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作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现的最新和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其原理并没有脱离上个世纪中期以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两个重要理论——“信息论（概率）”和“控制论（反馈）”。这两个理论也极大地推动了传播学的发展。

　　1948年，香农发表了名为《通讯的数学原理》的著名论文，其中他指出，所谓“信息”（information）就是能提高判断准确性概率，降低不确定性的东西。在英语中存在这一个所谓“马尔可夫过程”（Markov Process）的规律，即英语中后一个字母为何在概率上决定于其前一个字母为何，以及我们对前面的字母知道得越多，就越能在概率上判断其后一个字母为何。以此类推，我们从英语单词、段落、篇章、书籍、学科知识的上下文（context）能提升我们判断其“是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的概率。控制论（Cybernetics）的创始人和人工智能先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54年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通过“反馈机制”来设计机器，就能让机器变得智能。ChatGPT的“智能”就是基于自监督反馈原理的“左右手互搏，对抗迭代学习”。

　　在概率和反馈的基础上，ChatGPT/GPT-3产生了一种“生成性”，即它能够根据一组规则、模式或数据输入生成原创性的输出。这让人工智能正在从以前的检索者、搬运者和呈现者成为创作者（creator），或者至少创作者的合作者（co-creator）。在与人类用户的合作中，ChatGPT如同“盲人的拐杖”和“作家的笔记本”，让用户能随用随查，并将结果清晰呈现，或富有逻辑或充满诗意，极大地降低了用户的记忆负担，帮助我们的心智更有效地工作，最终创造出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新的更强大的心智系统——延伸的心灵。ChatGPT的概率性语言分析和拼凑式内容创新自荷马和孔子时代以来就是人类的文化生产方式，也对今天的“原创作者”制度提出了挑战。

　　虽然ChatGPT被设计为一个聊天机器人（chatbot），“擅长与人类用户对话”，但是因为其运作原理，它仍然体现出众多的依循脚本单向传播的书写（文字）特征，是“对话式”的撒播。这是因为，首先，为了应对全球用户，ChatGPT按照概率预先内嵌了一种中立的“全球公共价值观”。这导致对ChatGPT而言，一切“私人”都是“公共”，一切“对话”都是“撒播”。其次，身体是一种元媒介，是自我的源泉，ChatGPT没有身体，也就没有自我、隐私，无法“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无法承担责任，无法与用户建立亲密关系。这导致ChatGPT这种书写般的撒播是“非本真的”（inauthentic），属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the They/das Man）的沟通风格。我们要警惕ChatGPT朝着“常人闲语”方向的异化。

　　总结而言，ChatGPT是人类的“他者”。如何对待这一他者，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正如列维纳斯、彼得斯和克莱默所指出的，沟通不是一个语义是否清晰或技术是否强大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在与ChatGPT的沟通中，如果我们对它保持宽容和开放，并负责任地与它建立一种共同创作和共同演进的关系，我们对“何为人性”以及“何为人的创造性”也会有全新的认识。或许，ChatGPT会不断学习，变得更具创造性，进而对人类施加更多的创新压力；人类将能以ChatGPT训练伙伴和合作伙伴，不断掀起基于和超越“人工智能生产内容”（AIGC）的“新浪漫主义运动”，最终变得越来越具有创造性。和人类一直以来通过饮食、道德、文化、教育、法律、医药和信息与传播技术等方式进行自我提升一样，ChatGPT作为人类“延伸的心灵”或将我们带入更高阶段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时代。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