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数字技术激起人类视觉历史的又一次新浪潮，视频化生存已成为普遍社会现象，更映射出技术与文化之互构关系。围绕上述议题，从媒介理论、技术哲学的技术文化观出发，本文认为，视频通过对人类感官的重置，再造了图像媒介的虚拟性，创造了个体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新型方式。视频由一种类型的媒介形态，转变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社会文化机制也发生了变革，视频化成为社会运作的重要元素。视频化生存及其未来发展，正在创造技术文化的崭新形态，刷新人类主体的涵义。

　　关 键 词：

　　视频化生存/技术文化/文化肌肤/元宇宙/图像媒介

　　作者简介：

　　孙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播基础设施激活社区公共生活效果研究(20BXW055)”的阶段性成果，获“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的经费支持。

　　引言——视频化：“降维”与“升级”

　　论及视频化生存，春节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除夕之夜，绝大部分人都是在视频伴随下度过的，只不过分成了两部分，一拨看央视春晚，另一拨加入B站“拜年祭”。这两拨人的区分，可以有很多维度，如年龄：中老年与年轻人；场景：客厅集体观看与单独手机刷屏；主题：家国叙事与二次元文化；等等。这样的区分维度，还可以列举出很多。这个景象展示了视频化生存的一个面向，大众的休闲娱乐越来越趋向视频形态。但这远远不是视频化现象的全部。视频化，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铺开。

　　以B站为例，以青少年亚文化为特色的视频网站，出人意料地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知识类讲座。知识分子在各大互联网平台授课，成为近年来视频发展的一个风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启蒙研究闻名的历史学者许纪霖基于在B站做UP主的亲身观察，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降维启蒙”。①所谓降维，首先有一个历史参照，就是比照八十年代，那时候的启蒙者有一种道德和知识上的优越感，“但是这种姿态到了今天面对‘后浪’时完全失效”，这就需要启蒙者有反思，采取可以和“后浪”对话的方式进行启蒙，“启蒙需要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方式，不要自己觉得高高在上，而是要‘跌到尘埃里’”，降低身份与年轻人“分享”，“分享”意味着平等地将自己的想法“同步”给别人。②在许纪霖看来，降维还包括这样一些方面，比如多采用感性方式(比照理性)、主要媒介是网络视频(比照文字)、用某种方式和“后浪”达成“妥协”与“和解”(比照对抗)，等等。尽管许纪霖特意申明，“降维”是一个姿态，这个维度未必是下降的维度，更不是媚俗。但之所以是“降维”，还是体现出一种有等级的区隔。从文化层面看，就是精英与通俗、知识分子与大众、理性与感性的层级区分。许纪霖的敏锐在于，他并未退回到维护这个层级的传统中，而是捕捉其中蕴含的巨大社会变革，投身到新一轮的启蒙实践。这个现象突显了一个问题，视频化是人类文化不断降维的一个征兆甚至动因吗？我们该如何理解技术与文化的关系？

　　让我们转换一个观察点，从技术演进的视角看，视频化趋势就变成了一种“升级”，首先是技术革新对于媒介的升级。以德布雷的媒介圈理论为视角，随着技术迭代，媒介呈现为话语圈(文字)、图文圈(印刷术)、视频圈(音像)的不断发展。尽管媒介圈的关系是迭代包容而非直接替代，但每一个社会都依赖某个主导的媒介圈来构造自身的文化，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德布雷强调媒介圈不是外在于人的手段，人类是被包裹在其中的，它具有“协同性和侵入性的三维特性……我们生活在媒介圈中，就如同鱼在水中一样自然，浑然不觉”。③因此，技术媒介的升级必然导致社会关系乃至人类自身的“升级”——即主体的重建。视频化的升级从技术向文化、社会层面的延展，生成出形形色色的景观，释放巨大影响力。

　　由此观之，视频化现象的所谓升降，乃是观察者基于某个特定视点的主观判断。启蒙知识分子眼里的文化“降维”，与媒介理论中的技术“升级”，都是这个现象的不同侧面，显示了错综复杂意义的纠缠交织。2020年五四青年节B站轰动一时的《后浪：献给新一代的演讲》即显示了这种丰富性。主持人以长者姿态认可、致敬Z世代的视频演讲，激发截然不同的社会反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七千多青年网民的差评④，主要指向两个方面：居高临下的说教意味；视频展现Z世代景观与青年现实生活的巨大落差。这些网民正是为视频中透露出的前浪的“降维”姿态所刺激，尽管这种“降”是以肯定方式呈现出来的。这意味着被技术升级的年轻人并不认同长者的文化降维观。B站在技术上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弹幕”，非常典型地呈现出新媒体视频的特点，它与电视时代传统影像之不同，简略而言，就是打破了模拟技术线性封闭影像叙事，重塑了个体与社会之关系，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化景观。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B站此次视频事件所涉及的“后浪”与“前浪”之关系，远远超出了代际沟通的一般化意义，带有鲜明的数字时代特色。“升级”与“降维”，显示了技术与文化之紧密关系，技术升级所预示的媒介变迁，正在各个领域制造形形色色的“降维”或是“升维”——社会关系的重构。数字视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正在从文化现象演变为生存方式。

　　德布雷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提出的媒介圈理论中即指出，视频圈正在向数字圈过渡⑤，这提示我们，当前的视频化现象，并不等同于电视时代的影像文化。当前短视频研究的着眼点，大多是落在视频的用户生产方面，突出大众作为内容的生产者，是人人都有麦克风或者用户生产内容等观点的翻版，仍然留有以专业化媒介内容生产为视点的遗迹，数字视频的特点尚未获得充分揭示。理解当前视频化现象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新媒体的内部法则。马诺维奇认为，新媒体有许多特点，但最实质性的法则是“跨码性”，它描绘了计算机化的媒体状况，媒体变成了计算机数据。计算机影像就是一个代表性例子，它包括两个层面，“文化层面”和“计算机层面”，这两个层面“合成”在一起，“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机文化，它把人类的意义与计算机的意义综合起来，既包括人类文化模拟世界的传统方式，也包括计算机呈现世界的独特手段”。⑥简略而言，就是能够将不同的媒体形态动态地整合进计算机视频中，从而带动了社会文化关系的重组。

　　数字技术激起了人类视觉历史的一次新浪潮，数字视频已经不是与文字、图像并置的一种媒介，而是将人类所有的媒介形态包裹在自身中，由此呈现出整个社会的视频化现象。所谓“化”，突出了“正在成为”的过程性，意指视频作为媒介席卷社会的整体化趋势。如何理解当前的视频化生存状况，它催生了哪些社会文化现象，成为当前媒介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其中更映射出技术与文化之互构关系。围绕着上述议题，从媒介理论、技术哲学的技术文化观出发，本文认为，视频通过对于人类感官的重置，再造了图像媒介的虚拟性，创造了个体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新型方式，视频由一种类型的媒介形态，转变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由此，社会文化机制也发生变革，视频化成为社会运作的重要元素。视频化生存及其未来发展，正在创造技术文化的崭新形态，刷新人类主体的涵义。

　　一、虚拟之窗：从图像到数字

　　视频是人类视觉历史发展的最新形态。眼睛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此相关的媒介形式不断涌现。文艺复兴的典范人物阿尔伯蒂在十五世纪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将绘画的方形边框看成“一扇窗”，这个文艺复兴式的窗的比喻，现在已经成为绘画、建筑、运动影像媒介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当前视觉文化研究者认为，这个概念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它第一次描述了怎样将三维空间再现到二维平面，二是“窗”这个对于透视视野边框的比喻，与计算机软件中视窗的隐喻形成了一种差异性关联。计算机“视窗”建立在另外一种不同的假设上，“计算机的‘视窗’把比喻之根从唯一的透视边框换成了多重的窗内之窗、框内之框、屏中之屏……在计算机桌面上，透视终于走到了尽头。计算机设备的屏幕是用来显示数据的，而图形用户界面(GUI)则引入了全新的视觉系统——同一面屏幕上，一个‘视窗’中的文本或图像，与其他‘视窗’中的文本或图像，不期而遇了”。⑦在视觉媒介的历史维度中，计算机视频最显著的特征是，单一视点的瓦解和交互视觉的出现，正是这一点，将数字视频与人类以往的视觉媒介区分开来。因此，理解数字时代的视频，仅仅从大众获得了生产的权利——即用户生产性(所谓人人都有摄像机)，是远远不够的，套用海德格尔批判技术工具论的一句话，或可说，这“未能击中视频的本真”。只有挖掘数字视频的技术特性及其延展的社会关系，才能理解何以视频化正在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

　　影像并非数字时代的产物，这个“虚拟之窗”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模拟技术的电影与数字视频有何不同？马诺维奇指出，它们分属两种类型的文化形式。“数据库将世界呈现为一个项目列表，并拒绝为这个列表排序。与此相反，叙述是在一系列看似无序的项目(事件)中创造一个因果轨迹。因此，数据库和叙述是天敌，它们争夺人类文化的同一个领域，每一方都声称拥有在世界上创造意义的专属权利……它们是两种相互竞争的想象力、两种基本的创作冲动、两种对于世界的基本回应。”⑧模拟技术的电影是线性叙述，而计算机视频则属于数据库形式，视频不能被简单地看作计算机的内容，而是作为数据库中的一个个模块化元素，通过软件代码系统动态地编织到不同的文本中。突破线性叙事、作为数据库形式的数字视频，开启了人类视频化生存的进程。

　　所谓视频化生存，最易为世人所觉察的征兆，就是刷屏的日常生活化。智能手机/电脑和电视之截然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视频在电视中呈现为一个个完整独立的线性文本叙事，而在手机里已经成为模块元素，存在于层层嵌套的多个视窗中；看电视是影像文本的连续观看，刷手机则是用户对于各种模块文本的动态自行拼贴组合，其中包括视频；看电视是观众固着于一个空间点的静态视觉活动，刷手机涵盖了静态观看与身体动态移动的交织状态；看电视，可视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刷手机，则集合了工作、教育、医疗、交通、金融、休闲、娱乐等几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种视频元素全面渗透在个体生活的状态，也同样出现在社会运作方面。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商业营销、医疗教育、专业媒介等等，都以视频作为最重要的媒介形态，呈现了明显的视频化趋势。视频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媒介方式，连接了个体与社会。大众媒介时代作为休闲娱乐的影像，转变为数字时代作为生存基础设施的视频。

　　视频化生存的一大景观，是人类处在现实与虚拟流动交织的环境中，人类的世界成为现实—虚拟连续体，视频是构成这个连续体的关键元素。人类建构虚拟性的历史很早就开始了。有学者指出，仅仅将“通过电子手段中介的，或者数字手段生产的图像和体验”视为虚拟性，值得商榷。因为“在数字时代以前，虚拟性是存在的，包括绘画、摄影、电影、电视的虚拟性”。⑨因此，不能仅仅在虚拟性这个层面理解数字技术。在现实—虚拟的模式中，数字技术的最大特点是，打破这两者的区隔，创造一个现实—虚拟的连续体，这颠覆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媒介所营造的虚拟性，视频成为一种界面，在这种计算机界面中，人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勾连虚实的新型关系。以城市为例，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种界面，市民聚集在一起形成社会交往的平台，可能是一个物质环境——街道和广场可以起到一个平台的功能，但它也可能是一个软件环境，比如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⑩视频在其中的意义，就是将空间感以视觉同构的方式呈现在虚拟世界中，并且与实体空间形成即时互动。在虚拟之窗的媒介发展进程中，视频正是凭借其贯通虚实的极强渗透力和组合方式，从个体日常生活延展到社会关系的重组。

　　近年来，视频发展越来越突破模拟技术的叙事模式，幻化出多种多样的样貌，嵌套在多种媒介形态中。疫情期间突飞猛进的直播带货、视频会议、远程教育、网红打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将视频功能延伸到展示、记录、陪伴、对话、表演等各个方面，显示出视频强大的互联能力。如2021年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短视频与直播、电商相互加成，快手、抖音等平台成为重要的电商阵地。”值得注意的是，短视频与直播、电商的联合，与短视频平台的特色及机制有关。快手的信任电商生态以用户、电商内容创作者为核心，依靠创作者持续的内容产出与用户建立强信任关系，从而积累私域流量；抖音的兴趣电商生态则通过生动、真实、多元的内容，配合算法推荐技术，让用户在“逛”的同时，发现优价好物、激发消费兴趣，创造消费动机，从而实现“兴趣推荐+海量转化”。(11)视频凭借独特的技术连接能力延伸出越来越多样的方式。以近年来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领域——游戏为例，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视频与游戏的互相转换，二是游戏视频经由游戏的时空重组。2021年上海首座“高线公园”网红打卡地“百禧公园”建成开放，来到这个公园的除了大量本地市民，竟然还有散落在全球各地的人们，只不过他们是通过沙盒游戏《我的世界》玩家身份以虚拟游戏方式游览的。这个游戏一经上线月活跃用户超过1.41亿，它的创作者曾经是纪录片导演，后来进入互联网游戏公司，2014年开始做自媒体，期间他将游戏做成视频向各个视频网站投稿，成为在B站拥有三百多万粉丝的UP主。他在B站动态中发布“百禧公园”地图下载链接，全球玩家都能在虚拟世界中游览，相关视频已有195万的播放量。“百禧公园”坐落于上海曹杨新村，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这款免费游戏的创作者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梦想就是把上海更多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场景带入游戏。(12)上述视频实践表明，对于视频化的理解应该拓展，在内容、功能方面，它不仅仅是娱乐、休闲，而是延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形态方面，不仅仅是单个视频产品的使用，更呈现为视频与其它数字技术的互嵌与转化；在社会文化意义方面，它不仅仅是现实的虚拟呈现，而是贯通虚实，直接干预现实生活，在上述个案中，短视频打卡与游戏叠加，创造了城市形象传播的崭新模式。所谓视频化生存，是视频技术对于当今人类生存的全面渗透。

　　视频化生存呈现出的新型社会关系与文化景观，预示着人类借用媒介创造的虚拟之窗，进展到一个新阶段。计算机数字技术支撑的视频之窗，是多重视野的动态嵌套，与模拟技术影像的固定单一视点，形成了反差与对照。在窗套窗、框中框、屏与屏的互联过程中，新型的社会文化关系也不断生成。视频化生存的文化景观有三个明显特征：其一，人与技术的共生系统，成为社会文化景观的创造主体。在媒介导航的数字化生存中(13)，个体的主动性体现在与技术系统的多样化结合，根据个体生存的实时境况，不断生成视频应用文本，这种个体主动性的前提，是人—机的协商对话。其二，由文化领域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超越了大众媒介与社会的传统连接方式。如研究显示，短视频平台在内容创作者就业、内容生态带动就业、电商生态带动就业等方面具有巨大动能，这种求职者与用工单位的连接方式，显示出视频媒介的基础性力量。其三，对社会各个领域都形成了冲击，社会原有的机制、理念都处在重构之进程中。以新闻传播业为例，真实性概念遭遇颠覆性冲击，虚实之间的界线已经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专业机构的中心化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

　　二、文化肌肤：从字母表到元宇宙

　　在技术与文化的历史中，文字无疑是最伟大的媒介之一，对于人类文明及物种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在于，文字作为技术性媒介，将人类的内在思想与情感外化，实现了超越时空的交流与传承。文字的发明，在空间上，使得社会交往超越亲身所及的范围；在时间上，跨越个体生命的局限，人类创造物得以储存与传输。在技术哲学的视野里，文字的根本作用在于将人类外置化，斯蒂格勒指出，人是技术化的存在。(14)从这个视角看，媒介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外化自身的历史。而媒介迭代的动力是技术更新，人类外化自身的水平受到技术的限制，每一种媒介都因为不同技术的介入，形成了对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能仅仅从工具论的视角看，即媒介增强了内容的影响力，扩展了原有的某些功能。更要关注媒介作为一种技术系统对整体文化形态的影响，并突出每一种媒介的技术特性，考察技术媒介对于人类的塑造能力。以文字为例，有研究者指出，希腊和罗马字母表对于左脑的两个核心功能，即事件安排和空间排序有着决定性作用，即所谓“字母表效应”，字母表文字符码对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延伸到文化层面，“从长远来看，这导致了西方典型的对理性和一切经验理性化的依赖，包括对空间感知经验理想化的依赖”。(15)德克霍夫从这个思路出发，延展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说，提出技术媒介是人类的文化肌肤。(16)所谓肌肤，意味着人类是通过身体感知世界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肌肤不断地突破肉身的边界，向外延伸。“从电话到虚拟现实的一切电子技术都是对我们机体的延伸，都超越了我们肌肤的边界。”(17)技术是文化肌肤，它作为媒介延伸人类的身体、塑造人类的感官，进而创造新型文化。

　　技术与人类的连接，是沿着一个基本线索展开的，包括了三个要素：分割、去语境化、重组，尽管德霍洛夫强调这是希腊字母表有别于其它文字系统的鲜明特点(18)，但这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文字为例，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的媒介，它首先实施了对于现实世界的分割，用抽象符码作为现实世界的局部表征，将其从世界整体中拔出，并重新组合成为想象世界的一种表述。文字分割感官、去语境化特点，正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学者反对文字的原因。他们担忧的是，文字外化人类记忆从而削弱了这个能力，而记忆力与创造力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因此文字的使用直接威胁到了人类作为主体的意义和价值。本雅明在其名作《讲故事的人》中，以口语文明与小说、报纸等印刷出版物的传播对照，揭示了文字印刷媒介经由面对面交流场景的拔除，造就了现代性的社会关系。(19)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当前的视频化生存就是分割、去语境化、重组的最新阶段，并且正在向一个更高目标迈进。

　　视觉媒介有着久远的历史，期间历经多次革命。克拉里以“视觉的解体”为核心观点，描绘了十九世纪在人类视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进展，主观视觉模型建立起来了。所谓主观视觉观念，“即认为我们的知觉的质量较少依赖于刺激本身而更多地依赖于我们感觉器官的构成和功能的观点，是自主视觉概念在历史上出现的条件之一……一旦对于视觉经验主义的‘真理’被规定为位于身体内，感觉，尤其是视觉，就能够被外部的操纵和刺激技术吞没并控制。”(20)这就意味着，技术媒介在塑造人们感觉特别是视觉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电子媒介加剧了人类感官的不断分解，留声机、广播延伸听觉，电影、电视延伸视觉。值得注意的是，电子媒介对于人类感官的影响，绝不是仅仅停留在个体认知层面，而是延伸到了社会，构成了现代性文化的基础性力量，“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文化逻辑要求我们把注意力在不同事情之间的快速切换当作是‘自然的’加以接受。资本，作为不断加速的交换和流通，必然会产生这种与人类知觉的适应性，并变成一个专注与分心的互补机制”。(21)在技术与文化的历史性关系中，当前的视频化生存突显了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转折，垄断人类文化数千年的文字文化，正在丧失其主导性地位，作为一种整体性文化趋向于衰落。人类的文化肌肤，正在从文字，转变为数字技术。从媒介技术演变的表象看，被模拟技术分割的感官正逐渐被数字媒介融合在一起，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原始人类感知方式的一种回归与复兴？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导致很难指向唯一答案。“照片、电影、录像、电视屏幕和计算机终端一直在接管以前由线性文本所承担的任务，即向社会和个人传递重要信息……它事关文化的革命……与其它生物相比，人类的生命更多依赖于习得信息，而较少依赖于遗传信息，因而信息传播的结构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决定性影响。当图像取代文本，我们体验、感知和衡量世界与自身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从一维、线性、过程导向、历史性的方式，变为如表面、环境、场景那样的二维方式……但它们不是史前的、二维的结构，而是后历史的、无维度的结构。”弗卢塞尔称之为“技术图像”。(22)当前的视频化便是技术图像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它是文字发明前人类图像世界的一种递进式“复兴”，这种复兴，并非是完全回归到二维图像中，而是以数字视觉媒介创造一种沉浸式的虚拟性，这种虚拟性与文字之不同，在于它给人的感官一种错觉，营造了身体虚拟在场的感觉；与模拟技术时代的电视之不同，视频的虚拟性可以与现实性实时交互，从而实现了现实与虚拟的融合。

　　当前视频化生存的发展趋向直指备受争议的元宇宙。尽管元宇宙是一个早已被科幻小说创造出来的概念，但成为一种全球瞩目的文化现象，主要缘于2021年下半年扎克伯格将脸书更名为元宇宙。当前元宇宙现象争议较多的论点包括，资本骗局、技术不成熟、行业垄断，等等。如果转换一个视点，不仅仅局限于投资或者产业发展的短期计划方面的争论，仅就技术发展而言，元宇宙的核心点是虚拟现实的进一步发展。移动互联网仍然以二维视频为主要媒介，即当前的视频化生存状态，元宇宙设想的一个集中目标，是以沉浸式技术为媒介的下一代互联网，沉浸式交互的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将更多的信息带入交流场景中，再造传播新状态，因为人类“90%的口头交流仍然是非语言交流，说话的方式比说话的内容更重要。然而，当口语转写为书面语以后，口语的残余成分即非语言的声音、手势和体语都被抽取走了，书面语言成为纯观念的交流，其基础是书面词语的意义”。(23)移动互联网的视频化生存，之所以不仅仅是文字之前的图像时代回归，从积极方面讲，是因为基于数字媒介的“跨码性”，不但可能重现口语对话的多维度身体和场景信息，实现对话的过程性，而且可以融合语言、文字、图像、影像等多重媒介形态；从消极方面看，这种以视频为中介的社会实践，不可能完全实现身临其境感，也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问题。元宇宙的推进，一方面是在技术方面增强媒介的沉浸感、交互性；另一方面，则是建立一个数字孪生社会，以拓展人类社会的发展空间。元宇宙的命名无关紧要，它的内涵就是虚拟现实在当下综合各种技术的一种推进。这预示着几千年以来人类文化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虚拟现实，构成了当前数字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特征。

　　人类的文化肌肤，正在由最前沿的三大技术向三个方向进展。一是外太空开发，向宇宙空间的拓展，探索地球之外的生存空间和外星生命；二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开发虚拟现实的存在方式，及其与现实世界的融合；三是生物基因技术对人类自身的改造，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制造非人类智慧生命体。这三个方面的交织，体现出史无前例的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当前视频化生存预示着这种新型文化的崛起，全方位地冲击着人类社会。虚拟现实的研究者指出，历史上何为真实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唯一答案，争论持续不断。如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分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信守这样一种艺术具象派理论，即艺术品是对真实自然体的模仿。但他们在是否可以从真实世界的艺术表现形式中获得关于真实世界事物的理性或实质性知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24)柏拉图否认艺术是关于真实世界中对象的可靠反应，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对于真实情景的一个适宜的理想化模仿，可能使我们能够理解支配人类行动的准则”。(25)沿着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认为，虚拟现实具有某种真实性，它是介于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第三种状态。技术哲学的研究者总结了虚拟实在的七个特征，模拟性、交互作用、人工性、沉浸性、遥在、全身沉浸、网络通信(26)，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些正是当前元宇宙试图推进的核心技术，简单说来，元宇宙就是在虚拟现实不断发展的路径上，对于视频化生存的进一步拓展。

　　随着技术媒介的演变，人类的文化肌肤早已突破肉身，向外、向内拓展，最终指向主体的再造。

　　结语——技术文化：更新与破圈

　　技术更新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为何？现在人们常常使用“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来批评数字技术限制了人们对于信息的全面了解，以至于造成了对世界的片面认知，形成了文化区隔，社会共识正在瓦解。这个路径展现的批判性思维及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中某些研究的视野和推论过于简略，比如参照系的设定常常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对此，有必要将考察尺度放大以呈现问题的复杂性，进一步探讨技术与文化的深层关系。总体而言，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中，技术更新带来更多的文化交往，人们的认知范围大大地扩展了，遭遇不同文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德布雷指出，人们倾向于认为技术侵蚀文化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技术价值的轻视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精神基因里……在哲学传统基础上，我们发现技术/文化的对立，而我们也一直理所当然地保留了这种观念。”因此，“技术文化”没有在文化中获得一席之地。(27)德布雷在反思上述倾向中提出一个观点，技术趋向整合，文化趋向分割，“文化将人类物种分割成具有人性化的却不相叠加的东西：种族、人民和文明。然而，技术又将人类整合成一体”。(28)由此，技术与文化展现出互构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技术是无国界的，但它的实施必然受到文化影响，在技术的不断更新中，文化也出现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交汇。“尤其在今天，思想就像形式和品味一样，到处传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植物那样扎根在一块土地上，禁锢在他的血统家族中。尤其是，全面的流动性增加了各种思想学说的交融和文化生产的多样性。”(29)当然，德布雷关于技术文化的观点，绝非是说技术更新可以直接带动文化融合，他细致地展现了两者之间促进、阻碍甚至是对抗的复杂关系。这个观点的启发意义在于，一是不能将技术与文化对立起来，而要变化思路，探讨两者是如何实现互嵌和转换的；二是既要在较大尺度中看到技术对于促进文化交融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要高度警惕技术可能对文化造成的侵蚀，特别是造成文化隔绝的危险，无论是在个体还是社会层面。

　　当前技术文化展现出的冲击力，其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媒介与社会之关系正在大范围重构。以出版业为例，人类最早的公开表达是以口语交流呈现的，研究者发现，在以闲聊文明著称的古希腊时代，“一部作品在观众面前被背诵或朗诵时便等于‘发表’了，一般来说，在此之前其内容鲜为人知……此外，所谓文学作品的单独阅读并不是默默无声的。在整个古代，最常见的是高声朗读”。(30)如今以印刷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出版业正在遭遇数字技术的挑战，形形色色的出版形态不断涌现，如声音元素活跃在数字出版中，有声书、播客、语音聊天室等等，都在不断拓展印刷出版业的边界。又如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中，数字媒介的作用被突显了。《财新周刊》在题为《战争直播间》的报道中写道，“人人都可化身为战地记者，仿佛不需要任何专业训练；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兴媒介正深度参与甚至重塑现代战争……从此战之后，战争再也回不去过去数千年封闭、断续、局限的信息传播模式，而是变成了直观开放、信息嘈杂并随时互动的直播模式”。(31)由上述种种社会现象观之，视频化生存已经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技术更新带动的文化发展，必然引发更大范围的破圈，即，打破既有的文化圈层与社会边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交融、社会共识的自然来临，社会冲突与权力争夺在所难免，只是这种博弈将在更大范围内、裹挟更多的社会力量展开。视频化生存激发的技术破圈已超越文化，正在指向人类主体，这就是肉身有机主体的被打破。这个进程其实早已开始，“在19世纪后半叶，当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任何重要的质的差别开始消失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开端出现了。知觉(以及原先认为属于‘心智’的过程和功能)在身体的密度中的重新定位，成为将人类视觉工具化为一种机器式安排的一个零件的前提条件。内部与外部之间不容置疑的区别的瓦解，成为辉煌的现代文化产生的一个条件。”(32)技术更新带来的人类主体之变，是摆放在我们面前之永恒命题，当前这个命题的急迫性和重大意义愈发凸显了，数字技术加剧了上述克拉里所描述的有机界和无机界边界的消解，这个破圈，致使人类基于碳基身体的主体性正在遭遇有史以来的最大挑战。面对这种状况，一种普遍的担忧情绪日益高涨，当然也引发深层思考：人类的主体性和价值如何体现？被技术改造后的人还是人吗？针对这个问题，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回应耐人寻味，他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人类一直是在和技术的互构中形成自我的，从来都没有所谓本质的人。从智人到当代人类的历史发展，人的内涵是不断演进更迭的，技术更新必然打破既有的人类定义，不断生产出“新人类”。(33)技术更新与人类破圈，是技术文化的必然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技术与人的关系作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持续推进中。近年来媒介理论的一个最新进展是，借用人类考古学(古尔汉)、技术现象学(海德格尔)等成果，将技术视为“人类的本体论条件”(34)，这就意味着，技术被看作塑造人类物种和文明的基础性力量，而非外在于人的工具。据此推进，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的未来发展，依赖于技术的更新。这个理论视角在一个非常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揭示了技术与人的关系，一方面，突破了现代性人文主义路径中的技术一文化两元对立论及技术工具论；另一方面，有力地回应了当前数字技术展现的技术文化的最新状态，即，在人类的演化进程中“计算机同时担任着各种角色：它是模型、外部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硬件、软件、湿件之间的边界之争既表明了，同时它们也参与了技术特征、指称实践、人类身体三者之间未定边界的重建。”(35)这个路径的媒介理论，很好地纠正了技术与文化关系的一种“常识性”观念，即，“仍然将人类与机器视为完全分离的实体”。(36)这种观念的问题在于，“最终来讲，这是一个人为的错误，缺乏进化方面的常识”。(37)当前视频化生存的普遍现象，使得“技术作为人类的本体论条件”这一论断得以彰显，更激发我们在数字时代深入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以创造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①②许纪霖：《面对“后浪”文化，如何“降维启蒙”》，《上海文化》，2021第10期，第14-25、72页。

　　③⑤(27)(28)(29)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45-52页、第47页、第53页、第56页、第61页。

　　④曾一果：《后浪：代际更迭与我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的转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52-63页。

　　⑥⑧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5-46页，第229、237页。

　　⑦安妮·弗莱伯格：《虚拟的窗子》，选自唐宏峰主编，《现代性的视觉政体：视觉现代性读本》，汪瑞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208页。

　　⑨安妮·弗莱伯格：《虚拟的窗子》，选自唐宏峰主编，《现代性的视觉政体：视觉现代性读本》，汪瑞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5、221页。

　　⑩马汀·德·瓦尔：《作为界面的城市——数字媒介如何改变城市》，毛磊、彭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xviii页。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年8月，https://n2.sinaimg.cn/finance/a2d36afe/20210827/FuJian1.pdf。

　　(12)荀澄敏：《上海UP主用游戏百分百呈现上海首座“高线公园”》，新闻晨报，2022年3月4日，第4-5版。

　　(13)孙玮：《媒介导航的数字化生存》，《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1期，第6-22页。

　　(14)贝尔纳·斯蒂格勒：《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许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

　　(15)(16)(17)(18)德里克·德克霍夫：《文化的肌肤：半个世纪的技术变革和文化变迁》，何道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版，第38页、第336-337页、第71页、第51-54页。

　　(19)沃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选自汉娜？阿伦特主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启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5-118页。

　　(20)(21)乔纳森·克拉里：《视觉的解体》，选自唐宏峰主编，《现代性的视觉政体：视觉现代性读本》，汪瑞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第331页。

　　(22)威廉·弗卢塞尔：《技术图像的宇宙》，李一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

　　(23)罗伯特·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24)(25)约翰·L.卡斯蒂：《虚实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王千祥、权利宁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26)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32页。

　　(30)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页。

　　(31)《财新周刊》2022年3月14号第10期。

　　(32)乔纳森·克拉里：《视觉的解体》，选自唐宏峰主编，《现代性的视觉政体：视觉现代性读本》，汪瑞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6-328页。

　　(33)刘慈欣：“刘慈欣思想实验室”，喜马拉雅，http://xima.tv/1_gX1RwS?_sonic=0。

　　(34)(35)(36)(37)杰弗里·温思罗普-杨：《硬件/软件/湿件》，选自：W.J.T.米歇尔、马克·B.N.汉森主编：《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肖腊梅、胡晓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