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大众传媒中，持有话语权的媒介生产者大多不可能脱离其生长的文化背景。在跨文化语境中解构媒介女性话语有益于我们了解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话语的共性和差异，以及女性在媒介中的生存环坑、性别呈现与传播方式，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传统与现代的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遮蔽，挖掘深埋其中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历
关键词：跨文化语境;解构;媒介女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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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大众传媒中，持有话语权的媒介生产者大多不可能脱离其生长的文化背景。在跨文化语境中解构媒介女性话语有益于我们了解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话语的共性和差异，以及女性在媒介中的生存环坑、性别呈现与传播方式，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传统与现代的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遮蔽，挖掘深埋其中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历史渊源。在对不同文化性别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媒介性别话语蕴藏的深沉文化含义，从而构筑女性自己的媒介文化和话语。关键词:跨文化语境;解构;媒介女性话语
作者简介:吴越民(1960-)，男，浙江海宁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博士。
在传统语言学里，“话语”通常被视为一种规则明确、意义清晰而确定的言语形式。在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的话语分析语言里，则既指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又指实际运用的语言(包括演讲、会话、日常生活的“语言游戏”等等);而在后现代观里，“话语”却指语言之外的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话语”是语言，但不是对象化的物化语言，而是有着时间向度的、在传播对话中的语言。它不仅是文本，还是互动形式，即人们(借助符号)通过与他人的人际互动认识自己并建立意义世界，参与话语意味着参与了阐释过程和社会互动，围绕它们的话语的生产、散播和接收;话语关注被选文本，也关注与这些文本相联系的文化语境。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建构性”的话语观认为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社会性别不是添加在生物之上的意识形态，它是话语的一种效果，即组织着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的知识与经验的各种社会体制和惯例所造就的一种效果。根据这一定义来考察关于社会性别的话语构成，就不应该把关于男女的社会关系的组织视为对男女客观生物差异的反映，相反，生物是使知识合法化的场地;也就是说，话语不限于表达的语词和概念，更是一种实践，任何知识的真实性都是在话语中构成的。话语属于意识形态化的宽泛的实践，建构并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福柯用话语去说明语言使用的社会规则与社会情境，去发现言语之外的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去分析话语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性及其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如此理解，“女性话语”也就超出了语言的范畴，涵盖了女性化的“新”标志—形象—以及生产这种形象的实践和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福柯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有益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者考察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社会性别的话语建构。
一、中西传媒中女性话语的建构
媒体是个涉及面广泛的概念，正因为媒体包含了各种差异性极大的载体、方式和内容，因此，想要全面完整地说明媒体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提出的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但是，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跳过媒体谈性别的建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拉•西科苏说到:“因为一旦我们存在，我们就注定进人语言中，而语言为向我们说话，把它的规律、一种死亡的规律强加给我们。”这规律就是男性话语的霸权。伊丽格瑞强调“所有的科学真理、一切话语逻辑的下面都是对性差异的漠视，女性特征完全是根据男性来定义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认为女性话语即意味着女性的性别身份，它是父权制文化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结构基础上所构建的，目的是使女性根据社会规范“操演”社会所定义的身份。所以女性身份的本质是作为男性的它者，它是社会满足男性需要、维持父权制权威的工具。因此，女性是被建构出来的，被历史地建构成为缺乏独立性的、感情用事的、善于照顾家庭的性别。这种关于女性的话语使女性在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起到了维护夫权制社会的作用。但是，这些话语却在传统文化和男性话语霸权的掩盖下，成为一种“客观事实”。
1.传媒商业文化与“女人味”话语
大众传媒方面，其性别话语的种类是多样的，有的是从恢复文化传统的话语中希望构建性别规范;有的是性解放话语;也有女性主义的话语，前两者都营造出“女性味”的文化，这些话语又通过商业化的操作走向大众，它们对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影响比“精英”学者还大得多。中西方传媒中的女性话语对女性形象的打造集中表现在大众传媒和商业广告等商业文化对“女人味”话语的建构中。
首先，在传媒中，男性公众人物可以在新闻媒体报道中以“公共身份”出现，而女性则在新闻报道中往往缺乏公共身份，她们的角色经常被简化为传统的女性。因此，在新闻媒体报道中的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事件是以“男性”为中心来刻画的，而生活、消费方面的报道则是以女性为主体，似乎只要是和“家庭”、“私人”有关的内容，撰稿者都不自觉地以女性为对话的对象。因而，女性通常很少在“重要”的新闻中出现，媒介的报道很少针对女性的工作、成就、情境或需要。
其次，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打造体现了把女性客体化的趋势。大众传媒推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妇女形象，最触目的特征就是突出现代“女性”外观:时髦的发式、浓妆艳抹、敢于暴露、国际名牌时装不仅创造了女性“新”形象，而且也凸现了强烈的情欲和性的含义。
再次，商品广告也竭力把女人作为卖点，不仅把女性作为商品的附属物来推销，还广泛地推销带着“现代化”标签和西方传统文化的社会性别观。一个有“女人味”的“现代女性”应该年轻美貌、穿着时髦、富有性感、开着洗衣机、用着微波炉、善于消费，在消费各种现代化商品中实现女性家庭角色，获得充满“女人味”的“满足”。所有这些表现着男性欲望和商业利益的关于女人的话语和形象表述，强有力地建立起对“女性”内涵的重新界定和对女人行为的明确规范。
由此可见，传媒中的女性话语和全球范围的商业文化泛滥不无关系。男权观念作为我们社会的主流观念，一旦和已成为主流文化的大众文化相结合，便将女性逐出主流话语系统，真正的女性话语难以在传媒中拥有栖身之地。
2.媒介报道取向与“母性”话语
媒介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往往落入俗套。媒体常常用特殊的话语来描绘女性，使其形象固定在传统的女性角色上或传统的女性气质上。媒体即使是在谈论成功的职业女性的时候也一定会涉及到她们的家庭角色，似乎女性工作上的成功不能完整地说明她的生活，而必须依靠女性能成功地处理家庭问题，或者女性因为工作忙碌而对家庭以及家庭的其他成员感到愧疚才能完整地表现女人作为“人”的生活。而对于男性，媒体并没有这样苛刻的条件。
在诸多对女性杰出者的新闻报道中，这些女性常常既是社会竞争的强者，又是慈祥可亲的母亲。传媒常常会以这样的报道角度来突出这些女性在工作与家庭生活双重角色扮演中的两难境地:或以欣赏的口吻大肆宣扬她们如何挤出时间照顾家庭，是个地道的贤妻良母;或以无奈的语气极力渲染她们因未尽到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而如影随形、挥之难去的自责，暗示职业女性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充分体现她作为一个“完整的女人”的生活，而必须辅之以她对家庭生活问题的处理和因追逐事业而对丈夫、孩子的无比愧疚之情。而对男性杰出者，新闻往往只报道其成就，即便涉及家庭生活，也很少看到类似的痛苦与忏悔。他们会感谢自己的妻子，提到她们的牺牲和奉献，仿佛他们的成就便是最好的报答。在此，职业女性被符号化，她作为一个妻子或母亲，只能在照顾好丈夫和家庭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自身的工作，这是社会规定的，服从它，就会被社会道德嘉许为“贤妻良母”;违背它，就会背上“愧疚与自责”的沉重十字架。在新闻报道中，通常男性总是被归人公共领域，而女性则多被纳人家庭范围，主要塑造为温柔善良、吃苦耐劳的母亲与妻子形象，更多地强调她们对家庭的奉献与付出，建构起女性主体经验被沦丧、被殖民的“母性”话语。
每个人的性别角色都在社会文化中被固定和强化了，变成人们的一种社会期待、规范和评价。社会期待一种性别的人只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而且这种角色定型往往是不自觉的。例如，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常回家看看》就是这样唱的:“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和爸爸谈谈”，在习以为常中就把爸爸妈妈的社会性别角色定型为“男主外、女主内”了，这样的歌词不知不觉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复制细胞。
3.社会性别文化与“女强人”话语
中国在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大好环境中，涌现出了一批睿智、能干的女企业家、女官员，舆论称之为“女强人”。其实，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曾经涌现出了许多蔑视男女差异、埋头苦干、事业有成的女性，并受到整个社会的尊敬与爱戴。但到了现在，一些媒介和社会舆论对于“女强人”却有丑化的态度。现代人口中的“女强人”一词，甚至被隐晦地戴上了“强硬、冷酷、既不温柔、又不善解人意”的帽子。被传媒普遍认同的成功女性一般都会被冠以“女强人”的名分，但这里的“女强人”却分不清究竟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因为在赞赏女性奋斗精神的同时，世俗观念总是认为，事业上成功的女性，若缺乏女人味，就得以牺牲家庭为代价;若很有女人味，就得以付出色相为代价。“女强人”就是家庭不和与个人不幸的代言词，女性背叛了她原本的性别气质必将带来婚姻的冲突与解体。如果说男性事业的成功能成为其赢得异性青睐的重要珐码的话，那对女性来说则绝少有这种可能，如果她想要兼顾两头，那就意味着她必须背负起职业与家庭的双重束缚。
相同条件下，男性事业成功者往往拥有更为良好的社会氛围，包括来自家庭的亲情支持、来自社会大环境的媒体和舆论支持等。不仅如此，就是在相同的就业情况下，男性所能享受到的社会配套服务也明显超过女性。“女强人”们被置身于事业和家庭的矛盾冲突之中，身心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割据，在矛盾中挣扎，在夹缝中艰难地拓展自己的事业空间。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仍是维护既有性别统治秩序、掩盖两性世界的不平等关系、麻痹和弱化女性的性别文化批判力，以使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社会统治更为坚固与合理的角色。
二、中西语境中媒介女性话语建构的深沉文化内涵
话语是思维的表达，同时也塑造思维模式。用什么话语来谈论一些事情，按照怎样的话语来建构现实的层级关系，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以前公共话语主要是由国家控制，权力都是掌握在男人手里，所以话语必然染上了男权色彩。在大众传媒中，持有话语权的媒介生产者大多不可能脱离其生长的文化背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父权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植人了社会文化之中，人们的头脑里被灌输了十几个世纪的关于男女之间的道德、伦理、宗教、审美及风俗习惯的观念。自古以来的文化观念就认为男女具有截然不同的性别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关系虽然一直被视为阴阳协调互补的关系，但刚、强、尊、贵等阳性特征是属于男性的，柔、弱、卑、下等阴性特征则被视为女性的，前者一向被认为更有价值。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自近代确认了主体与客体、知者与所知之间的二元划分，这种二元图式便规定了世界对立和差异的秩序，将心灵与肉体、主体和客体、理性与情感、文化与自然等对立起来，又将它们分别与男女两性相对应，并赋予前者以更高的价值。
1.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解构女性话语
中国传统的性别文化从身体、社会和精神三个层次上全方位地塑造女性形象，控制了女性的精神世界，使女性完全按照父权统治的要求塑造自己，成为一种附属性的存在。
(1)男权道德规范下的中国女性
在中国历史中，主宰着文化生产的男性文化人通过历史的、教育的、文学的、风俗的、宗教的、性医学等各种不同的途径，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对两性双重道德和价值标准的裁制和批判。从“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作者—“先儒”那里就开始在构造阶级等级秩序的同时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的本体论和价值观;周易和易传的哲学就是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的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的关系;儒学创始人孔孟重“人道”的伦理主义把这种秩序人情化、具体化和道德化了;到了汉儒那里，从天人合一、感应出发，论证“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秩序的永恒性，从阴阳五行来求证“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宋代理学家从“太极”、“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普遍性和“灭人欲”以“存天理”的必要性……关于性别秩序的知识价值的建构又是一个漫长的、由各种思想学说交互影响和融合的过程，中国“精英”文化诸如儒、道、法、阴阳等学派，宗教文化中的释、道等各种教派都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以多种方式影响性别秩序和观念形态的建构。到了封建帝国后期，儒释道合流，多重的文化构设将性别制度的不平等论证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型女性与泼妇淫妇型女性，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圣母型女性、夏娃型女性比较相似。只是因为处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她们“贤”、“良”的时候所维护的男性准则、她们“泼”、“淫”的时候挑战的男权原则，与西方文化中的以男性为主体的宗教原则、理性原则有所不同。贤妻良母，是儒家文化传统内的辅佐性角色。儒家文化家国同构，本质上是一种夫权制文化。根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女性如果能够自觉维护这个夫权制原则的话，也能够得到相当的奖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美谈，节妇烈女的牌坊都是夫权文化对这一类女性的接受、认可。但是，过分强调女性的母性职责、妻性职责，而这种母性职责、妻性职责又与“妇者、伏也”的第二性原则、与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结合在一起，就可能严重地压抑女性作为人的更为丰富的生命需求，压抑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
(2)中国“母亲”和“女人”:作为话语
什么是“理想的模范的妇女(好女人)”和“令本厌恶的坏女人”一包括象征意义和世俗生活中的女性形象?这是文化塑造妇女的核心。中国没有基督文化中像圣母玛利亚和夏娃那样对比鲜明的象征意义的好女人和坏女人，但有非常世俗的“尊母”和“厌女”的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在社会性别话语中，女性的多重角色往往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也给予不同的评价，对于女性，社会常常有互相矛盾的评价和期望，“母亲”和“女人”的分离，就是这种矛盾的真实体现。
在传统话语里，“女子”是小的、弱的、可以被轻贱的、可生灾祸和需要驯服的。当一方面是“尊母”，另一方面是“刁泛女人”时，传统话语便分离了“母亲”与“女人”。这种分离还体现在“女”尤其与“色”相关，而“母”只与“家”相联。在对“母亲”塑造的过程中，“女人”逐渐地被置于“母亲”的对立面上。现代社会对“母亲”的塑造与“女人”的分离还在继续，中国文化崇尚生殖，使母亲因其是生育者而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母亲”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如土地和祖国。“母亲”在以往的话语中从“女人”中被异化出来，而这种异化过程正是“母亲”概念不断远离其生物性的过程。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界定女人的价值序列:母性、妻性和女性。既然我们的文化编码系统一直将母性作为一个高尚的符码，这足以说明母性是被修正、被编排的结果。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母性符码是对女人精神的劫持，女人必须依托和孩子的关系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存在，而这样的幻觉会一直延续她的一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泼妇淫妇、才女佳人这几类女性典型，都是按照男性的心理期待、男性的性别恐惧来展开想象的。这种想象是根据男性利益原则而不是女性自身的利益原则来构建的，因而常常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紧箍咒，对女性生命形成压抑。“母亲”话语把文化现象和生物现象混为一谈，社会在强调母职时，并不是真正基于母亲的生物特点，而是基于社会性别的需要.“母亲”话语试图把女性更紧地拴在孩子身上，鼓励女性专注家务，特别是对子女的抚育工作，这样就阻断了女性走向社会的通道，进一步巩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使女性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都处于劣势地位。
有关“女人温柔的天性”、“女性的奉献精神”、“男子汉气概”、“大丈夫气节”等等社会性别话语，大众传媒中对“勤俭持家能手”、“铁姑娘”、“女劳模”等话语的建构，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女强人”的贬斥，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对两性角色的固定模式建构，而绝非性别的生理属性。即使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对妇女的家庭角色褒扬往往多于社会角色，视妇女的家庭价值、爱情价值重于社会价值、事业价值。传统文化中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与现代社会的女性参政相悖，中国封建社会积淀下来的“男尊女卑”、“男权至上”、“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始终是严重影响和阻碍中国女性参与公共行政事务的一个重要因素。
2.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解构女性话语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用“阴阳”概念来解释男女两性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更多的是从宗教的角度来阐释男人和女人的问题。
(1)神光下的西方女性
基督教教义中的性别观，主要是通过神学家们对男性和女性的认识与态度来呈现的。首先，在《旧约•创世纪》中，男人(亚当)是上帝用土制造的，而女人(夏娃)则是以男人的肋骨造成的。男女在灵魂上都是平等的，只是在肉体上有着尊卑之分，因为上帝创造女人(夏娃)的目的，是要让女人在生产劳动和繁衍子孙中帮助男人。所以，女人肉体的卑贱使得她们必须服从男人。灵魂的平等使得男女作为“内在的人”是平等的，而有形躯体的不平等使得男女作为“外在的人”又是不平等的。人的这种“二元性”的结合，使得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比男人卑微。由于女人(夏娃)肉体上的卑贱，使得她被蛇引诱，充当了魔鬼的工具，与男人(亚当)偷吃了禁果，而同时犯下了“原罪”。在现实的教会中，因为女人在肉体上的屈从地位和所犯的罪孽，决定了女人不被允许公开布道和接受圣职礼。总的说来，在基督教教义的性别观中，一方面体现出男女是平等的，他们生而灵魂平等，都有被救赎的可能;另一方面则是对女性的歧视，肉体上男女有着尊卑之分，妇女在家庭中顺从男性，教会里女性不能起主导作用，女人必须遵守守贞守寡的禁欲主义戒条。
基督教把一切罪恶都归结为魔鬼撒旦在作祟，而魔鬼总是和女人联系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把一切能想象的罪恶都强加于所谓的“女巫”身上，认为这些与魔鬼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是世界邪恶的根源，给人们带来天灾、疾病和灾祸。在这种思潮下，许许多多的妇女被认为是女巫，受到审判，受尽折磨，最后被焚烧致死。法国著名的女英雄贞德也是被宗教裁判后以“女巫”的名义烧死在火刑柱上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婚姻革命》一书中写道:“教父们的作品充满了咒骂妇女的言辞。”他还引用《欧洲道德史》中的一段话说:“女人被视为地狱之门和人类罪恶之本。她只要想到她是一个女人，就应当感到有愧。她应当在不断的忏悔中生活，因为她给这个世界带来灾祸，她应当为她的服饰而羞愧，因为这是她堕落的象征，她尤其应当为她的美丽而内疚，因为这是魔鬼最有威力的武器。”女性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被普遍妖魔化了。
(2)西方女性在话语中的呈现
澳大利亚女权主义批评家德尔•史班德(DaleSpender)在其((男人造语言》(Man Made Language)中，揭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交际的工具—语言，往往都是根据男性权力而制定的规则而创造出来的。英语中存在着有差异的对待女性和性别角色的语言结构模式。在英语中，男性是规范和标准，而女性往往则是从属的。名词+man ;man，不仅代表男人，而且可以泛指包括两性在内的“人”。如“历史”只能写成“history”而不能写成“hertory"。从词源上分析，history这个词来源于histor，意思是“knowing, learned, wiseman，它确实仅指男性。但事实上，女人和男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绝非是his story。长期以来，史书在叙述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时，几乎都毫不例外地把聚焦中心定格在男性身上，对妇女很少甚至是只字不提。于是乎，人类历史成了男性的历史。英语中男性主导地位和女性附庸地位由来已久，女子依附男子的文化定位在西方文化的支柱《圣经》中就有所规定。《圣经》明确声称:Man was created by God，Jehovah，and was placed at the head of all creation(男人是上帝耶和华所造，故为万灵之上)。
自夏娃之初，女性就无自己的语言，因此必须借助男性语言。女性的称呼语woman源自man. Woman一词在拼写中包含了man，而man一词在意义上则可以包含woman, Woman在古英语中引申指“女仆”。现代英语中，Woman的“女仆”的用法不仅保留下来，而且很常见，比如charwoman(女佣)，washwoman/washerwoman(洗衣女工)。英语用womanish work来统指历来就是由女人(女佣、女仆、家庭主妇)来做的勤杂活。"Woman和man'，这对词的内涵意义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这种特征与人们长期以来对性别角色—男女两性日常行为的社会期盼构成的相对固定的性别原型密切相关。
在西方社会，公共领域一直是男人独占的领地，在语言使用中以男性为人类的标准。男性被当成人类规范的或标准的成员，Man一词既可以指“男人，，又可以指“人类”，如，"The history of our world is the history of mankind.”中mankind一词不能用womankind取而代之。Man作为human being是根深蒂固的，不能轻易改变，在整个英语史上都保持这个意思。美国独立宣言向人类庄严宣布:"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以man代表人类并正式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如果用women替换men，句子将失去原来的意义。在一般的历史资料或教科书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To survive，man needs food, shelter and female companion。英语词语男性化的倾向实在太明显了，就连女性female这个术语都是由男性male派生而来。这类以男性为语言使用标准的习俗，造成了语言使用的混乱，而其实质就是“把女性当成例外”。例如，如果一位男医生发现了癌症疫苗，新闻报道的标题可能是“医生发现了癌症疫苗”。但如果这位医生是女性，标题就可能写成“女医生发现了癌症疫苗”。原因就是人们通常认为有名望的专家应该是标准的男性。而在这些人一旦是女性的情况下，似乎必须把她们作为绝无仅有的例外予以指明。在言语中词序上往往男性在先，而女性居后。这种男性话语是主体，而女性话语是附属的状况正是语言结构上性别差异的反映。
三、结语
在跨文化语境中解构媒介女性话语有益于我们了解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话语的共性和差异，以及女性在媒介中的生存环境、性别呈现与传播方式，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传统与现代的男性中心文化“性别怪圈”对两性意识特别是对女性的束缚与遮蔽，挖掘深埋其中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历史渊源。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西女性的价值取向以及对自身出路的探寻理应有所不同。透过传媒商业文化和性别文化的趋利倾向探究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性别歧视的本质。我们要把女性的知识放到历史中去考察，考察女性话语的政治意义、道德意义、伦理意义和实践意义及其对于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功利特点。在对不同文化性别的比较研究中，深刻了解不同阶层、不同社会身份、不同文化语境对女性问题的不同思考，探寻媒介女J性话语蕴藏的深沉文化含义，从而构筑女性自己的媒介文化和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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