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阮益嫘）中国新闻事业由近代化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不断努力成为新闻传播媒体主人的历史，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由单一媒体向多媒体发展的历史。过去的一百年间，随着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发生着巨大变化。8月25—26日，“第八届中国新闻史青年学者论坛”在京召开，与会学者围绕“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新闻史研究的实践视野与价值建构”这一主题，就如何以中国国情和实际作为研究起点，深入调查研究，回到历史现场，将新闻史研究更加深入地走向社会、走向实践展开讨论。

　　新闻史研究的实践视野和价值建构

　　新闻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新闻事业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而新闻史的研究则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相比我国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新闻史研究还很“年轻”。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邹吉忠教授谈到，聚焦“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一主题，需要以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作为研究起点，关注广泛深刻的历史变革和实践创新，挖掘新题材、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年轻的新闻史学者，更要以青春之状态回答实践提出的历史叩问，致力于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向国家社会提供经世致用的历史智慧，体现新传界青年学者的时代担当和历史责任。

　　史论研究强调研究者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新闻传播学要对时代、社会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除了有扎实的史料拷问和理论作为支撑，还特别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现实问题、时代命题和人民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提出，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树立开放的国际视野尤其重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更需要青年学者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立足本国实际，放眼世界，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一些重大课题，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互动之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和问题，进一步厘清国际传播领域里的标志性、标识性的概念、范畴和表述的来龙去脉及历史演变，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参与并引导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中西方的学术研究是不同的，西方是学术之学，重视概念理论，而中国是治平之学，重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学术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光辉值得我们骄傲。中国新闻史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因为它是蕴含在大量的历史现象之中，只要我们用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下功夫去作深入研究，就会有所发现。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教授表示，新闻作为构建这个世界的一种主观的实践性活动，构建了新闻本身，也构建了新闻的主体活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进入到信息文明，是技术给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带来基础面向的改变。但是，新闻世界不单纯是认知的世界，新闻的世界勾连着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新闻媒介产生之后改变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如今，在新技术条件之下，新闻学领域的业务、理论创新非常快，新闻世界如何以“对话和沟通”机制推进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理解以及融合，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从社会实践出发，对历史的发展变迁做出规律性的阐述，它和基于唯心史观抽象的历史思辨和碎片化的历史个案研究，以及后现代史学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着丰富的内容，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容易导致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如果不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有可能导致文化复古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倾向。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程曼丽谈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对于我们进行包括新闻史在内的史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史研究如何坚持唯物史观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静态与动态的关系、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新闻史研究者要对当今社会实践及其特征进行历史的、全面的、整体的把握，掌握其中的规律，建立空间上的普遍联系、时间上延续相继的全球史观和大的历史视野，正确处理历史发展过程中多重矛盾的内在关联，进而准确理解并且合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些复杂性和规律性，在历史片断中建立关联，作出符合历史真实描述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

　　多做个案研究开拓新闻史研究新局面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社会结构的转型、传媒生态的变更，新闻传播学界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院长张昆教授认为，新闻教育改革方兴未艾，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必须推陈出新，亟须将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为教学内容，纳入到新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之中。新文科的建设使得不同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和渗透，进一步拓展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空间，从而为青年学者们提供了基于学术前沿、引领学术创新的机会。随着新闻传播学科地位的整体提升，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也需要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为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学术提供支撑。

　　研究新闻史和研究一般的历史一样，需要以史为鉴，继承和发扬新闻事业好的传统，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类型媒体的丰富工作经验，探索总结规律。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艾红红教授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广播事业在推广普通话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她认为，1950年以来通过搭建遍布城乡的国家广播宣传网络，制定以普通话为通用语言的播音政策，声音广播不但成了中国人的普通话语音教师，也利用普通话传播的版图得以迅速扩大。全国人民同听一个新闻，同做一套广播体操的仪式化传播景观，持久地影响和塑造了国民语言和身份认同。

　　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该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探寻其背后的含义。研究的深度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才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等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报人的个案研究，才能提高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开拓出新闻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赵丽芳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民族地区新闻史论的研究，她的团队聚焦于喜马拉雅早期藏文报刊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她谈到，藏文报刊《各地新闻明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政权交替、民族国家观念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受到境外宗教传播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境内外思想在这里汇聚。这份报纸不光是接触地带的文化样本，也是喜马拉雅地区复杂的政治、复杂的舆论争斗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文本。

　　新闻史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必须充分占有材料，研究要细化、深化。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道路，更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概括总结经验，更好地诠释其独特性。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俞凡教授以1945年山东根据地大店地区民主选举工作中的宣传动员为例，探讨中共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认为，宣传动员工作是全局性的工作，其最根本的作用是塑造党和基层政府的形象，服务于整个基层政权的建设。根据地宣传动员工作的模式到底有什么意义，怎样评价这个宣传动员模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入基层、扎根基层有效掌控了乡村，并通过减租减息、土改等政策，使得农民和共产党之间建立了利益共同体，在基层政权建构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教育、口号、标语等方式建立了意识形态共同体，它同利益共同体相互捆绑，使得中共根据地政权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为革命、建设、改革打下良好群众基础，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群众力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如今，中国的发展世界瞩目，中国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把中国声音更好地传播到世界，需要中国学人薪火相传、再创辉煌。

　　论坛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联合举办，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实践研究中心承办。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设有主旨演讲、学人报告和10场分论坛。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5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