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975年底，我从山东省桓台三中高中毕业，在原籍荆家公社（现荆家镇）滩子村当了10个多月的生产队副队长后，乡亲们敲锣打鼓用马车把我送到县城参军时的情景……

　　1978年底，团里的摄影干事转业，我在摄影报道培训班学习三个月后与摄影结了缘。从部队转业后，我从企业报编辑、记者到行业报记者，后又到中央媒体工人日报做记者，尽管岗位变化比较多，但一直奋斗在新闻摄影的第一线。

　　36年的采访经历了很多，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久久难忘的，是一个个快门下的瞬间。

　　奄奄一息的护路工

　　1992年，我在海拔51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一个道班里拍摄了一位得高原病奄奄一息的护路工，他的眼睛已经变形而且发蓝了。他的班长介绍，他的高原病已经是晚期，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陪同采访的青藏公路局党委书记罗布干培说：“在青藏公路全长1937公里的公路上，平均每一公里就埋葬着一位为筑路而牺牲的工人。”

　　当时，我的心情十分难过，可以切身地体会到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高原能活下来就不易，何况还要筑路。但是，青藏公路是西藏人民的生命线，当时，85%以上的进藏物资是通过这条公路运输，所以，必须有人去守护。

　　在现场，我轻轻地举起照相机按动了快门。后来，我又从行囊中找出了一块白布，让沿线所有的护路工们像电影明星一样给我签了名。回到北京后，工人日报在一版突出刊登了我拍回的照片和签名，大标题是“请记住他们！”

　　拍照时影像和构图没加任何修饰，非常直接，也非常朴素。然而，报道发表后反响特别大，编辑部收到了大批读者来信。后来，因为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护路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这次采访给了我启示：记者有感情，报道有温度；身入+心入，作品有深度；真正好照片，不用太花哨。

　　矿主与矿工

　　1996年5月15日，我们的采访车自贵州毕节市出发，在崎岖的山道上摇晃了3个多小时后，终于走完了不足90公里的路程，到了野马川。在小煤窑的窑群里和土法炼铅锌炉的炉群里，我和一名拉煤工人搭上话。他说：“每天要从井下一里多远无道轨的斜道里爬着拉两趟煤上来，每筐约450斤重。站在他背后的那个小业主付给他每筐12.5元人民币，而且他要和井下一名挖煤人对半分……”

　　这名矿工的劳动强度是明摆着的，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镇委书记就曾三次下井寻找尸体。矿工的劳动价格实在太低。我问他：“老板给的报酬不觉得太少吗？为什么要一定给他干？”他竟气愤起来：“我感激还来不及呢！”他反问我：“不给他干你给我饭吃？”两句话问得我耳根子直发热，看那架势，我再说下去就有挨打的危险了，只好一边敷衍着一边退了出来。

　　我当然不会在意这名贫困的矿工对我的态度如何。我在意的是他的言行对世人的警示：如果贫困人口自身不能从心理、思想、态度乃至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脱胎换骨式的转变，生产停滞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将无法避免！回到车上时，我发现我的眼睛是湿的。那句“你给我饭吃”的诘问至今萦绕在我的心头。

　　“吵架”的青工

　　1997年除夕,编辑部安排我们在冰雪融化之前赶到已经连续8个月只领200元工资的困难单位——黑龙江省沾河林业局的职工身边新闻扶贫。我和沾河林业局局长陈忠祥一起去了远在150公里外的深山老林伐木区。工地上，零下30多摄氏度，积雪深达2尺多厚。但是，劳动场面却是热气腾腾。

　　我掏出相机进入了采访状态。

　　大约在中午13时左右，滋啦一声，随着一棵参天大树的闷声而倒，青工王长军的半个脸和一只右眼被树枝划伤了。我们在场的几人在雪地里连滚带爬一边心疼地为其擦眼睛，一边立即安排送其下山治疗。谁知小伙子急了，硬是不愿走，说是下一趟山比去趟北京还难，就为这事两人还吵了起来……我们知道，这位小伙子是在领不到工资的情况下上山的。他们面对冰天雪地，啃一口馒头吃一口白雪，晚上在山坡上挖一个地坑支一个栖身睡觉的地窝子，却并不埋怨什么。他用“吵架”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履行对家人与自己的责任，来履行对自己的岗位和对自己企业的承诺……

　　那一瞬间，一种平凡的崇高和圣洁在我的心中渐渐地弥漫开来。

　　每月两元生活费

　　1997年4月13日，我和时代摄影报社长周志耀一起去了集革命老区、深山区、水库淹没区于一体的豫西特困县——鲁山县。车过赵村乡柳树沟时，小路上撒落的碎柴禾碴和不远处滚滚浓烟掺着的咳嗽声吸引我们走进了一间低矮的草棚。躬着身子进门一看，大家愣住了，原来是一群孩子每人一个锅灶在烧着自己的午饭！柴禾落在灶门外面，火苗扑面，他们有的揉着眼睛，有的咳嗽不止，场面十分忙乱。

　　我没来得及多想，就端起了相机。只觉得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场面拍下来。于是选了个角度一口气摁了十几次快门，直到换胶卷时才发觉烟的浓度太大，根本拍不清楚。站在门口的老师说，这些孩子是该乡柳树沟小学的一群住校生，山乡人家贫困程度不同，于是学校修了锅灶让孩子们分而食之。

　　从孩子们那求知的渴望中，我看到了希望。而从乡村教育的艰难中，我对那个挖煤工人的诘问似乎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是国情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