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新闻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产物，兼具中国性与世界性，同时又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中介，不断表达和重构着中国性与世界性。本文通过考察新华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的历史，发现中国性呈现为中国新闻的主体性建构，交织着抗衡、比较和沟通的主体性偏向与转向。在万物互联的技术世界，中国新闻的主体性需要转向追求沟通、理解与包容的主体性，在沟通世界的过程中既表现共在共享、关系理性的“中国性”，又立于多元交往的“世界性”，使“中国性”朝向关联的世界、可协商的世界、混杂的世界、合作的世界、交往的世界。

　　关 键 词：

　　中国新闻话语实践/中国性/世界性

　　作者简介：

　　单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龙腾，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级研究生，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中国性与中国/中国人以及有关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抽象表达密切关联，内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一个概念中介，连接着具体历史语境和不同主体认知下的“中国”与“世界”。中国性直接面对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中华文明认同，一方面通过“同源论”(孙中山，1986)的角度建构中华民族的内在同一性，另一方面又通过“融合”说(顾颉刚，1996)、“多元一体”说(费孝通，1989)建构中华民族的融合性、多元性和一体化。而杜维明的“文化中国”说超越地缘、血缘和根源的想象，建构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空间，使得全球语境中的中国性指向开放性、多元性和自省性(杜维明、刘梦溪，1993)。与此同时，中国性始终在与世界性的参照中得以建构，中国的特性与世界的共性相互印证，在多元互动中不断生成文化间的权力关系或文化兼容性。如此一来，中国性所建构的主体性隐含关系性和自我反思性，并意味着沟通性。如果无法沟通世界，那么也就无法确证中国具有何种特性，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方法”或“视角”，更无法在参与世界普遍主义的建构中显示自身的存在。

　　新闻业是现代交往体系的产物，新闻业的发明以作为现代交往中心的英国为起点，从印刷媒体(press)，发展到新闻领域(journalistic field)，再发展为新闻业(journalism)(Chalaby，1998：76)，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新闻世界。中西方的交往与碰撞催生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业，随着中国邸报传统与西方现代新闻业的对接与转化，以及现代化比较视野把中国新闻业作为一个特殊“样本”进行审视，新闻业的中国性与世界性成为贯通历史的新闻话语实践。在新中国传媒机构中，新华社是这一新闻话语实践的典型代表，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把新华社建设成为一个足以与西方各大通讯社相抗衡的世界性通讯社”，到1983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2001年的“更加强大的世界性通讯社”，2021年的“建设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无不显示着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建构，更重要的是呈现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内在矛盾：在世界新闻竞争中突出“中国特色”以凸显竞争优势，但“中国特色”常常局限于“我们的”表述，把国际报道和外交工作混为一谈，忽略新闻本身的特点和规律(郭超人，1997：41-42)，导致“中国特色”外在于世界新闻业的发展，中国新闻的主体性失去沟通性。面对这一难题，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新华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的历史，提炼其中的新闻话语实践，反思并重构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一、抗衡的新闻话语实践：“与西方各大通讯社相抗衡的世界性通讯社”

　　自近代以来，中国新闻业一直深陷于不平等的新闻世界，很少能发出中国声音。红中社时期的新华社还只限于对外播发少量电讯，抄收国内外通讯社的新闻，到抗日战争前后，一批来华记者以世界性的视野传递中国声音(单波、林莉，2019：37)，特别是在1944年8月，新华社对外英文广播开通，新华社转向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改进报道以更好地满足外国读者的新闻需求，从而使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其中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调适中国新闻的中国性与世界性，以世界为方法报道中国，以此连通中国新闻与外国读者。

　　然而，新闻与宣传的非融合性带来了调适的不确定性。早期英文广播曾在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据研究这段新闻史的美国记者李苏珊(Susan V.Lawrence)介绍：“新华社英文广播上天之前，美国官方关于中国的信息源是日本同盟通讯社，自接收到新华社英文电讯后，美国高层领导看到的中国华北战争图景，便有了急剧改观。”(熊蕾，2004：38)英国广播公司则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收听延安的广播比收听南京国民党广播的效果要好，英国报纸上有了来自延安广播的中国消息，而有人反映延安广播里面“宣传”太多，他们可以用的新闻资讯很少。英国顾问林迈可(Michael Lindsay)也意识到，记者们脑海中更多的是宣传意识，缺少新闻专业意识，这使得中国新闻可能仍旧与世界相隔：“各分社的记者常常误以为自己在为一个会相信他报道中所说的一切事情的读者而写作，而实际上他们是为那些对中国形势不甚了解甚至抱有怀疑敌视态度的读者而写作，因而报道常常不能适应国外读者。”(刘云莱，1988：34-35)在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相互调适中，新华社的新闻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变化。例如，1946年，新华总社对各分社提出“电讯要简练”的要求，使目光转向“新闻性”，已经发现“新闻中夹杂过多的主观议论”，“有的导语和结束语类似标语口号，缺乏具体内容，不能起到导语或结尾的作用”等问题。正是在“新闻性”的层面，记者发现了普遍性或世界性的因素，转向“学习人家(包括西方记者)那种简洁明快的笔调，画龙点睛的手法，凡事抓住要领的技能，以及事事说明出处的态度”，并且认识到，只有在广泛学习和吸收之后，才有可能理解自身，在新闻宣传作风上“创造我们独特的风格”(刘云莱，1988：63-64)。此时的风格并非自我确证，而是在“读者”“敌我友”“他人”以及“西方记者”等各种因素会通后的再创造，中国性与世界性的调适又表现为政治性与新闻性的调适。

　　调适，意味着既感知到了差异，又尝试着在差异之间辨别与反思，并在自我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改进自我。新华社外派记者张结在朝鲜战场采写国际新闻时，从外国记者身上看到了与自己所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们的采访、写作方法对我们来说不完全适用，但有一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比如自己吃力地问了许多问题后，对于要写什么却并不清楚，然而外国记者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收听世界各地的广播，考虑在开城应注意什么问题，并且围绕问题收集材料，实际采访所用时间却并不多，由此他认识到，外国记者“收听世界各地的新闻和了解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采访工作的一部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欠缺的”(张结，1991：212)。但是，这种吸纳外来经验的做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难以改变新华社外在于世界性通讯社的窘境。虽然新华社逐渐在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事件中崭露头角，但依然只是一个国内通讯社，在国际上中国声音依然微弱。1955年，对此极不满意的毛泽东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毛泽东，1983：182)。显然，一个“站起来”的民族国家，一个面向人类解放的现代转型国家，必须把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由此，新华社逐渐开始从国内走向世界，新闻话语调整为“把新华社建设成为一个足以与西方各大通讯社相抗衡的世界性通讯社”(吴冷西，1986：374)，使新华社面向中国新闻与世界新闻的竞争关系，成为具有新闻竞争力的主体，也面向一种双重“需要”，即“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吴冷西，2001)，中国新闻成为这种“需要”的中介。1957年，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应邀访问路透社和法新社并考察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尼四个国家的通讯社之后，感受到了新闻竞争的压力，觉得应该把“像路透社那样规模和效率的世界性通讯社”作为新华社的奋斗目标，同时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条件，又有所保留，只言“在亚洲和非洲同它竞争一番”(吴冷西，2001：19-20)，由此规划出西方与非西方的新闻竞争空间。

　　达成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目标，需要有通向世界的方法。刘少奇在1956年在对新华社的讲话中提出“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而且“要有批判，不要迷信，不要盲从”，不能学习塔斯社“死板得很，毫不活泼”的新闻格式，也不能因为立场不同，而完全拒绝资产阶级的经验，“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刘少奇，1981：417-420)。在此，新闻的世界性是超越自身的片面性的有效参照。以他者的经验为参照超越自身的“主观主义”“片面性”，显示出对新闻工作的理性认识，导引出“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一规律性认识，但随即又强调“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重点要学习的经验在于“资产阶级通讯社记者的报道技巧”，因为“他们善于运用客观的手法、巧妙的笔调，既报道了事实，又挖苦了我们”(刘少奇，1981：418-420)。由此，在克服“主观”“片面”和“必须有立场”之间，形成了中国新闻主体性的内在张力。

　　在这种语境下，中国新闻既在他者的新闻世界里汲取新闻经验，又要与他者斗争，使中国新闻主体的力量对象化。1957年，新华社即在《新闻业务》杂志开辟《世界性通讯社介绍》栏目，介绍西方新闻业的经验和方法，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市场竞争又塑造了新闻报道的风格，例如“美联社为了和它的对手竞争，使新闻写得新奇，大多都对每一个新闻事件，按照它的发展，用最快的速度作连续报道，绝不等到有了结果再做一次全面的叙述”，从读者角度出发，“为了争取新闻发布得快，把新奇的东西尽先告诉读者，美联社的新闻导语，是典型的倒装金字塔式的导语”(新闻业务，1956：42)。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无产阶级新闻观点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东西，中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即使不得不在认识到新闻经验必然有相通之处和规律性认识，因此“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的同时，并不排斥资产阶级新闻学中仅仅是技巧方面的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可以批判地吸收这些技巧，来为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服务”，但这些技巧被认为是相互攻击和斗争的“武器”(本刊编者，1957：5)。在斗争的语境下，共通的规律性的方法和经验，成为既可欲又可怖的东西。譬如中国记者对路透社驻中国记者写的一篇报道进行分析时指出，“它的内容是公正的，而且写的比较生动”，“普通的常识是：路透社发的消息绝不会违背西方资产阶级敌视共产主义的根本立场的。可这篇报道北京的星期天的特写，为什么却会使人得到‘公正’的印象呢？这是因为它是一篇客观的报道”，但随即中国记者又指出“这位路透社记者并没有离开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场”，“以这类客观报道来增加它欺骗和迷惑读者群众的政治资本”(慎志，1956：38-39)。

　　将“我们”和“他们”的立场视为截然相对，同时将这种二分法泛化到新闻领域，使得原本可沟通的新闻经验被人为分割：“立场”与客观、真实、公正、全面一样，都是普遍的，但后者是从“他们”那里学习来的，成为中国新闻主体性的组成部分。人民立场、阶级立场等中国原则加上“他们”的经验，建构了斗争语境下的中国新闻主体性。而正是因为那些新闻经验被定义为“他们的”，所以当立场趋于绝对化时，就有可能从中国新闻中剔除出去，使得建基于共通经验基础上的共同理解逐渐丧失。到1963年，新华社的对外报道转向“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三个对手作斗争”，另一方面又要为亚非拉地区树立榜样，要尽快“占领阵地，扩大我们的影响”。但这很容易被当作“宣传”而不予理会(沈苏儒，2004：114)，无助于外国读者对中国话语的理解。以致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费里克斯·格林(Felix Greene)直言新华社的“文风和表达方式是很缺乏感染力的。中国较为普遍的政治词汇，诸如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矛盾、社会帝国主义等一套概念，西方不关心政治的一般公众是不懂的”(熊蕾，2004：83)。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抗衡的新闻话语缩减了中国新闻面向世界的可能性，也遮蔽了从世界性视角看见中国的可能性。

　　二、比较的新闻话语实践：在改革开放中构想“世界性通讯社”

　　改革开放初期，系统地了解西方新闻业以改革传统新闻观念成为新闻人的共识，通过参照西方，建构中国新闻的开放性和丰富性。1978年底，《新闻战线》复刊，几乎每一期都会有介绍国外新闻的信息。1981年，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在对外报道会议上提议收集西方记者关于中国的报道，“看他们对重大题目是怎样报道的，从中看出他们注意些什么问题，也可以学习人家的报道手法，了解读者的兴趣和读者的需要。他的每一篇稿子都是商品，他生产这个商品都要想着怎样推销出去”(李普，1984：40)。同年，新华社对外部发行《对外报道参考》半月刊，大量探讨西方新闻报道的技巧与艺术。中国新闻改革也引起世界新闻界的关注，如注重调查报道、读者意见调查等(格雷厄姆，1980)。与此同时，许多外国的新闻学者、新闻记者来华访问，中国新闻人也走出了国门去实地考察，为新闻改革寻求参照，中国新闻人和外国新闻人因此有了互相观察与互相补充的可能。

　　1978年，美国新闻记者、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詹姆斯·阿伦森(James Aronson)应邀来华讲课，成为“第一个来华讲新闻学的美国人”(高原，1979)。他在向新华社记者介绍西方新闻知识的时候，有意识地贴近中国概念，把知识广、坚韧性、使命感、不轻信概括为记者的“四项基本条件”(阿伦森，1980：6)，建议新华社记者“从中国和亚洲的观点出发，对事件做出自己的解释，并且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向读者进行报道”(阿伦森，1980：73)。他看到了中国新闻所蕴含的“中国性”的一面，但这种“中国性”不是自我论证的、固定不变的，只能在跨文化互动中把握。在他看来，中西方差异是绝对的，因为社会制度深深地影响了新闻从业者的观念：中西方差异也是相对的，因为“新闻学中有一些基本的法则不管在什么制度下都是适用的，运用这些法则有助于创立一种更为有效的新闻事业”，并且“不需要回答资本主义新闻体制和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自由都是有限度的，我们需要的是不论在哪种制度下，都要建立一种尽可能诚实的、建设性的、增长见识的，而且具有足够专业技能的新闻事业”(阿伦森，1980：189-191)。阿伦森的话语透露出明显的跨文化意识：中国性既非特殊性也非普遍性，中国性在与世界性的关系中存在；无法与他人、与世界有效互动，中国性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中国新闻应该是中国性和世界性互动的结果，它在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发生深刻关联的同时，又与世界其他文化和制度下的新闻业以及新闻的基本法则相关联，因为世界各地的差异实际存在，才产生了全球新闻交往的需要，又因为人们对于新闻理性的共识，才为满足全球新闻交往需要创造了可能。

　　阿伦森的讲述影响了新华社对外记者黎信，后者在《光明日报通讯》上向全国记者转介“四项基本条件”，潜心研究西方新闻精品及其写作技巧，由此转向在吸收中丰富中国新闻文化：“西方新闻学中凡是那些符合新闻规律的东西，乃是一种人类共有的财富，我们应该吸收、消化。吸收人家新闻文化的精华，再找到切合我国实际的较好的结合点，这样，我们便可以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闻文化。”同时，他提出要从新闻报道与写作同新闻政策、新闻体制等方面的整体性来理解西方新闻，认为只有破除偏见和成见，才能更好吸收借鉴他人的新闻文化，创造自己的新闻文化(文璐，1989：15-16)。中国记者逐渐意识到新闻的世界性并非截然二分，转而通过对新闻活动中的“共同规律”的理解，寻找学习、借鉴西方新闻经验的可能。

　　1982年，穆青在联合国新闻中心的大厅内看到很多屏幕滚动显示世界各地的新闻，这些屏幕各自属于西方的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以及来自第三世界的埃菲社、南通社、印度通讯社等，看不到显示新华社新闻的屏幕，这使他产生“我们的新闻还不能走向世界并在世界发生影响”的耻辱感(张严平，2005：343-345)。随后在1983年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的新目标，内含新闻改革、继承传统和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新闻改革要直面现行的新闻管理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作风问题，延伸走向世界新闻舞台(穆青，1996：238)。为了激发新闻改革的力量，又必须回归中国新闻的内在精神传统，即“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穆青，1996：148)。同时在对外开放中重建对于“世界性通讯社”的理解：“第一，它能及时地、充分地反映本国和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的新闻，包括一定质量、数量的文字、图片新闻。第二，应有收集全世界新闻的工作体系，有遍布全世界的记者网、新闻来源和遍及全世界的订户。第三，有用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的四通八达的通讯线路，和分布在全世界的向报纸、用户供稿的系统。第四，要有一批纵论世界风云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家。第五，有相当多的经营项目，相当可观的收入。”(穆青，1996：242)

　　此时，对“世界性”的理解已从“把地球管起来”延伸到走进世界新闻舞台，并且在竞争中获得“国际公认”的影响和地位。获得竞争力的重心设定在“中国特色”：在服务上强调开放性，通过“我们的”报道、评论，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服务；在新闻理念上是反资本导向的，通向和平新闻学，即“我们的新闻报道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事实、传播真理，推动历史前进，为了加强世界人民的团结，争取和平，反对霸权，反对侵略”；在内容上是独特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提供最权威的、准确而及时的、全面而丰富的中国新闻，客观、公正地反映第三世界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东方的报道(穆青，1996：243-244)。这个“世界性通讯社”构想并不成体系，但其意义在于挑战了西方新闻视角所预设的“单边普遍主义”，打破了把西方通讯社等同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单一想象。用穆青的话来说就是，新华社“不是以西方通讯社的小伙计身份进入世界新闻舞台，而要成为与西方通讯社争雄的强大对手”(穆青，1991：8)。作为“西方通讯社的小伙计”意味着被西方完全同化，而要成为“与西方通讯社争雄的强大对手”，则需要保持对等的主体性和竞争力。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如果仅仅强调主体性和竞争力，还是会落入“单边普遍主义”。如何使“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成为普遍合作与共建共享的新新闻文化，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时期的新闻话语实践中，中国性仍偏向于政治、体制和文化，世界性则偏向于技术和市场，无法在各领域同时促发中国性与世界性的调适，从而使中国和世界互相兼容、互相普遍化。

　　于是，就出现了穆青观察到的困境：新华社要打进由西方人统治的新闻市场非常困难。首先，人家认为新华社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通讯社，主要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因而处处提防；其次，我们在技术、设备方面都差很多，人家瞧不起你，并不把你当竞争对手：最后，我们的时效比西方差，有的报道晚十几个小时，有的甚至晚一两天。这种情况下，虽然新华社能够比较公正地反映一些情况，但往往时过境迁，没法采用(穆青，1996：425-426)。面对这种情况，穆青提出要提高稿件的数量、质量、时效，同时要立场鲜明、客观、公正，并以发展中国家为突破口，稳妥地、逐步地向欧美发达国家发展，从而真正融入世界新闻市场(穆青，1996：426-430)；寻求在管理层面与国际接轨，促使新闻的管理工作走向科学化、制度化，为走向世界新闻舞台提供机制保证(穆青，1996：263-266)。这契合了中国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现实需要，为中国性与世界性的互相调适与互相建构准备了条件。

　　三、沟通的新闻话语实践：面向国际新闻市场传播中国声音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打破自我封闭和以自我中心建构主体性的观念和做法，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人和我一样生活在世界之中，必须面向连通的世界，在连通中寻求国际新闻传播力。这自然演绎出“同世界接轨”的想象，既包含中国人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也呈现出在无限连接中变通自我道路的现代化转化。到2002年，《新华社英文采编体例》明确说明，“世界性通讯社报道有其共同规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新华社体例必须同其他世界性通讯社基本一致，确保我们的新闻产品模式同世界接轨(陈鹤高，2002：18)。一方面，在与其他新闻理论和观念“对话、互动、博弈和印证”之中，建构中国新闻的特性；另一方面，“接轨”喻示着二元对立，连接或断开都是可能的选择。

　　中国新闻走向世界同时锚定两重目标，既要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又要重构公正合理的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其话语逻辑是，没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就无法改善我们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也就无法抵抗西方霸权，无法建构公正合理的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其中的难题是：积极争夺国际话语权可以打破世界新闻与传播秩序，但无法保证重建世界新闻与传播秩序。与此同时，改革中的中国转向市场，面向经济人和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精神，理解利己和利他的辩证统一。比较典型的是，新华社的对外特稿记者在进入国际新闻市场后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过去对外特稿之所以采用情况不好，只管按自己的调子写稿，完全不顾国外读者能够接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转而将重点放在学习、研究怎样用外国人习惯的方式讲故事。为了尽可能使海外读者对所报道的内容感到亲切，强调所有特稿都以英文定稿，取舍材料、架构文章到遣词造句，全部践行英语思维(熊蕾，1992：13)；站在和读者平等的立场，以介绍、解释为主，避免居高临下的报道方式；结论只能通过作者提供的事实，由读者自己得出(熊蕾，1992：14)。市场的互惠性导向，蕴含着“从他者出发”的内在动力，通过满足他者来传播中国声音，通过聘用外籍记者贴近西方受众话语习惯，消解中西话语的隔阂：也通过他者的反馈来调整并丰富中国声音，“耳目喉舌”的新闻话语得以延展到“沟通世界”。

　　“沟通世界”的最初表现是建构中国新闻的“世界意识”。20世纪末，新华社宣告“已经基本实现1983年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性通讯社的宏伟目标”，提出“进一步增强世界观念，培养世界型人才，改善和完善发稿体制，强化用户意识等”。中国性进一步与世界性融合，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意味着“新闻来源、报道思想、写作手法等必须是面向全球的”；既强调“不能完全照搬西方通讯社的发展模式”，同时也要求“吸取西方世界性通讯社在新闻采访、新闻写作、通信技术、经营管理、发展用户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有益成分”，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客观、公正、真实地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白继红、李勇华，1998：49-50)。“世界意识”成为新华社人的基本要求，“不管是对内报道还是对外报道，不管是面向全国的受众还是面向一个地区的受众，都必须以当今世界为参照系，都必须以世界为背景引导舆论”(本刊评论员，1998：3)。“世界意识”使新华社看到了技术世界特别是因特网的崛起带来的挑战，也感受到全球媒体市场的竞争压力：市场分化趋势明显，各种媒体普遍加强了“角色”定位，积极争夺读者群和观众群；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媒体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通过不同方式联合重组，大型多媒体集团已现雏形；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日益临近，国外大型传媒集团凭借其资金优势、网络优势和新闻资源优势，或明或暗地与我们争夺中国新闻市场，个别实力雄厚的外国媒体集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家门口(南振中，2001：9-10)。对竞争压力的感知进一步强化“话语权争夺”意识，其合理性论证来自于两个基本判断：一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持续上升，国际话语权缺失的问题愈益突出”，由此必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获取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话语权”，传媒界同外交界、经贸界一样，必然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阶段，积极参与到国际话语权竞争和国家软实力的建构中；二是目前国际传播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凭借其在综合国力和传播实力方面的绝对实力，掌握了国际传播话语权”(严文斌、陈瑶，2009：21)。由此，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占有世界新闻市场和争夺国际话语权成为新华社长期坚持的基本目标。此时，“世界性通讯社”转向“国际一流”的目标，力争“构建现代化的采集网络和传播体系”。

　　“沟通世界”再进一步转向相互了解的需要，即“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一方面，“现代的读者，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不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较之过去都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中国的新闻人需要“放眼世界，俯视全球”，“要千方百计为读者了解今日世界，从多角度提供更多的信息”(王会全，1998：26)；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人似乎对“世界需要了解中国”更为焦虑，中国的独特发展路径常常与西方话语产生紧张关系，不能纳入同样的框架加以解释，在西方强势话语的歧视和排斥中，中国新闻人总是感到被“误解”和“歪曲”。由此，“世界需要了解中国”进一步转化为主动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但了解不等于理解，理解也不意味着接受，放大“中国声音”不是创造理解与接受的契机所在，“中国声音”需要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交流中形成意义分享。

　　显然，“沟通世界”不能止于了解的需要，而是要通过世界媒体间的合作建构共同话语。新华社随后又把话语调整为“世界媒体应加强沟通，在沟通中形成共识；世界媒体应加强合作，在合作中发挥更大的效应”(世界媒体峰会，2009：7)。2009年10月，新华社与新闻集团、美联社、路透社、俄塔社、共同社、英国广播公司、时代华纳特纳广播集团和谷歌共同发起以“合作·应对·共赢·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媒体峰会，签署《世界媒体峰会共同宣言》，强调“世界各地媒体向全世界传播真实、客观、公正、公平的新闻信息，促进政府和公共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促进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在世界传媒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各种形态媒体，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功能互补，不断创新，共同发展”(世界媒体峰会，2009：7)。相对于以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方式重构国际信息与传播秩序，世界媒体峰会提供了建立长效的国际媒体沟通机制的可能。

　　与“沟通世界”的新观念相一致，中国新闻人也逐渐意识到，新闻工作的价值“就是能够让社会相互沟通，而不仅仅是传播”(熊蕾、波罗鲍姆，2009：11)。中国记者也希望通过保持某种平衡和更加专业的表现进入与世界沟通的状态，即“如何做到有职业素养，如何公正对待受访者，如何做到报道平衡，如何把不同方面的不同声音都传达出来”(熊蕾、波罗鲍姆，2009：27)。新闻职业标准和社会责任的共同建构实际上就是中国与世界相互理解的重要途径，其中蕴含着中国与世界连通的可能性。

　　在“沟通世界”的过程中，新闻传播的市场导向使得中国新闻人能够吸纳与世界对话的各种方式，“以世界为方法”实现中国的目的；但市场占有和话语权争夺本身并不导向沟通，且无法与世界共享，因此想要使世界了解、理解与接受中国，自己反而首先要了解、理解与接受世界，才有可能找到与他人对话并建构共同利益和价值的方式。如果不能够理解和接受他人的经验、立场、观念和利益，也就无法真正找到与世界沟通并且沟通世界的方法，因此“以中国为目的”“以世界为方法”又要求“以世界为目的”，这蕴含着与他人共在、为他人着想并且成全他人的伦理要求；“以世界为目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才能够引起世界的兴趣，由兴趣、知识再到信任关系的建构，中国与世界才能在利益和价值上相互连通，此时“以中国为方法”也得以可能。对中国新闻来说，“以中国为方法”既意味着报道内容上连接起中国经验与全球问题、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也意味着在报道理念上将“与他人共在”“和而不同”等智慧转化为新闻传播的实践，促成不同国家、文化与制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建构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多样化互通关系。

　　四、重构中国性与世界性关系：朝向多重世界的中国新闻业

　　从新华社的新闻话语实践过程来看，中国性在这里呈现为中国新闻的主体性建构，交织着抗衡、比较和沟通的主体性偏向与转向。在万物互联的技术世界，中国新闻的主体性需要转向追求沟通、理解与包容的主体性，既表现共在共享、关系理性的“中国性”，又立于多元交往的“世界性”，使“中国性”朝向关联的世界、可协商的世界、混杂的世界、合作的世界、交往的世界。

　　(一)中国性与关联的世界

　　中国性与世界存在着广泛的关联性。对新华社来说，它与其他世界性通讯社之间存在着互引关系，通过“互引关系”的研究，可以探索国际主流媒体信息流动的网络与结构，以此考察新华社与世界的关联程度。新华社同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俄通社—塔斯社2011-2015年间互引关系的研究指出，新华社已成为国际新闻最重要的消息源，被引用量最高，但新华社在消息源的开放性上较为保守，对其它通讯社的引用量居倒数第二位，表现出对西方消息源持谨慎、保守的态度；从引用消息源与影响媒介议程的情况来看，中国消息源日益“正面”影响西方媒介议程，而由于新华社使用西方消息源的保守态度，西方媒体较难影响到中国媒体议程(吴瑛、王曦雁、王佳慧，201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华社与世界性通讯社的双向开放存在不对等性。

　　社交媒体使世界性通讯社直接面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推送新闻内容，与世界产生深度关联，但国际新闻依然失衡，世界新闻秩序呈现为“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国际通讯社及其粉丝更多地分享中心和半边缘国家的信息，而且多是正面框架；较少分享边缘国家的信息，且分享的多是负面框架；中心和半边缘国家多是被置于外交关系、贸易、经济、娱乐和人类利益的背景下被分享；边缘国家则多是与冲突、灾难和侵犯人权的行为相关。在这种关联性比较中，新华社与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的推特(Twitter)内容(2010-2016)明显不同，成为反向新闻流动中的一股力量。一方面，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或半边缘国家正在获得国际新闻的正面报道，另一方面，新华社正在有效地与西方新闻社竞争，其发布的推特数量最多，拥有第三多的粉丝数量，在其推文中，大多数国家也都在积极的层面上被分享(Saeed，Ahmad & Saleem，2020)。可以说，通过与西方主宰的全球新闻流动的竞争，建立全球粉丝的交流平台，是新华社通向关联的世界的重要路径。

　　(二)中国性与可协商的世界

　　德国学者托马斯·汉尼茨(Thomas Hanitzsch)等把新闻视为一套经过文化协商的职业价值观和惯例。尽管把新闻文化切割为西方、西方外围和非民主国家的空间分布，并未超越特定的西方偏向，但通过对三个领域、七个维度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新闻文化将表现于记者职业心态的多样性与变化性，不再被化为一个“公约数”，还是呈现了全球新闻文化的可协商性和复杂性，使世界新闻业地图的立体化成为可能。其中，中国新闻文化已被视为与西方新闻文化发生联系与互动的独特个案，中国日益注重市场导向；中国记者非常重视向受众提供政治导向，但提供政治导向并不一定与强调公正性相冲突；中国新闻记者也倾向于将他们的职业角色定位为干预主义者，并且在伦理观念上更为灵活(Hanitzsch et al.，2011)。

　　这导向了更具包容性的新闻文化，在质疑和重审西方中心的规范性预设的同时，逐渐重构对非西方记者角色的解释，不再以西方的经验和标准来直接衡量非西方，而从非西方和西方的相互观察、印证和补充中协商角色话语，由此可以发现多样性的记者角色(Hanitzsch & Vos，2016)。不同地区、领域、机构的记者角色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组合，展现了记者角色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流动性，也导向了西方与非西方新闻文化的对话。

　　(三)中国性与混杂的世界

　　全球化将开放和变化带给了世界，世界变得混杂。记者的角色表现呈现出多层次的混杂模式，新闻文化也表现出了多层次的混杂，既不同于现有的理想媒体系统类型，也不同于关于政治或区域集群的传统假设(Claudia et al.，2017)。随着中国媒体进入非洲，受西方影响的非洲记者试图观察和调和中西新闻的不同取向。中国媒体在非洲的扩展不会取代非洲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新闻取向，但中国新闻文化中的建设性新闻和发展新闻被视为可选项，同时非洲记者也试图将新闻观念与本地的哲学和伦理学观点结合，以使新闻业与社会发展相协调。驻非洲的中国记者的观点也呈现混杂性，自由主义新闻模式与正面报道等观念往往能够在新闻专业精神的维度上相互补充(Umejei，2018)。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在非洲问题的报道中，新华社往往忽视有分歧的问题与潜在的风险，西方新闻机构比新华社更频繁地出现风险框架，反而更能反映非洲人对不稳定性的焦虑(James & Boukes，2017)。因此，面对混杂的新闻世界，新华社还必须通过理解地方性的新闻需要，建构包容性的新闻框架。令人瞩目的是，在报道非洲环境议题的过程中，新华社逐渐发展出一种“生态文明”的话语(Shi，2015)，多种层面的因素相混杂，从而在话语的冲突与整合中，建构新闻话语的新生态。

　　(四)中国性与合作的世界

　　媒体间的连接与交换、对话与交流机制是中国新闻融入世界新闻的重要路径。1972年，新华社通过与美联社签订中美之间第一个媒体合作协议，实现新闻和图片交换。20世纪90年代，中美媒体合作进一步增多，广电之间互购节目、交换新闻、联合直播，报刊之间版权合作，通讯社之间也一直在互换新闻稿件(车南林、蔡尚伟、哈林，2019：136)。媒体合作带来了中西方新闻关系的建构，而“一带一路”语境下的媒介合作进一步为中国新闻提供多元的世界性，这种多元的世界性又成为中国特色的新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际新闻市场竞争和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双重目标下，新华社将非洲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的突破点，通过新闻合作协议，提高新华社稿件在非洲的使用量，减少少数西方国家新闻来源的集中度，抵抗来自西方的关于非洲的负面报道，改变非洲媒体的资源匮乏和严峻的经济状况。以加纳新闻界对外国新闻的采用为例，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服务部是排名第一的外国新闻来源(58.36%)，而新华社是第三大最常用的外国新闻来源(5.42%)，低于美联社(7.21%)但高于路透社(4.47%)、CNN(4.01%)，法新社(3.36%)等；但对加纳记者对国际新闻来源机构偏好的调查显示，新华社在九个主要的国际新闻机构中排名第八，而西方新闻机构排名更靠前(Serwornoo，2018)。这说明新华社不能仅仅靠正面报道取得信任，还必须在合作中建构基于共同专业理念的信任。

　　(五)中国性与交往的世界

　　随着中国记者外派到全球各地，中国新闻业直接面对交往的世界。对近年来中国媒体涉足非洲的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驻外记者探索着与世界打交道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同非洲的媒体机构、编辑和记者、当地社区发生着各种交往关系。当新华社或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派驻到非洲，他们看到的是非洲记者的复杂性，非洲记者有其自身文化传统的偏好，也有其发展的需求。尽管中国媒体机构主张一种“中国视角”，但在中国媒体工作的非洲本地记者并没有接受特定视角，而处于“西方视角”与“中国视角”之间。当非洲、西方与中国的媒体在此相遇时，各自带着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彼此审视、怀疑、竞争、合作、冲突、对话。中国记者也在与非洲社会的交往中发生着转变，一些记者可能会带着孩子入读当地学校或国际学校，了解另一种生活方式，一些记者积极接受了“同情的世界主义”，参与到非洲的社区建设之中，并且以关于贫民窟等主题的调查报道，促使当地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中国新闻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产物，兼具中国性与世界性，同时又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中介，不断表达和重构着中国性与世界性。在中国被封锁而与世界隔断的年代，中国性与世界性被设定为互相排斥的两极，而由于对世界性的排斥，无法获取世界的经验和方法上的参照，中国性也就承担着在盲目和无知中消解自身的合理性的风险。在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后，中国新闻汲取世界的经验，以世界视角反观自身，建构交往关系，中国新闻的中国性也正是在与世界性的多样性互通中逐渐把握自身的合理性，只有在与世界性的持续的相互比较、相互观察和相互建构中，中国性才有了某种主体性、创造性和特色性的意味。中国新闻无法通过放弃普遍性与坚守特殊性，解除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的困扰，只有将中国性向世界开放，才能够转换单一的普遍主义话语，在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多样性互通中共建世界普遍主义(universal univers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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