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31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31”讲话）发表一周年。2022年“劳动节”前夕，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讲话）发表六周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对讲话中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的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新闻传播和国际传播工作者提出了总体要求：第一，朝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知识生产群体的“抽象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战略任务开始新知识生产；第二，朝向新闻传播和国际传播工作者——信息生产和传播群体的“具体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战略任务开启全球传播新生态建设。新知识生产和全球信息传播能力建设逐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二重性的一个集结号。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要求，有必要从哲学、思想、理论和实践等层面深入解读和贯彻执行。

　　一、哲学层面，秉持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开启中国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规划》强调，“要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作用，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化拓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形成党的创新理论学术支撑体系”，这个要求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统一，是“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方法论依据。形式逻辑是基于特定条件和时间系数认识世界的科学思维，在特定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下，借由演绎、归纳、分析等方法，假以时日推导出某种特定的结论——无论是对过程特征的描述还是结果建构的说服力，都为特定时代的思维规则制定体系化指南。辩证逻辑是以界定事物属性和确认发展方向为两大核心功能的思维规则。换句话说，辩证逻辑思维方法能突破形式逻辑所建构的光滑的认知边界和相对凝固的思维阈限，为形式逻辑纠偏，并注入新的动能，进而推动产生对事物定性和发展方向的相对精确的判断，介入知识生产过程。

　　所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和生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引领作用发挥形式逻辑功能，以较强的话语逻辑力量代入信息传播过程，进而强化和巩固传统知识结构和知识话语生成过程；深化拓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则是辩证逻辑范畴，可以通过对事物属性和发展方向的再确认介入知识生产，恰切地阐释既有的概念和理论诞生的语境和场景，同时尊重和创新使用形式逻辑的生产力——一方面意识到既有形式逻辑的话语权和传播长尾效应的存在，另一方面则要在辩证逻辑指导下形成新的形式逻辑，进而“形成党的创新理论学术支撑体系”。

　　二、思想层面，探索“西方”与“世界”等代表性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视野下的破与立——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规划》和“5·31”讲话提出的“中国特色”概念的价值内涵。当今世界，每个人出生的时候，“西方”和“世界”这两个概念就已经如堤坝规划了日常话语的边界。理论性地看，由之衍生的另外两个概念，“文明”和“文明世界”概念的变迁以及由此建构的“西方”世界主导的世界秩序，历经近三百年的全球传播，已经被科学化为每个“发展”概念下的形式逻辑，是每个主体前进道路上拐角处的终极目标；这样的概念群指导下的知识生产和全球传播不断提示我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边界重构只有深刻认识并突破这些形式逻辑的思维桎梏，才可以开启新的思想劳动。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对其概念逻辑演绎过程的再现，也进一步让锁定这样终极目标的人群无法淡定：“知识”的概念是在德国人的努力下，19世纪后期才进入英法通过殖民奠定的“文明”概念范畴，此前，“文明”特指优雅的礼仪和秩序，当且仅当特指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所谓“文明国家”；在美国人的努力下，“科学”在20世纪进入“文明”的概念范畴内，并将英语文明（美、英、加、澳、新等）、德语文明、法语文明和意大利语文明借由强大的全球传播体系锻造了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西方”世界，也就是我们当代人生下来就看到的世界秩序。然而以辩证思维来看，其过程却很值得玩味：18世纪后期德国崛起以后创造了“文化”概念、修订了“文明”概念，以便用“文明-文化”取代“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并以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工业领域的持续创新，确立了德国跻身英法界定的“文明国家”秩序的努力，可谓处心积虑；于今来看，其用了近两个多世纪历经多学科、多领域的深度阐释和建构，也才不过确立了今天德语文明侧身盎格鲁-撒克逊“西方（英语）”文明序列、闷声发财的逼仄地位。相比于德语文明的自我“全球静音”化处理，法语文明就显得不是那么“安静”，自奉行独立自主、不受美国控制的法兰西共和国戴高乐总统，到主张“文化例外”保护法语文明不受美国文化侵蚀的希拉克总统一直力推法语和法语文明；“二战”结束后法国学界用“反人类学”思维鼓励东方研究西方的“西方学”，还有以法国哲学家福柯为代表的批判话语分析剑指英语文明的话语霸权，都在提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西方”从来不具有什么主体均质性，也绝非某种想当然的、铁板一块的主体，在反对英语话语霸权的道路上中国并不孤单；“世界”也绝非传播领域信息不断维护的三个世界的绝对化分野，“发展”概念下的拐角处不一定就是“美国”——由此来看，《规划》中所提到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是中国的方向，同时也应该是中国为世界发展道路贡献的思想智慧。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大破大立、晓喻新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提示我们开启新劳动之前找准理论逻辑起点的重要性。

　　三、理论层面，研究知识储备和全球信息传播“语法”转换器的生成再造规律，点明中国知识生产和全球传播两个轨道要同时发力，尽力把二者的转换生成“语法”规律研究透彻并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规划》提出：“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还要“加快中国学术走出去步伐，深化人文交流”。这同时包含了知识生产和全球传播两个维度。知识生产是观点生产体系（三个层面：思想、知识、习惯）的“中间层”。可以这样理解，社会民众的行为习惯来自思想和知识的指导；而观点来自于特定的知识储备、思想逻辑基础上对于特定信息内容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他们的辩证关系很大程度体现在葛兆光教授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说，“有时，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1]；“正是知识的背景，支持着思想史的谲诡的风云变幻，使思想史上的种种奇异的、怪诞的思想具有可理解的背景和土壤，思想脱离知识系统的支持，将失去语境”[2]。美国传播学者门罗·E.普莱斯在其著作《媒介与主权》[3]中提出：“在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都在进行着疆域之内，国家与影像、讯息和信息之关系的版图重构。”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当今全球传播生态表征出的现象是，美欧受众信息存储系统中，既缺乏对来自中国信息的客观呈现，也缺乏对中国知识的储备，由此，缺乏对中国知识和信息生产机制的认同实属必然。

　　美欧等传播媒介呈现给世界的中国，是在“他们的”知识储备和信息传播规则基础上生成的有关如何看待“世界”秩序及其如何运作的“指导思想”，然后以碎片化、分散化的讯息（message，其特征是，不仅不能消除不确定性，有时还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方式编织的“后现代”抽象、光怪陆离的图画；中国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但自身的知识（knowledge）生产需要在《规划》推动下，建构有效体系、有效思想和有效传播，使其向世界提供的信息（information，以有效消除世界对中国认知的不确定性为目标），假以时日，在国际范围内逐步建构消费和认知信用（credit），逐步修正对中国的错误认知，获得与中国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体系性地位。此时来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即使那些面向美欧的中国媒体，在努力提供客观信息，打造一个“真实”的中国，努力让人家来看向自己的同时，可能也需要从理论上有所警醒：这个信息生产机制和信息生产过程，类似银行体系和货币流通过程，如果缺乏认同机制的建设，也缺乏时间、实践和哲学层面的历史“信用”支撑——换句话说，你的“信息货币”与对方的“信息货币”不通兑、不等值，就可能直接被拒收。有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尽管中国在欧洲推行的种种文化交流举措确实增进了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他们对中国政治外交政策的理解”[4]。原因或可理解为知识储备建构的思想边界决定了信息传播建构的文化边界，两大边界内在学理上的历史遗产和内部转换生成“语法”是一门高级学问，亟需多学科联合攻关，深入研究其破解之道。

　　四、实践层面，推动“本土化”和“时代化”旋转门的隆重开启——让我们理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路径。知识体系，本身是系统化、科学化、专业化的信息集成；知识的生产，从“自主”的角度来看，又取决于生产主体、问题意识、理论思想体系、生成过程以及传播过程；从内容来看，其是特定的人群主体针对族群、社区、国家/地区现状所面对的自然、社会、环境、他人等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经验总结、理论分析之后所形成的信息集成，进而在时间和空间系数作用下，逐渐传播到全球，被理论化乃至思想化，从特定地区的特定问题的文化现象被演绎、传播成一种普遍规律，甚至进入了“文明”序列，被文明化。20世纪初“德先生”“赛先生”进入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传播过程。从那以后，美欧、苏联等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观念进入中国，而自20世纪50年代学科体系基本确立以来，几乎每个领域都在谈“本土化”，或者是用“本土化”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外来的知识与本土问题——当然，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如果理论界还无法在消化外来思想、指导本土实践的视野中有所超越，确会显得不合时宜、流于虚浮。换句话说，中国的知识体系生产在逐步耗尽“本土化”带给本土发展性资源和动力红利之后，如果不更新动力机制，知识创新性的努力反受其害，这将严重影响、拖慢甚至阻滞对中国实际问题的发现和解决。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在以“资本”和“商品”为研究突破口之上建构的世界的本质性认识和批判；需要考虑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在当时普通大众眼中是没有可以直观参考借鉴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成型范本，只有资本主义。《共产党宣言》宣布了一个时代的开始，那就是全世界无产者如何逐步联合起来，用共产主义的知识性信仰和信仰性知识指导自己，摸索建构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的时代，也就是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全球性的本土化建构的过程。在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科学性毋庸置疑，是我们看待中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准绳和原则性出发点。

　　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本身见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本土化、时代化的伟大过程；同时也见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后院”和“厨房”的世界依附体系的巨大变迁——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正由自由竞争的内驱自更新机制，快速而决绝地滑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深渊。今天，我们已经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预言的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已经成为现实，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单向度全球定轨完毕，并且我们可以愈加清晰地看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对面，资本集权和政治集权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两大本质特征也正在撕扯协商民主温情脉脉的面纱，恢复资本“吸血”的本质——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样的书面描述正得以真实、客观地呈现，成为当今人群的活教科书。资本主义发展利好的长尾效应可能还会持续，但垄断资本主义走向资本集权主义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时代化，尤其是时代化的集结号已经吹响——身处此时的中国，《规划》无疑是希望中国的知识界抬起头，循着历史与实践，寻找和建构中国本土思想，为未来筹谋；“5·31”讲话则希望中国国际传播领域在构建健康平衡的世界传媒秩序、与实力和思想相匹配的全球传播格局方面提出恰切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此二者互为表里，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二重性有机结合，其价值创造和使用价值重构必将发挥出最大效力。

　　注释：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3]门罗·E. 普莱斯，《媒介与主权：全球信息革命及其对国家权力的挑战》，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8年。

　　[4]Ingrid d’Hooghe. The Limit of China’s Soft Power in Europe: Beijing’s Public Diplomacy Puzzl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2010.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