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国际化表达是助力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一环。“洋网红”生活、工作在中国，利用社交平台，通过社交媒体以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国际化表达的重要主体。与官方话语的显性特征相对应，“洋网红”以其非官方身份以及从事国际传播的非专业性，使得中华文化更容易被国外受众接受与认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作用于国际社会，为中华文化的国际化表达提供了盐溶于水的隐序路径。

　　共享身份：文明互鉴下的跨文化叙事

　　跨文化共享叙事，即在掌握了中外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文明互鉴式的文化信息传递。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 “洋网红”群体，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账号分属于不同的内容领域。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活动能够更加贴近其所属文化圈受众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以及语言表达方式。因此，以往将“洋网红”这一群体界定为“他者”的固有思维也应转变为“共享者”。如北京冬奥会以其去意识形态的跨文化传播优势，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具有共享意义的话语情境，北京冬奥组委会主办的“大V冬奥行”活动，邀请11位外籍“网红”以共享者的身份参观冬奥赛区。“洋网红”群体的传播行为增强了中华文化国际化表达的实效性和亲和力，实现了不同区域、不同圈层对象的传播效果最大化。

　　共情解读：第一人称镜头下现场讲述

　　共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可以消除个体差异，消弭国家和文化的边界。第一人称镜头用一种主观的、直观的方式讲述叙述者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或亲身经历，着重于对意象和感觉的捕捉和扫描，表达叙述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感受。“洋网红”这一“数字名人群体”（digital’celebrity groups）与受众的联系程度决定了其受欢迎程度。因此，拥有较大粉丝量的“洋网红”们较为了解其粉丝的特征与需求，结合中华文化资源，从而生产出能激发粉丝共情的内容。“洋网红”通过Vlog的形式讲述中国的饮食文化、神话传说、民族服装等，挖掘中华文化真实的状态，凸显自己的个人感受，在内容上给人以亲切自然的感觉，赋予观众“沉浸”和“在场”的心理体验，构建了观众“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缩短了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并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听觉语言也是引发受众情感共鸣的重要媒介，“洋网红”的短视频使用其本人现场原声或后期配音的第一人称声音，以口语化、生活化的解说方式打破了传统的权威说教，亲切自然地引导受众自主将意识代入所述的事件场景中。对中华文化解读的本土视角和本国语言、文字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因意识形态和文化隔阂产生的“共情偏差”，利用共情，引发受众的同向解读与情感共鸣，从而降低“文化折扣”。

　　共通传播：跨越民族符号的视听故事

　　在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产生情感共鸣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打破文化隔阂，追求“共通的意义空间”。在文化交流中，受众多会依据自身文化视域去审视并理解他者文化，由此可能产生认同壁垒与传播隔阂，这种偏差解码源于符号域差异，“符号域不同，符号系统的结构关系就不同，符码规则就不同，人们对意义的联想也就出现差异”。因此，在进行中华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时，需要考虑国际受众的接受能力，超越狭隘的民族情感与立场，打造共通的视听故事，使受众由“符号认同”“他者认同”进入“价值认同”。文化鸿沟的跨越是打破刻板的叙事套路和话语范式，摒除一般性的生存策略、生存伦理，采取世界上被广泛接受与认同的方式展开价值观传播。作为“共享者”的“洋网红”这一传播路径，通过“话语调试”，引导国外受众对我国的文化符号进行接触、认知，帮助世界读懂中国、认同中国。

　　中华文化国际化表达的隐序路径优化启示

　　“洋网红”作为重要的跨文化传播主体，为中华文化的国际化表达提供了隐序路径，从获知、解读到传播中华文化，体现出共享身份、共情解读、共通传播的路径特点，为进一步优化中华文化国际化表达的隐序路径提供了启示。

　　第一，虚拟小区情景架构下的用户持续交流。莱因戈德（H. Rheingold）提出了虚拟小区定义，在这种虚拟小区里，通过情景架构传播文化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情境架构是霍尔（Edward T. Hall）用建筑学或结构化的观点来思考文化和情景的方式，将文化置于不同基础的情景模块中进行解读，即分成一个个情景架构，而这些情景架构就像“物质材料和环境”一样构成多样化的社会。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来说，首先是要真实地反映文化意涵，其次用一种符合国际情景的架构和模式传播，以匹配受传者的语言习惯、理解文化事件的视角、意识形态等，为其理解传播内容和意义提供语义环境。作为“洋网红”的粉丝团体，已经具有模糊的小区意识，他们通过弹幕、评论分享观点，与“洋网红”进行互动，并可以通过对他人评论的追评持续分享观点。在这种持续互动下，即使受众没有特定目的与共同价值和利益关联，也可以形成高度互动的社群。在对中国的衣食住行进行解码时，在这种网络化的个人主义“短暂小区”里，受众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第二，“通”“达”并济的个人叙事在地化表达。中华文化“走出去”主要依靠传播，传播的目的是“达”，即涉及信息的到达率。在国际传播中，受众因为存在文化隔阂而容易产生文化误读，因此，也要注重沟通。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功夫”“武术”等符号可以覆盖到最广泛的传播范围，但其被受众深度认同的可能性却小于那些个人日常叙事。这就在于个人叙事模式超越了种族特殊性，其传递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更容易被国际受众接受、认可。因此，要以关注基层和普通民众情感接受度的个人叙事为基础，提升到达率与沟通效果。与传统的偶像崇拜相比，博主对用户来说是“有用”的存在，包括帮助用户改善生活、提升自我和精神鼓励。因此，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洋网红”在传播中华文化时，应细分中华文化对其主要粉丝用户的“有用性”，如中华文化能对其带来情绪价值，满足其休闲、猎奇等需要；或者科普相关知识，满足其学习、工作的需要；或进行游玩地点推荐，满足其未来旅行消费的需要。

　　第三，打造国际热点话题。中华文化的国家化表达要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的突发性事件，采取对比、特写、放大等拍摄、制作手法，增强视觉冲击力，进而在国际社交平台产生别样流行叙事。“洋网红”的视频内容可以聚焦中国衣食住行以及中外文化差异等国内媒体不常关注或者忽视的细节，利用在华外国人这一“双重他者”的独特视角，通过短视频、视频直播，制造引起中外网民讨论的社会热点，将中国呈现给国际社会。

　　第四，立足文化公共领域的情绪价值附加。国内外社交媒体如脸书、微博、B站等都属于一种文化公共领域。因此，我国在运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对外传播时，在注重宏微叙事的同时，还要注重附加事件的情绪价值，以吸引平台用户的眼球，引发对中国更多的关注与讨论。情绪价值不应该只由主流媒体去赋予，还需要注重民间声音，如与“洋网红”进行深度合作，对其发布作品的视角、思路进行优化，呈现一个不一定完美，但是在某一层面能引发网友情绪共鸣的中国。这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一脉相通的，当然也要规避一定的负面舆论风险。

　　作为共享者的“洋网红”为中华文化国际化表达提供了共享、共情、共通的隐序路径，要注意对“洋网红”视频作品和国内外受众评论的二次利用，从陌生人的视角重新观察与审视自我，以实现国家国际竞争力和美誉度的提升。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洋网红’自媒体类短视频中东北区域文化传播作用与效果研究”（L21BXW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