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5年媒体发展的外部环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复杂环境下媒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和考验，也有助于从宏观结构—战略决策的层面识别存在的巨大需求和机遇。

　　政治：“高压反腐”成为新常态之后，实质性改善吏治的需求提出媒体新任务

　　回首自2012年以来至今的中国政治局势，“反腐”无疑是最具冲击力的关键词：从2012年持续至今的反腐风暴，无论是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三只大“老虎”的落马，还是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的2014年内30多名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350多名厅局级官员及100多名县处级官员因为贪腐问题落马，都显示出习李新政中的反腐行动不是短期政治运动。这一持续进行并呈现常态化、制度化、系统化的“高压反腐”，如郑长忠在《中国政治新常态：高压反腐》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本质上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最关键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回到中国历史的叙事逻辑来看，反腐要解决的是“吏治”问题，常态化的“高压反腐”，要走出的是中国特色的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新道路。在此过程中，媒体将面临巨大的考验，也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

　　以2014年之前中国媒体的实践来看，不同类型的媒体大体上存在几种不同的选择。一部分偏好自由主义的媒体以对腐败问题的报道作为推动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变革，复制苏联东欧路线的主要论据，以普遍报道腐败问题来论证不可能在既存政治体系下解决腐败问题，变革，或者更加直白地说，颜色革命被直接或者间接地当成解决腐败问题的药方；另一部分多少受到实用主义驱动的媒体没有有效地克制“第四权力”与市场经济商业模式相结合所暗示的巨大利益的诱惑，探索到了将报道腐败的新闻作业变现的商业模式，2012年至今相当数量的案件中所标示出来的这种现象，同样引人深思；还有两种选择是相当僵硬或者消极的，要么无视社会变化，继续在网络时代固守前网络时代的媒体作业流程，要么彻底地选择娱乐至死。这几种选择都不能有效地适应“高压反腐”成为新常态之后的政治环境所带来的新需求。

　　这种新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政治新常态对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的“尖锐批评”提出了大量的需求。这种建设性的尖锐批评，也是媒体展现自身社会责任担当的最主要的表现。2014年，市场和用户对有关《周永康的红与黑》一文表现出的态度表明，公众对相关的深度报道有着强烈的需求。

　　其次，政治新常态下建设完善的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天然需要与市场化运作的媒体实现有效对接，通过媒体实现有效的监督和反馈，从而确保整个体系的良性运行。在2015年的媒体市场中，这对评论类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机会。

　　经济：聆听音调不定的号角

　　2015年的经济态势将继承2014年以来越来越显著的不确定性，要求各方聆听音调不定的号角，在变迁来临时做出判定并加以执行。2014年12月10日，联合国发布《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15年和2016年世界经济将分别增长3.1％和3.3％。进入联合国研究者分析视野的不稳定因素包括：美联储提高利率给金融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带来的不确定性，欧元区经济仍然存在的脆弱性，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下行，地缘政治与武装冲突，埃博拉病毒进一步扩散等风险。在中长期的时间段内，整个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的温和型萧条陷阱，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于中国而言，媒体不仅是经济发展号角的聆听者，而且在当前的金融－经济体系下，还是重要的参与者。习总书记在2014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会议要求“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设，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专业化能力，强化舆论引导工作”。这对期待谋求更大发展的媒体而言，既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也意味着艰巨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