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Rethink about Huang Yuansheng's Theory of "Objectiveness"

　　【作者简介】於渊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武汉　430039）。

　　【内容提要】本文追寻了黄远生“客观”之说的诞生理路、旨归与思想根源。认为远庸的遗言理念经历了由“不党”到“客观”的演变，而他所言的“客观”针对的是言论态度，与美国新闻理论中的“客观性”并不在同一层面之上。黄氏留日期间日本新闻业的主导新闻理念、其从业生涯中对于报纸言论的深入认识、对于实证科学精神的信仰以及对待现实的“质疑”精神，共同构筑了其“客观”之说的思想根源。在新闻思想史领域中，他对于报人发论时所应秉持的“客观”造言理念的建构以及由此衍生的对报纸作为国民共同论辩机关的定位，开创了从新闻职业本身角度“规定”报刊政论如何发论的先河。不过，这一言说并没有承载黄远生明确、积极地推进新闻职业化的努力。

　　【关 键 词】客观 造言理念 演变旨归 思想根源 Objectiveness/Theory of expression/Target of evolution/Ideological origin

　　黄远生的生命历程只有短短三十余年，他投身于报业也仅有四五载，却被新闻史学界赞誉为“报界之奇才”[1]。在新闻思想的层面，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章和著作，都会提及他的“客观”之说，这种言说往往被视作新闻报道所恪守的要求，与真实、全面、公正并列在一起，作为新闻报道的原则加以阐述。①所凭之据皆引自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所言“吾曹之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2]。此中缘由，与黄远生作为“民初新闻记者的巨擘"[3]的身份密不可分，与客观一词作为现代新闻观念中关键的词汇，应该也息息相关。

　　而事实究竟如何？黄远生为什么在彼时彼刻提出“客观”之说？他究竟在哪个层面上言及“客观”？这种言说在黄远生的新闻理念中，居于怎样的位置？在中国的新闻职业观念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回到历史的语境当中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比仅仅将“客观”之说标签化更有意义。

　　一、由“不党”到“客观”——远生造言理念的演变

　　远生在继梁启超1912年12月创办《庸言》两年之后接办此刊。接办之时，他有言曰：“吾庸言报之出生，虽仅周年，而其前身之所累积者，固源远流长”同[2]。在一种“无论国家或个人，固日向于此新生命之方面”同[2]的信念中，他认为“今吾曹及此服之周身细胞，固时时刻刻除旧布新”[2]102-103.这也许即是他希望在《庸言》“源远流长”之“累积”之上，努力将该刊推向“新生”的思想动力。正是在这种开启此刊物新生命的心理中，才有了“吾曹之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的表白。

　　澳大利亚学者特里·纳里莫将远生对于“吾曹之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的表述，归因于其在当时情况下无奈地建立一种不介入政党政治新闻业的想法。[4]此外，他亦言：“许多中国报人（特指民初中国报人——笔者注）试图为其自身建立职业化模式时，实际上所构建的只是一种类似观念的东西，这种观念追求的是专业性的客观中立，以便在报业难以避免的党派性和政治性中安身立命”[4]179。

　　对于纳里莫将民初之后的新闻思想纳入到职业层面来进行认识，已有学者给予了肯定，但同时也提出质疑：黄远生所言的转变，是否就是客观中立的观念？而且将作为西方新闻业职业意识形态的客观中立作为衡量中国报刊职业化的唯一标准，是否符合中国报刊发展的实际？[5]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远生所言的转变，究竟涉及到哪些层面？

　　第一个层面的转变在他的表白中已清晰可见，即是在立言态度上，由主观到客观的改变。《庸言》的前任主编为梁启超，尽管他自称“对于国内各团体尚无深切关系”，并声明该刊是“独立发表意见”，[3]1029却在出版后，大唱“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的高调，鼓吹建立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强有力之政府”，“实行唯一最高政府之集权”，同时拼命攻击“暴民政治”，谄媚地表示只要能够绞杀革命，“则虽奉以专制无上之威权所不惜也”。[3]1036因为，在梁公眼中，只有符合“向导国民”的前提，具有主观态度的报纸，才可谓为“良报”。②

　　然而，远生却将对于刊物言论主观态度的扬弃，作为《庸言》“除旧布新”的第一步。他在所谓的“正确之主张”之前加上了“自以为”的修饰，显示了对于言论的主观性、倾向性必然带来言论之偏颇，已抱有足够的警惕。他曾经在对某些自诩为社会之耳目、喉舌之辈有过这样的嘲讽：“物象至繁，耳目至简，汝之所视，及汝所聪，皆汝主观，非物真象”[6]。看得出来，他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记者在面对世间繁复的物象时，会无形中带有“主观”的眼镜，所观所察所纪已不可能完全是世界的真相，而根据这些材料发表的言论，更是无法规避其个人色彩和主观的印记。

　　因此，他提出，对于一切事物发表相关言论时，“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同[2]。在这种对多样言论的包容性立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为摒弃言论主观色彩而寻找路径的努力。

　　这种对于主观言论态度警惕的背后，实际上承载的是他对报纸言论更深刻的认识。

　　在民国元年③，黄远生与和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在出版《少年中国》杂志的“自白”中坦言：欲发“发公论于一二”。在《自白》一文发表一周之后，他在《少年中国周刊》的另一篇文章中言及记者应该发“不党之言”[7]。当时，政论报刊盛极一时，然而大都属于不同的政党，④这些政党各自拥有一批自己的言论机关[3]1021，具有浓厚党派性。政风不同、观点各异的政党报刊互相批评指责，互相攻讦，斗争十分激烈。

　　在这种背景下，他对于成为党人后必然存在的“言论依附”，有着清晰的认识：“既成一党，诚不能不于本党之人，略有隐恶扬善之谊”。因此，对于主持清议，附于忠告之列，远生规定其为“不党之人”。要求“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之横流于万一”。同[7]

　　将记者的言论规为“不党之言”，并非意味着黄远生是一个无党论或毁党论者⑤，而是昭示了远生对于认知言论与政治关系的“清醒”。在黄氏看来，就实践层面而言，“不党”要求单独的职业记者个人在现世实践中，不入籍某一政党，不成为某一政党的一份子；对于报纸，“不党”规定了其不能成为某一政党的隶属（即某党之机关报）。只有做到以上，才可能做到造言“决不偏于政治一方”[8]。

　　如果那时他理解的“公论”之“公”的含义，更多在于“言”之“公正”，而在从业三年之后，他眼中“公”的意蕴更在另一层面上，成为“私”对立点。

　　在“吾曹之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的表白之后，他在同一文中以“夫理论之根据，在于事实”，[8]105再一次强调了材料对于言论发表之前提的意义。故而从报纸本身来说，他告诫“吾人所综合之事实，当一面求其精确，一面求其系统”。“本报既为月刊，凡此一月内之内外大事及潮流，吾人皆负有统系的记载，以供诸君参考及判断之责任者也”。[8]105仅此还不够，他深知，“社会万有，心理繁复岂汝耳目所能偏周”[6]78，因此主张“力求各种方面最有关系人士，各将其所处方面之真见灼闻为报告”，从而力图将使《庸言》成为“供给参考材料之实库”。只有此库材料充实，发论的根据才会确凿，才有可能“发挥真理阐扬幽隐之道”。[8]10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远生本人对于言论态度的理解有着一个发展的脉络。早在进入报业之初，他就很清醒地认识到，若要使得言论做到无所偏倚，必须以不党为前提。他当初所提出的“不党之言”，更多是强调职业记者的独立，造言需要秉持中立的、不偏向任何政治一方态度；而此处，远生则是进一步认识到作为职业人的记者，必然带有身为社会人所无法避免的认知上的主观性，他们在观物察事、发表意见时，根本无法规避个人色彩。因而，较之“不党”、“不偏”，此处他更强调言论发表时的“据实”。⑥而且，发客观之言，是为了最终的“研究讨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言道“以是吾曹不敢以此区区言论机关，据为私物”，是希望报纸能够成为国民“公同论辩之机关”。[8]105此处，尽管报纸依然是“论”的机关，可是发论的主体已不限于记者，而是延展到社会：“凡一问题，必期与此问题有关系之人，一一发抒其所信”[8]105。这种对于言论之“公同性”的重视，对于言论之“辩”的强调，已不仅仅是他对于言论多样性包容立场的延伸，而是昭示了他对于报纸性质更深刻的理解⑦。因而可以说，对于报刊性质由言论机关演变为国民公同之辩论机关的定位，是远生所言之“转变”更深层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