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信息化、网络化生存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时，曼纽尔·卡斯特就不无忧虑地指出，“不平等的现象有再生产/复制自身的趋势，也就是低收入及低教育者在以知识作为基础的经济体中发展的机会少之又少。发展到最后，贫困将成为结构性区块，由那些不能满足信息劳工要求的人口所组合而成。”②在中国大步迈向信息社会的进程中，传统的社会阶层差异也随之增加了“信息分层”这一维度，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信息中下阶层呈现出在信息化浪潮的挟裹下亦步亦趋、既拥有了潜在的媒介赋权又无法超越生存性传播的困窘局面。③如何在“数字鸿沟”的传统解读之外看待社会中下阶层在信息社会的生存境遇，并探寻借力新兴传播技术服务于他们的社会发展之道，不仅是丰富传播研究的理论需求，更是社会实践提出的紧迫课题。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三农”问题，2004-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九年围绕“三农”问题颁布“中央1号文件”，每一年的文件都有关于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表述，并呈现日益重视的趋势。④但是，文件中涉及农民工的内容屈指可数。2006年，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在“首届中国农民工信息化论坛”上表述：“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必须关注农民工，关心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信息化也必须为农民工服务。”信息化为农民工服务的具体路径是构建“一体化的农民工信息服务系统”⑤，即一个涵盖就业、培训、社会保障、权益维护、子女教育、生活等在内的集成信息服务，以充分的信息提供为目标。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呼吁并未得到足够的回应。

　　中国农民工对新媒体的运用已引发了传播学界广泛的关注，新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也已得到多方位的研究。⑥但是，农民工对新媒体的运用与其背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信息社会的演进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结，新媒体又该如何成为农民工群体在信息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工具，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尚缺少针对性的回答。本研究尝试在上述方面作出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