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剖析数字交往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能够进一步揭示隐藏在技术背后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从而对数字交往的未来实践提供更全面的方案。

　　数字交往是数字化技术主导下人类对传统社会交往方式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将过去的交往中介转变为以数字编码和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型媒介，进而展开信息交流和互换的实践活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自身的交往活动与数字空间不断融合，形成了全新的交往形态，其背后的交往逻辑和交往潜能也不断展现。

　　交往理论与数字交往的特殊性

　　交往是人类进行社会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正是以信息交流为核心的交往实践活动，形成了人类社会复杂的关系网络。马克思在讨论人的本质与异己的存在物之间的关系时也曾指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这充分反映了交往的现实性和对交往本质的理解。

　　传统的交往理论普遍注重交往过程的可知性层面。哈贝马斯针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不足，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了自我、他人、文化和社会传统等要素之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在他的理论框架中，交往与共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密切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交往对个体的生命体验具有重要价值。齐美尔则认为，个人的发展是通过在社会组织中寻求同质的部分而实现的联合关系，这一联合代表着对人的自由本质关系的探索。基于此，传统的交往理论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受到外在客观因素影响的现实场景，尤其是地缘因素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因素等，都对人的社会生活和交往行为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此外，来自血缘关系、个人兴趣、时间等的限制因素也与地缘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始交往模型。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交往的起因更多地来自人对于关系的本能需要，而最初的交往也主要体现为一种直接交往或通过简单媒介作为交往工具形成的交往行为实践。

　　面对数字技术所产生的交往环境的改变，交往理论在探究重点和核心问题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乔蒂·迪恩（Jodi Dean）通过揭示当下互联网对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强烈震撼，提出了交往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也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用于区分以数字信息传递为主导的数字交往和以物理媒介为主导的传统信息传递的差异化表达。这一理论强调了对数字交往中某些政治行动的外在力量的维护和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数字交往也构成了一种超越信息传播的市场原则背后的支配力量，并以实现商业资本的真实价值和传播效用为目标，从而通过数字技术的推广对传播内容所代表的利益进行有效的筛选和提取。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则认为数字交往中的社交媒体是数字劳动的工具，是作为休闲娱乐背景下的以“玩”为依托的劳动新特征，它代表了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人性化要求的社会共享基础，并使共享的逻辑变为数字交往中共同利益的现实，“只有以共享为基础的互联网才是一种真正和完全的‘社交媒介’”[2]，交往的主体在这一媒介当中显然不再遭遇交往的稀缺性，并实现了交往的必然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直至数字化时代，交往实践和具体的交往形式都建立在全新的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全新体系之中，表现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高度融合，由此重构了新型的交往生态系统。如今，整个社会的交往模式的改变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形成相互呼应的关系，这不仅体现在交往主体、交往媒介和交往客体在数字化实现路径中的形式变化，更体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改变。由此，便形成了以数字交往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关系。可以说，数字交往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互动，从而形成了以主观愿望、兴趣为出发点的交往动机。“在今天的数字世界里，进行交换的正是那些特殊讯息被还原为流量的内容，这是流量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讯息的传播政治学。”[3]数字交往的前提和条件意味着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不仅需要数据流量作为其传播依据，还需要对不同的用户行为产生相应的反馈价值，这也是将信息的使用价值转变为交换价值的过程。交往行为的改变印证了数字交往的独特发展路径，也体现出主体对自身能否进行自由活动和能否获得全面发展的重视。

　　以此为基础，数字交往内在地包含了内容的增加和过程的循环反复特征。从空间角度来看，在数字交往当中，身份、角色和权力等有关社会关系的评价体系融入虚拟世界中，成为各种不可控的因素对社会发展和主体行为产生影响，这也是人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虚拟世界的集中体现。从时间的角度讲，数字交往使时间的概念逐渐模糊，从而形成了一种相对平行的交往模型。而由时间和空间的改变所引发的新的交往循环路径，也激发了数字交往在特殊场景中的状态。一方面，数字交往更加强调了以主体的多层次体验为主导的交往感受，这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和互动关系。例如，“数字人”便是以此为依托的概念，其本身具有不同于真实人类的独特之处，他们具有具象化的真身、化身和主体分身等不同的存在模式，并穿插在不同的数字交往过程中，形成一个虚拟与现实相交的复杂时空。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主体形态，成为数字交往中另一种特殊产物，并构成了与真实人交往的新场景。

　　可见，数字化的交往模式区别于传统交往的特殊性就体现在对场域封闭性的打破和对开放多元性的展开，以此为基础扩展了人类交往实践的范围和交往形式的多样性。因此，数字交往也代表了传播形态的改变，数字化将真实的客体和主体融入虚拟空间当中，数字技术越发展，人们在虚拟世界所获得的交往体验也就越具有即时性与现实感。

　　数字交往的阶段及其特征

　　数字交往包含了不同信息内容的交互、不同传播平台的选择和不同沟通层次的冲突，其实践的总体趋势是从利用数字到成为数字，从无中介交往到以技术为媒介的交往，最终再以扬弃的方式重构了新的无中介交往模式。在数字交往中，媒介的功用从工具性价值转变为主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并最终可能发展为依托于主体的媒介间的交往。正是基于此，主体的地位也相应地发生转变，并使其与技术客体间形成新的关系。可以说，数字交往越是发展，它便越能够提供给主体以广阔的生态空间和适合的交往环境。依据数字媒介在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和作用，以及技术发展水平与主体存在方式的变化，可以将数字交往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体的数字媒介交往阶段。数字交往采用数字编码作为技术依托，并以数字媒介作为交往传播工具。最初的数字编码交往主要使用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进行线上交流，并以符号化的文字和图像作为传递内容，以互联网作为线上平台来实现现实的个人在线交往的模式。例如，以QQ、微信等聊天应用工具为依托开发出的数字媒体平台进行信息交流和实时场景互动。在这一阶段，数字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和交往中介的形式出现的，通过数字编码对交往过程中的语言内容和情绪反应进行转写并收发，实现数字平台为媒介的互动。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展开，数字交往的媒介形式变得更加丰富，交往的载体也不断发生变化。这种以数字作为媒介的交往阶段，其核心在于交往地点的非限制性和交往时间的即时性，其传播方式也主要是以文字、声音为起点，并逐渐过渡到享有图像和视频等混合信息的沟通模式，以实现交往中具体而生动的效果。

　　在这一阶段，主体间的交互行为所花费的时间和交通成本相较于传统交往而言大大降低了，交往由此呈现为三个主要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交往对象的匹配。通过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和借助数字空间的方式实现按需分配的交往形式，通过聊天实现信息的交换，从而大大降低了现实交往所需要的匹配成本。第二个环节是交往信息内容的上传和分发。通过数字化程序的运行实现对主体信息的概括和描述，以更好地进行信息的汇总和交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的具体信息供给会存在失真、虚假和非客观的情况，它仅能代表主体对自身的主观认识以及他人对其采取的客观评价，于是会间接地产生信息不对等的现象。第三个环节是信息的转义和理解过程。如何从具体的行为习惯的数字化表征中提取能够被理解的交往意义，从而形成对主体的全面刻画，这便是数字作为媒介的决定性环节。事实上，数字空间对自然语言的符号化转义正是基于自然语言所具有的歧义性特征，而这种转义如何反过来更好地帮助主体实现从机器语言到人的语言的理解，就需要优化数字对不同主体的匹配交往和从自然语言向机器语言的准确转化。因此，数字交往时代的命运观，不再仅仅取决于时空中物理接触的偶然性因素，并且取决于在不同的数据维度中形成更科学的转化。但是很明显，无论其编码的形式如何改变，数字对于主体来说始终是一种媒介的手段和形式。

　　第二阶段：数字虚拟主体的实践阶段。该阶段的交往主体从现存实体的存在方式中脱离出来，以全新的虚拟身份进入数字化的交往空间之中，使数字虚拟交往成为更日常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这一阶段需要在数字化的生存过程中利用符号和虚拟形象建构出新的虚拟主体。例如，苹果公司开发的对信息发送者进行网络虚拟化处理，由个人提交自己满意的形象制作等。从数字空间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一阶段属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前的过渡阶段，实现了虚拟主体与现实主体的平台交互。在这一阶段，信息的即时性和非实时性在同一时空相互交织，实现了对时间和空间界限的跨越，而这一阶段的数字技术则为机器的模拟交往提供了可能。

　　数字虚拟主体在其实践交往过程中主要呈现两个明显特点。一方面，是真实主体对虚拟客体的建构与对信息接收路径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将数字交往第一阶段的听觉、视觉升级为对触觉、嗅觉、味觉等信息的建立，从而打造出虚拟客体的主体实践路径。例如，对数字触摸平台的营销，调动了主体触摸的情感质量，同时能够运用数字程序和语言提升情感真实性的体验[4]。另一方面，是对虚拟主体的全面构建。这其中包含了对其进行物理意义和空间形态的打造，包括虚拟形象、类别、性格、爱好等日常行为的虚拟化设置，以及虚拟人物在虚拟空间当中所参与的一切网络生活实践。同时，还包含了对不同空间场景的设置，这构成了该阶段所应当具备的物质基础。当然，数字空间基础是以数字作为构建交往场域的基础材料，因此数字空间并不仅仅存在于主体的思维和意识领域，而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依据，成为未来虚拟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雏形。

　　第三阶段：虚拟主体与现实主体的融合阶段。数字所构建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带给现实主体以沉浸式的交往体验，交往主体真正融入数字世界，并逐渐成为数字，从而构造出虚拟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这一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对于数字媒介的定义，搭建了虚拟主体的新场景和新空间，将数字化的产物融入人的具体生活，从而改变和影响着主体的交往手段和意识形态。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便是元宇宙。从操作层面来看，元宇宙能够简化现实世界繁琐的操作程序，以更精确安全的方式完成交往活动，这种智能合约的方式通过算法的协助，以更高效的方式完成虚拟世界的交往行动。从功能层面来看，元宇宙调整了由于不对等信息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克服了信息垄断的霸权特征，所有的交往信息在各个区块链的节点上都是透明、平等的。从效果层面来看，元宇宙拓展了新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其交往世界更能发挥合力的作用。可以说，元宇宙是对更多资源占有的需求，也同时满足了主体内在包含的创造性需要。

　　当这一交往形态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时，能够极大地提高人们现实生产和生活的效率。在生产领域，它能够实现对不同工作生产过程和环节的控制，对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实行统一管理，从而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有机融合，使线上和线下空间实现同步的交往活动。这就保证了数字交往在空间和时间上与现实世界的充分一致。在生活领域，人们既可以活动于网络虚拟空间，也可以置身于其与现实空间的匹配当中。因此，现实和虚拟世界的交往活动获得更大程度的融合，直至现实空间的交流能够完全投射于虚拟空间当中。这种融合方式集中体现在云平台的建立，云平台将所有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并利用数据在不同平台之间的丰富流动，形成对不同主体的刻画。在这一阶段，数字技术将主体进行抽象化、数字化的重构，使其作为标签和符号的方式存在，并反过来重新理解客体。因此，大数据对个人的理解被抽象地诠释为数字，并采用数字符号表达出来，其目的便是获得人和机器的相互理解。这时候的数字不再仅仅起到媒介的作用，而是被扩大为一种算法，成为一切交往信息的载体，虚拟空间也将所有主体抽象为数字的形式。作为一种可以通过复制、计算和自动更新的符号化存在物，数字交往最终代表了对多维空间的统一化处理模式，主体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获得了几乎类似的场景交往效果。

　　可以说，数字交往使媒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不断转变，这种变化是人类将媒介从工具性价值转变为生活基础的体现，以此构成数字交往的不同阶段中人与物质世界、精神世界达成平衡的基础。

　　数字交往的隐忧及现实困境

　　数字交往各个阶段的特征变化体现出技术发展过程中人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高度融合，其内在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表现出更为复杂的联系，由此所引发的现实危机与困境主要体现在对旧的交往系统的打破和对新的交往生态的建立当中。

　　第一，数字时代的信任危机产生于交往活动的各个环节，直接影响了交往的质量和结果。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而如何面对信息的控制者和参与者，以获得便捷有益的交往结果，是数字交往时代所面对的现实难题。无论是传播媒介还是传播形式的改变，数字交往这种看似“去中介化”的交往方式在提供交往平台的同时，也重塑了传统交往模式中所包含的信任危机。目前所建立的对大数据的管理模式，是以信息资源的存储与提取作为载体来实现对不同主体的资源分配，不同信息的加密方式也会随着第三方信任机制的形成而成熟。因此，第三方作为虚拟交往能否真正获得自身地位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数字交往的评价机制之一。

　　第二，多元而丰富的交往体验背后隐藏着数字符号的单向度特征，并对数字交往中主体的需要层面形成屏障。尽管数字技术将现实世界的多维视角的丰富性最大限度地展现，但其数字符号的内在逻辑依旧是单一的。其一，交往的实质决定了人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是围绕着个体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而产生的，但在虚拟的交往平台中，人与人的交往模式只是在符号化语言写入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种数字空间对现实主体与虚拟主体关系的定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对新社会关系的调整，都容易导致对虚拟空间的单向度考量。其二，从数字技术发展对人的生活变革角度来看，人们的交往从依靠语言文字、摩斯密码再到电话、线上等沟通方式，不同技术所带来的交往行为习惯的改变塑造着个体交往体验和模式的丰富需求。但是，交往平台削弱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导致信息回馈的简单化和交往行为的可预期性，从而造成了交往的单向度特征。除此之外，由于数字交往以数据作为信息链的交互模式，人与人的交往和互动呈现对网络的依赖性，由此出现的去现实性的效果使其难以避免对网络世界和符号规则的遵从。

　　第三，传统交往当中的异化现象在数字交往中不会消失，且呈现更为复杂的关系。无论数字交往的融合以何种方式呈现，数字的媒介作用仍以技术对人类物质世界的影响为依托产生作用，其背后的劳动异化现象及其内在逻辑依旧存在。“在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异化则深度演化为人们在非自发的自由活动过程中与自身行为相异化。”[5]而数字交往的复杂性就在于人们脱离了真实关系的基础，数字的空间被极大地扩展，人全身的感官协调以及情感互动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在这里，主体被强加了一种异化的行为准则，并需要适应一种不同于现实交往的内嵌式的分身模式，如元宇宙的世界。异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交往活动中无法控制的非理性因素，当自身和外界之间形成虚拟的屏障时，主体的意识和行为便被接入虚拟的时间中，此时人们不仅要适应现实的交往模式，还要处理虚拟想象的存在和信息隐藏之间的关系。

　　第四，数字空间交往内容受到权力关系变革的影响，对公正、平等准则的重新界定可能对数字社会的治理提出挑战。这一问题内在地包含了对身份与权力关系的价值评判标准。这是由于交往过程中主体与虚拟世界会产生新的利益关系，它将引发权力主体位置的巨变，尤其是数字空间当中虚拟信息的注入和虚拟主体的增加，会不断渗透进现实的交流互动和具体的行动过程中，这便形成了传播意义上的信息鸿沟。事实上，数字交往空间内各个虚拟或现实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激烈碰撞，便是由于这种不对称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而产生的。基于此，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身份、地位变得更加复杂，交往行为背后所透露的功能性意义也更为多样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数字交往将过去的交往形式不断地迁移到线上空间，但社会交往的根本动因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其所采用的数字方式仅仅是作为手段产生了形式上的差异。

　　数字交往的风险规避与未来实践

　　数字交往所营造的新环境包含了来自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风险和挑战，其中不仅涉及对现实交往秩序和行为准则的把握，也涉及交往主体为虚拟世界所构建的一系列新秩序。新的社会交往环境如何呈现，新的生态空间如何维持，未来的数字交往如何实践，这些问题成为技术变化和人的交往形态变化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重点。

　　首先，数字交往在信息传播与协同过程中所产生的信任危机，需要通过不断更新作为媒介的公共语言系统以提升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间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数字交往的阶段性变化使媒介和信息的意义都发生了改变，并影响着未来人类的生存世界和生活世界。新的数字交往模式为各个平台和现实实践活动提供了来自虚拟和现实世界的双向动力系统，当元宇宙激发主体以拥有全新的交往需求并使其成为物质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时，整个数字交往所建构出的新环境便成为围绕着数字代码、机器操作与演绎而生成的一场大规模的沉浸式交往体验。人对于现实世界生产层面的定义逐渐依托于一种来自数字符号的定义，对现实空间的物质依托转变为虚拟的网络系统工程，进而以虚拟的数字维度改写人类生存发展中的各个环节，人的思维方式也由此发生变化。因此，在维护技术层面的基础上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以维护新的交往生态，这是尤为关键的。

　　其次，数字交往中对劳动异化现象的克服，需要人们对数字交往实践中的目的和意义进行全面把握，并按照人的自身发展规律来加以引导。一方面，交往实践对于现实物质世界的依托不再是地缘、血缘等物理意义上的信息交换，而是以网络、数字、计算等技术为依托来展开。而异化的概念本身“反映了活动的模糊性，它变成了对人来说占主导地位且常常是敌对的力量”[6]。因此，来自虚拟与现实交互作用的信息储备和信息传递，打造了新的人类交往世界的物质财富，并对人的思维世界形成冲击，这也是交往秩序重新建立所导致的异化现象出现的环境因素。因此，对异化的克服不仅体现在对虚拟世界的认识、理解和维护，更体现在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的重构。另一方面，主体本身的交往行为发生了转移和延伸。越来越多虚拟主体的出现，打破了真实互动中人与人、人与物的互动模式，人机交往实现了人与物的新链接，因为这个“物”已经赋予了客体以新的主体意味。发掘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内在的张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现实的或者虚拟的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数字交往中符号化的单向度特征，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对时间和空间的扩展来实现主体行为的满足。未来的数字交往将更加体现出虚拟世界的新空间扩展意义和时间的及时满足性，这就表明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会发生重大改变。时间的意义逐渐弱化，而空间的扩张性需求越来越明显。“在虚拟时代，大众媒体传播的图像（或者换句话说，图像中编码的信息）定义了现实，现代社会是一个视觉内容过多的空间。”[7]这表明，数字空间中具体场景的搭建和图像转换，数字时间中对当下的支持与满足，都体现了新交往世界的典型性，“人不再生活和自我定义为与时间相关的存在，因为他生活在网络中”[8]。即便是一些与历史和未来相关的时间概念，也能够实现一定的现实存在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时间更加浓缩为对当下的意义。主体行为只有在虚拟空间和时间制造的新场景中才能实现其内在的丰富性，这也意味着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暂时性的交互网络，并将不同的主体作为可移动的连接点，在新的交往秩序的联结下形成一种超越单一符号的系统，以赋予虚拟空间新的社会意义。同时，当一种短暂的联结成为完整的交往系统的基本元素时，就会形成由不同内容主体所组成的多层次的内容圈，它们成为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关系纽带，构成不断流动的关系世界。

　　最后，对数字交往中权力结构的合理性诉求需要通过构建新的交往组织来实现，这也意味着交往功能的转变。在虚拟与现实融合的世界中，交往机制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而展现不同层次的连接作用，它们不仅受到数字符号表达方式的制约，而且内在地包含了对传统交往情感的新型组织方式。这种传播方式的演化和符号内容的扩展，都标志着新的虚拟主体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增强。在未来，由数字虚拟平台搭建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更直观、便捷、开放地展示出交往组织之间的内在联系，整个交往系统呈现为更加可视化的图景，交往过程中的具体资源配置和优化措施也会显而易见。这也就表明，在不同的交往场景的切换过程中，不同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冲突，都会以数字的方式解决和维护，此间会形成一系列的组织代码，并成为需要解决的数字命题。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数字交往背后所包含的各个组织和团体利益系统也会不断获得更新，从而实现人类社会交往在总体性意义上的变革。这也从整体上促进了交往实践在各个环节和要素方面的黏合，并使最终的实践朝着共同体的目标前进。

　　结 语

　　数字交往是人类交往历史上的深刻变革，它是主体所存在的现实世界与其所构建的虚拟世界的动态的融合过程。从主体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数字交往充分反映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彰显了人的需求、智慧和创造力的实现路径的转变，这也是人类传播和交往实践历史上的又一次飞跃。从人对世界的改造程度来看，数字交往超越了传统交往活动所受到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受地缘因素影响所导致的交往困境，并重构了社会文化、权力结构和生活方式等在内的交往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作为联结流动性信息的载体，其自身功能不断发生着变革，“媒介负载的是交流-行动，也因此，在通往数字时代的路径上，中介性的职能，不仅仅是连缀两个相区分的元素，它还必须促成元素之间的实践关联和相互反应”[9]，媒介由一种必需性的、不可逆的持久性功能转变为一种对社会行为构建的能力，最终帮助主体获得在数字网络中的生存意义。这同时也表明，人们利用大数据构建出虚拟世界并使其与现实世界进行密切沟通和交融，不仅是出于人对世界改造的内在动机，也是为了满足主体与客体关系联结的需要。数字技术将现实的人抽象为数字化的人，将现实的生活扩展到虚拟的生活空间，并将来自社会发展当中的一切虚拟与现实的因素汇聚起来，形成新的历史合力，推动着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发展。在这里，现实和虚拟的资源被重新整合，交往实现了无时空差别、去中心化的多样性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交往是人与技术的联合和对交往系统的共创，是对人类劳动成果的共享分配与交换，也是对社会关系新规则的共同协调和维护。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准国际传播研究”（批准号：22&ZD31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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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92.

　　[3]蓝江.交往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主义——数字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新思考[J].现代哲学，2019,21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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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肖峰. 数字技术资本化与劳动新异化[J].社会科学文摘， 2022,8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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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Khorin, A., & Voronova, E. (2021). The role of visuals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J]. Filosofija. Sociologija,32(1),71.

　　[8]Frunzǎ, S. (2021). Philosophical Counselling, Personal Brand, and Social Networks in the Digital Era[J]. Synthesis philosophica, 36(1), 40.

　　[9]杜骏飞.数字交往论（3）：从媒介化到共同演化[J].新闻界，2022(03):15.

　　（康雅琼：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高腾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讲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