与机器的长期交互、磨合中，反而形成了“人机一体”的媒介实践情形。这印证了海德格尔论及打字机时所谈及的“关系整体”的观点——打字机并非物自身，也非活动自身，“毋宁说表示物和人之间的一种源初的、不可分的关系整体”；它并不意味着人的行为，而是一种“统一的方式”，即人如何在其每次行动中，“被置入同现成在手之物的关联中”；这种关联就是“文化技艺”理论中对人和技术“共在”关系的另一种描述。

　　最后，在“文化技艺”的操作链中，打字员的身体也成了技术的一部分。墨磊宁曾注意到，由于中文打字机的使用配合着一个庞大的常用字字盘，最开始使用时约有2 500个常用字，打字员就需要从数千个字模中逐一选字，然后按动打字手柄，将铅字打到蜡纸上。这一过程非常耗时、耗力，最初只能做到一分钟打二三十个字。但是，尽管机械设计上有着“先天不足”，打字员们却通过重新排列、组装字模位置，极大地提升了打字效率。打字员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字盘表，把经常一起使用的字放在一起，通过把常用字以放射状模式组合在一起（譬如“革命”和“美帝国主义”），文书工作人员的打字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 337个字（相当于每分钟打55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打字员也回忆说：“我们就把文件、材料常用的词组排到一起，以一个常用字为中心，组成常用词组，在一个常用字的四周排出常用的有联系的词组，我们形象性地给它起个名字叫作‘放射性字团’。”这样，就完全改变了按部首排列找字的方法。可见，“字盘重组”带来的是打字过程中的 “更加顺手”（访谈对象WHY语），这背后体现的是词组规律、字盘布局与打字员的身体记忆及操作习惯的某种统一。在此维度上，打字员的身体经验也是打字机技术升级改造的一部分。

　　2. “改造”打字机：打字员主体性的不断更迭

　　在打字机物质构成中，字盘只是其物理结构系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打字实践中，打字员对技术物质性的改造、提升和再操演，还体现在诸多方面：有的改进打字机的机械装备；有的把机器的纵横钮加长，改装了看稿台；有的把手拉字盘改成脚踏字盘；还有的在打字机后轴上安装一个小振动器，设计半自动操作，想方设法减少打字的体力负担；或是改进操作方法，总结出一套 “两动贯一、轻引稳打”“边打边看”等行之有效的好办法。类似的“技术改造”体现了作为人的主体性，甚至一些打字机的手册中将打字机比喻为打字员的“武器”——“打字机是比较精密的用于办公的机器，好比是打字员的武器”。正是在身体与机器的交互过程中，打字员才能够捕捉和查找技术在物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从而服务和满足人对“省力”和“顺手”等的要求。

　　但是，由于这种技术改造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打字效率，当时还经常举办各类打字比赛，在竞争心态的加持下，效率至上的技术观形成了时限压力，无形中也在消解着打字员的主体性。同时，并非所有的打字员都花心思在“技术改造”上，“我没有自己改装过字盘，都是从我的师傅那里直接‘继承’了字盘，然后努力背熟就行了呗”（访谈对象WHY语）。被动地跟随打字机的机械原理调整人身体的状态，制约了打字员对打字机构造、组合等知识的主动探寻，这说明技术也在对人及身体施加一种潜在的规训。基特勒曾从本体论角度出发，非常强调技术、媒介与身体的融汇对于个体和群体存在情境的塑造性作用，他始终认为媒介技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与人融合成了一个运作网络，也将“所谓的人分裂成生理结构和信息技术”。对于打字机对打字员身体的改造和规训来说，也是如此——人成为技术化的人，需要适应机器的运作规则和节奏，人委身为技术操作链条的某一部分或环节。访谈中的打字员更谈到坐姿问题，“长期打字要特别注意防范颈椎病和手腕的休息，所以一定要保持正确的坐姿，否则就会很累”（访谈对象DN语）。可见，在人与机器的长期交互中，人的姿势习惯必须按照机器的规范作出调整，而出于对打字机的机械原理的适应，人的身体是不自主的，否则就会感到不适。这正是打字机对人的身体的潜移默化的规训，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对人的主体性的改造。

　　但换一个角度看，打字员个体的主体性并未完全消解，由于中文打字机使用情景集中在了组织和单位，人、打字机的文化操作其实均被嵌入了单位的制度规范当中，因此生成了一种“集体主义的主体性”。前文提到的改造字盘，看似是打字员的个人行为，但实际上他们对字盘常用字的选择、组合和排列，考虑最多的是工作需要。“我们是地质单位，所以少不了要把一些经常用到的地质专业词汇放到字盘里。”（访谈对象WHY语）打字员上岗前或多或少要经过单位的培训，涉及技术层面的要求（如师傅带徒弟的经验传授），也涉及单位内部的纪律要求。“打字员不是一般的工作，经常接触重要文件，所以一定要讲政治、识大体。”（访谈对象DN语）单位的规章制度和文化氛围，都是无形中催生新的主体性的因素，不断地整合进入文化技艺的操作实践中。

　　（二）媒介网络——单位内小型出版系统的浮现

　　1. 超越单一的“打字”：技术联合体延伸助推内部出版

　　如果说打字机操作中身体、技术和技艺的融合，是打字机操作链从“器物”向“人”的延展，那么，在单位和机关文化的影响下，打字机的操作链条还完成了从“技术”向“组织”的延伸。打字员承担了打字、校对、选纸、油印、装订等事项，令一套公文处理与出版系统在单位内部逐渐形成。

　　麦克卢汉曾这样描述打字机的社会效应：“作为一种加速器，打字机促使写作、说话和出版紧密地联系起来。虽说它仅仅是一种机械形态，可是它在有些方面产生着‘内爆’的作用。” 文书信息处理效率的提高，就是“内爆”的表现之一。具体到中国语境，改革开放初期打字机在单位的普及，是整个机关公文体系走向“信息化”的重要一步。即便这种信息化是相当初级的，但相对于手写媒介，由打字机完成的文字输入—输出的这一过程，已明显具有了正式感：“与潦草的手写稿不一样，打出来的字才显得正规呢。”（访谈对象DN语）可以说，打字机在单位的应用普及，也是媒介技术赋予行政公文处理的权威性的过程。凌乱潦草的手写稿经过机械化的处理，变成具有行政效力的文书。过去需要依赖印刷厂等专门机构才能操作的出版技术，现在依靠一台中文打字机与简易的油印设备就能在单位内部完成。打字机的操作链条通过与其他技术物、人、组织、制度相互配合，加速了文件文书信息化的“内爆”。

　　那么，全国诸多组织和单位建立起小型的“内部出版系统”，是一种怎样的构成？这个小型出版系统除了打字机外，还包括纸张、油墨、涂改液和打字室物理空间等多重“媒介”。一些打字机使用手册中会专门开辟章节介绍“常用的打字用品”，讲授蜡纸、油墨、油印纸张、钢字、打字机滚筒的选择和使用方法。这些“打字用品”就是维系内部出版系统运转的技术物。出版系统的具体运作又可分解为一系列的技艺操作。把字打在纸上，只是单位公文内容输入的第一步，对打字员的能力要求中，除正确操作打字机之外，还要全面掌握各种打字技能，包括“标准的打字手法、文件及图表的合理排版、直接打印法、蜡纸打法、表格设计、各种修正错误的办法、编页数方法、校对方法、文件封面的打印法、插图方法”等。

　　换言之，纸张、油墨、油印机等“物”的操作和使用，都要考虑与打字操作的衔接。例如，“付梓出版”的过程中，要使付印的材料达到清晰、整齐、美观的要求，对打字员来说，则需要“根据气候调制好厚薄均匀、细腻的油墨……要经常保持手推油印机和手摇速印机的设备完好状态……熟练地掌握油印的操作技术”。这一过程也是一个调动身体参与的“文化技艺”实践：“先得把文书用蜡纸打印出来，单单是打印蜡纸这项活，设置打字机的位置就要弄上半天，接着将打印出来的蜡纸装进油印机里，然后用上过墨的滚筒来回用力均匀地推送。”又如，单位内的文件复制环节对印刷的选纸也有明确要求：“印一般文件、讲义，选用厚度适中的凸版纸、胶版纸、新闻纸即可；如印封面、请柬等则要选择较厚一点的胶版纸、书皮纸为宜。”此外，灯光及空间布局也是这一出版系统的组成部分。由于光线对打字员的视力有影响，几本打字机使用手册中都提到了光线的方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打字桌应尽量安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并把打字桌左边靠近窗口”；“白天要防止阳光直射机上，以免钢字受烈日暴晒变质。可在窗前挂一块白窗帘布，以柔和光线。晚上工作灯也要安放在打字台的左后侧，使光线由左后侧射向机身”。这些严苛的环境要求，说明了内部出版系统运行的严丝合缝、环环相套，整个出版工作需要打字员以熟练和专业的方法完成，方能满足单位的需求。无论是灯光布局，还是调墨油印、选取纸张，打字员的身体技艺都需要与这些出版活动在长期的技艺实践中不断磨合、融为一体，从适应打字机的机械原理到适应整个媒介网络的技术律令。在适应的过程中，单位组织的打字培训、新老打字员的师徒传承、各类打字机规范使用手册等，共同加快了打字员融入出版系统的过程，也令人和物、身体与技术的关系走向了更紧密的状态。

　　综上可以发现，单位内小型印刷系统的运转，实际是人与机器、环境协作的结果。打字员与打字机、手写稿、油墨、油印机、物理环境、光线等 “非人类的主体”相互合作，才能完成规定的职业动作，因为打字员也被明确规定了——“油印和打字是配套的工种”。在这个网络中，人和媒介物、人和技术、人和环境形成了某种“技术联合体”，具有了“共同的主体性”。从基特勒的话语网络和媒介网络的视角来看，人只是被“既定文化选择、储存和处理的相关数据”，“话语网络”就是使这一切得以发生的“技术和制度的系统”。同样，技术媒介从来不是单独的媒介，而是由诸多媒介形成的网络。例如，就“被称为书的存储媒介”来说，古登堡式印刷机、书、运输售卖系统、书箱、家庭书架或图书馆，共同组成了一个技术媒介网络。在中国组织单位内部浮现的小型出版系统，涉及公文信息输入、储存、复制、处理和流通的技术系统既是左右打字员媒介操作的“话语网络”，也是囊括了内部出版所涉及的各类技术物和非人类主体的“媒介网络”。这套小型出版系统的浮现，不仅完成了单位内文书出版从“手写”到“机写”的转换，更完成了打字员从具有主体性的人转变为媒介网络中的节点。打字员需要操劳地奔走在出版的各个环节，从信息的输入到信息的储存和复制，再到信息的校对和确认，这些实践早已超出“打字”这一单一的媒介实践，令其主体性也渐渐被淹没在不断延伸的“文化技艺”链条中，即“人内化为媒介技术结构中的他者，媒介的自主演替伴随着人的主体性走向消逝”。当然，从广义的出版视野来看，打字机、油印机、印刷机等媒介技术设备本身的物质性助推了出版网络的形成，也无形中影响着打字员亲身的文化技艺实践和操演，在人与物的交织、互动中，媒介网络才不断延伸和扩展，日趋规范和完善。可以说，这些“技术物”一同成为单位内出版活动的“物质的媒介基础设施”。

　　2. 新文化的生成：中文打字机延伸的文化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打字机成为全国各个单位必备的文字输入设备，打字员更是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往往是一个人承担了单位内各类文件通知的输入、排版、校对、上墨、油印、修正、装订的全部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文打字机所构成的小型媒介系统网络当中，作为“文化技艺”的打字机其实也在培育和生成着区隔于其他群体的“文化操作”。例如，各级单位中的打字员从上岗到工作，都有着一套严格的“内部管理”准则，而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区分性”的建立。据许多当事人回忆，当时党政机关的打字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打字员先要经过政治审查，要求家庭出身好，个人积极进步，品行端正，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打字员均是按照“干部”进行管理的，即便到了80年代，“打字员也是人们眼中特别体面和光荣的职业”（访谈对象DN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实践”，打字员的“文化技艺”带有行政性的色彩，承担了秘书的职责，其对打字的文本质量和准确性的要求也更好。而打字机作为权力意志输出和转化为文本的“中介”，和打字员一样，均需要被纳入单位的制度管理体系。这从打字机输入的内容类型即可看出，几乎被限定在了公文、通知、文件、函件等行政文本。

　　此外，在西格特看来，“文化技艺”概念本身就关注重建真实、想象、符号得以存储、转译与处理的话语网络，尤其关注媒介构成的“过程”与“条件”。这不仅可以与基特勒对话，也与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交相辉映。“文化技艺”反映出人和技术物在内的多元行动者构成的复杂网络，并在人类、器物以及符号的网络互动中将其理论关切聚焦于“那些生成文化的实践与操作，它们处于精神科学与技术科学交汇处，被视作使文化成为可能的条件”。转向更宏大的背景来看，一种有着中国特色的“中文打字机文化”，也正面临着确认和再发现。打字员、内部出版系统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网络”。例如，1952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打字模范”单锦蓉的来信，讲到打字机字盘存在的问题，比如很多不再采用的字还留在字盘里、生活中常用的字却被关到罕用字盒里等等。她意识到改进字盘的排列，牵扯到打字学校、铅字铸造业和打字机商行，因此建议《人民日报》号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人民日报》读者的支持，就此全国的字盘改革才得以提上日程。打字员个人的身体实践、各种培训学校的探索和技术本身的发展等“由下而上”的力量，在公文行政权力“由上而下”的力量之外，也在维护国家语言文字的“符号主权”，甚至在生产、转译着有关中文打字机更丰富的技术想象及本土知识。

　　五、“短暂即恒久”：对打字机主体性问题的反思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在整个中国社会步入信息化时代的前夜，存在着一段由机械式中文打字机主导汉字输入的历史。中文打字机虽是一种短暂盛行的“旧媒介”，但就产生的影响而言，它所带来的原始文本生成制作方式、复制文本生成制作方式、传播流通的方式及动力，都触发了多层级的技术变革。中文打字机与中国的行政公文系统的“深度融合”，提高了行政信息处理的效率，成为组织内信息传播、小范围出版发行的重要的“媒介基础设施”。打字机作为一种“存有”被更多人看到，就像打字员的社会能见度同步增长一样（“当时成为打字员是一件特别光荣和有面子的事情”，访谈对象DN语），其结果是中文打字机“文化技艺” 操作链从个体延伸到组织和单位，凸显了打字机的媒介本体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基特勒的观点——媒介不是被动接受内容的容器，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撼动者（shifters）。媒介使这个世界成为可能，是世界的基础设施。媒介作为载体，其变化可能并不显眼，但却能带来历史性后果。

　　此处基特勒所言的“媒介本体论”，是与“文化技艺”概念一脉相承的德国媒介理论所主张的一种审视媒介的立场或尺度。与过去关注媒介功能或用途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媒介本体论更关注容易被忽略的媒介技术本身，把媒介视作一个过程或一种实践来观察其产生的影响P，而非仅仅停留在媒介的文本内容上。向前回溯，媒介本体论继承了哲学本体论的意涵，从古希腊先哲们提及的存在于事物之间、事物与人之间的“时间与空间上的关系”理解 “媒介”，譬如空气和水就是“居间”的媒介，看似虚无但实则可被感知。早期“文化技艺”概念中包含的那些“先验”存在的语言、数学、字母表等自然技术，就是一种“无媒介状态”的媒介；人与媒介也处于“共存共生”的状态。后来，基特勒沿着哲学本体论的思想做了进一步阐发，提出了“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处境”的名言，也在其有关打字机等媒介机器的论述中，提出了媒介技术通过分割人的感官系统和生理结构，从而导致“人的消逝”的观点，描述了一种 “去人类中心”式的媒介观，还原了历史进程中那些被忽视的“不可见”的媒介。由此来看，从媒介本体的层面去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文打字机的历史，打字机本身作为出版媒介的自主性才得以“被看见”。虽然这段历史昙花一现，但打字机对单位内部出版之媒介网络的奠定、对技术操作链条的不断延伸，都是其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

　　不过，作为一个承接德国媒介研究的关键概念，“文化技艺”适于对旧媒介的“考古”，但却不适合预测技术的“未来”。随着中文语言输入进入电脑主导的信息化时代，机械的打字机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打字机在一代打字员身上刻下的技术烙印和文化烙印，一直都在。基特勒曾分析古登堡的“活字印刷”，称其“生产出了取代它的技术——从摄影术到计算机——从一开始就为他们提供了可能”。依此来看，电子化的打字机正是从机械中文打字技术中所开辟出的“文化技艺”。而技术的演进是“按照逐渐升级的策略性应答节奏相互跟随”的，人类充其量是一路的陪伴者。在媒介不需要人类参与其中即可进行交流与进化之前，人类是使这一进程得以维持的节点和运算符。而打字员主体性的重塑，恰是如此。

　　在媒介本体论的意义上，打字机主体的凸显，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变化。一方面，在打字机的媒介操作中，打字员的身体、机器、技艺高度融合，人的主体性与媒介的主体性被置于交互的关系中，形成了人与媒介技术“共在”的状态。另一方面，这种“共在”的状态也不断被打破，譬如打字员对字盘的改造显示的是一种人的主体性，而追求效率的“异化”和内部出版系统中的规约及要求，则显示出人的主体性的逐渐消退。就打字员本身而言，其并没有意识和反思到主体性丧失的问题。恰恰相反，他们对自身的工作高度认可和满意，只不过这种认可在技术赋权之外，还体现了政治赋权，即单位制度和行政权力所带来的职业优越感，甚至走向了“集体主义的主体性”。进一步看，媒介技术虽然部分消融或遮蔽了人的主体性，但换一个视角来看，人、物、媒介技术关联本身就处在一种关系网络之中，即“技术需要在与人组成的媒介网络之中才能发挥作用”，人和打字机的关系主体性则在“媒介网络”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确立和彰显，两者在文化技艺的操作链条基础上向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延伸，反而凸显了打字机和打字员的“联合主体性”或“关系主体性”。就像有学者所说的，在技术和人共同构成的整体的技术之链（人也可以被看作身体技术）中，节点的增加或减少，定会影响思想的孕育与表达。

　　基特勒认为，打字机作为和书写、印刷、留声机、电脑等一样的“文化技艺”，使信息、话语和语言在空间中得以“处理、传输、存储”，从而成为“不朽的东西”。中文打字机已成历史，但它的文化技艺实践及引发的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并不会随时间而褪去，而是吸引着我们继续省思“文化技艺”的实践张力，去面向未来发现“旧媒介”的存有价值，丰富媒介技术演进中的文化想象，以及去回答未来媒介谱系学研究者们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文化技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当时那个短暂的时刻，巧妙地把这些力量固化为恒久的技术？” 而这，正是本研究重访中文打字机媒介历史和实践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略）

　　作者吴璟薇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高山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