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从何处来

　　中国传播学诞生的必要条件，是来自西方的传播学学理和立足中国实践逐渐成长的新闻学队伍，两者分别为中国传播学诞生的外部和内部要素，缺一不可。信息社会的到来、改革开放的启动和传播学人的努力，则成为中国传播学诞生的充分条件。传播学在中国的生长，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即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完美结合，这些因素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例如学科的建制化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化，市场化带来了人才需求，而世界的全球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中国传播学方兴未艾，其新近的研究动向则可概括为以下三个关键词：智能化、媒介化和融合化。首先是智能化，它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元宇宙等内容，虽然传播学在智能化领域难有原创性贡献，但还是必须参与探索智能技术对人类传播的深远影响。其次是媒介化，当前媒介化已成为日常现象，但仍在深化，尤其是平台媒介、个人媒介与专业媒介之间的竞合、博弈，构成当代媒介版图的一大景观，值得重点关注，且相对容易创新。最后是融合化，融合化一直在进行，但尚不理想，学科内外的融合都有待深化。从内部看，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要进一步融合，从外部看，传播学尤其要与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有更多、更深的融合，以激发灵感，持续推动传播学的开拓性、原创性研究。

　　中国传播学向何处去

　　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传播学的健全成长，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传播学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认识、处理以下关系：

　　第一，科学性与人文性。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一样，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的“人学”，都植根于人文关怀。作为传播学人，对此应有更多的自觉。

　　第二，普遍性与独特性。传播学不仅以普遍性为主要目标，而且，是以日常传播的一般规律而非专门传播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三，时代性和局限性。传播学适应了人类传播技术空前发展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求，因而，获得了格外引人注目的成长，凸显了其时代性，但同时也要充分注意到自身的局限性。

　　第四，广延性与深入性。作为一门侧重于分析人类特性（即沟通与整合）的横向型学科，传播学以研究“沟通过程”为己任，强于广度而弱于深度，这就是一个局限性，因此，往往不得不求助于如语言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其他横向型学科，以及经济学、法学等侧重于分析社会结构（即生产与分配）的纵向型学科，还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综合型学科。

　　第五，应用性和基础性。与上述特点相关，相比于文史哲、政经法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传播学的应用性强于基础性。这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是一个缺陷，但无疑是一个我们迄今为止不太明了而需要重视起来的学科特点。为此，传播学需要扬长避短，大力加强应用性研究，同时也需要取长补短，适度拓展基础性研究。

　　第六，主体性和交叉性。最为重要的是，在与其他学科互相学习、交叉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消解了自身的主体性，要充分意识到其不可替代的学科和社会价值，进一步强化传播学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学界和业界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为学术繁荣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全球传播研究院院长）

　　（本文根据“第十五届中国传播学大会暨中国传播学40周年纪念大会”学者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