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是党和政府管理新闻工作的指针、依据和基本遵循。当前，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已伴随着党的新闻事业走过了百年历程，这期间经历了“起步初兴期”“艰难发展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阶段，主要集中在新闻政策的历史研究、法制化研究、比较研究、实务研究、理论研究和新闻管理政策研究六个方面。根据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文章认为未来的新闻政策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和空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创新思维方式，采用科学多样的研究方法；厘清相关概念，创新发展新闻政策研究的理论体系；结合当下实践，加强新闻政策的法制化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历史脉络；研究现状；未来空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19ZDA321）

　　[作者简介]郑保卫，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首席专家，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法制等。王青，河南开封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9级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党的新闻事业，事关党的新闻、舆论、宣传等各项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征程中，新闻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党的新闻政策的正确指导和有效实施。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间，党的新闻政策伴随着党的革命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政策体系。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瞬息万变的信息传播环境，面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党和政府如何制定和调整新闻政策，以保证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肩负起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的职责使命，是当前需要高度重视、深刻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研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变迁，总结我国新闻宣传工作和新闻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探寻新闻政策演变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改革发展，以及对未来党的新闻政策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文中所论及的“新闻政策”，是指国家、政党或地方行政机关对新闻事业所规定的活动准则；所使用的是广义的“新闻政策”，包括新闻事业管理政策、新闻报道政策、新闻队伍建设方针等 [1]。

　　本文将通过分析中国现有关于新闻政策研究的文献资料，首先梳理出中共百年新闻政策研究的历史脉络，重点考察其整体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其未来发展空间。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研究的历史脉络

　　目前，中国关于新闻政策的研究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纵览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研究的历史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21-1949年的“起步初兴期”、1949-1979年的“艰难发展期”和1979年至今的“快速发展期”。

　　（一）起步初兴期：起步于党的新闻事业建立，初兴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关于新闻政策的研究要追溯到中国新闻学研究起步之初，“新闻政策这个名词，是随着新闻学的成立而成立的”[2]。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教育和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由此起步。这一年暑假，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新闻学导师徐宝璜正式对新闻学进行系统研究，并编成了其讲演稿《新闻学大意》，发表于1918年《东方杂志》第15卷第9、10期上，后据此编成《新闻学纲要》一书于1919年出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学专著，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由此诞生。在《新闻学大意》的第三章第四节中，徐宝璜主张打消“新闻政策”，因为当时的“新闻政策”被政党大肆利用，带有造谣与挟私的意味[3]。可以说这是中国新闻界对“新闻政策”问题的首次公开讨论。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建立和逐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新闻政策的研究，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国内外新闻政策的文章，如张友渔在1934年发表的《苏联的新闻政策》一文，对苏联的新闻政策作了介绍和评析等；袁殊在1937年编译的《新闻法制论》一书系统介绍了新闻纸法、新闻记者、新闻记事的限制、新闻纸的发行及条件、新闻纸的责任者等内容。

　　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启了自主探索和研究新闻政策的历程。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新闻研究室，主要从事新闻事业研究工作，包括研究党的新闻政策。另外，1943年，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成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来分析和研究党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政策的标志性成果，对党的新闻政策的制定和研究都有很大影响。可以说，作为中国新闻政策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关于新闻政策的研究虽然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它奠定了党的新闻政策研究的基础，为中国新闻政策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二）艰难发展期：研究水平有限，研究进度减缓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关于新闻政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艰难发展的时期，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进度比较缓慢，甚至出现过一段停滞期。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编印的《新闻政策与新闻业务》（1950）、南方日报编的《人民新闻工作的基本知识》（1950）、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的《中国新闻广播文集》（1960、1961）等，这些著作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研究专著，而是文献汇编，主要收录的是中央下发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及中央党报上的评论文章等，主要用于新闻教育和学习，为新闻工作提供政策指导和参考。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一切为了办好报纸》（1958）、《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1979）等。其中，徐邦泰等人的《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一文，探讨了如何在法律上保障社会主义报刊的民主问题，认为“新闻法应当保证人民在报刊上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保障记者的基本权利”，“作出追惩为主的规定”等[4]。

　　总之，相较于前一阶段，该时期关于党的新闻政策的研究数量不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较有限，尤其是整个60年代，研究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且多数研究尚处在较为初级的资料收集整理阶段。

　　（三）快速发展期：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国门的敞开，西方的政策科学、传播学以及其他相关理论开始传入中国。由此，中国学者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科学的方法开启了新闻政策研究的新篇章。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新闻政策研究的著述数量更是明显增长。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新闻出版政策规章选编》（1989）、郎劲松的《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2003）、赵阳等人的《传媒政策与法规》（2010）、罗彬主编的《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伦理与法规》（2012）、朱建纲和朱尔茜的《“十二五”时期新闻出版产业政策研究》（2013）、钱忆亲的《中国电视规则与媒体政策》（2016）等。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的飞速发展期。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有：卢惠民的《新闻宣传和新闻政策》（1988）、甘惜分的《多种声音 一个方向——论党在新时期的新闻政策》（1989）、郑保卫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新闻传媒的政策调整与改革创新》（2005）、岳淼的《我国新时期新闻政策的演进》（2007）、向长艳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法制化历程及启示》（2011）、武志勇等人的《二十年来的中国互联网新闻政策变迁》（2016）、柳斌杰与郑雷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管理与舆论引导问题、趋势分析》（2019）、郑保卫与王仕勇的《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意义、问题与内容》（2020）等。

　　此外，我们以“新闻政策”为主题词在超星发现系统上进行搜索，通过手动筛选，统计得出，仅1979年以来的这段时期，现存的相关研究型的著作、论文和报纸文章等达三百余部（篇）。通过分析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关于新闻政策的研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明显发展。研究范畴从传统媒体扩展至互联网新媒体、从宏观层面的探讨延展到微观、中观层面的解析，从实务研究到理论探索再到历史追寻等。此外，研究视角和方法也更加科学、多元。

　　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研究，在研究视角方面，由单一走向多元；在研究方法方面，由浅层思考转向更专业化的深度解析。整体研究状况由稚嫩走向成熟，由零散走向系统。

　　二、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的整体现状

　　从目前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的整体现状看，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历史研究、法制化研究、比较研究、管理政策研究、实务研究，理论研究。

　　（一）关于新闻政策的历史研究

　　目前中国的新闻政策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某一历史时间段内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及其历史变迁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有刘江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管理思想研究》、叶青青的《从农村办报走向城市办报：中共执政初期的党报新闻制度构建——以<人民日报>为例（1948-1953）》、董瑜玥的《1949年的新闻、出版及广播：中国共产党宣传政策探微》等。期刊论文有：王晓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策略思想研究》、张蒙的《浅谈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演变》等。

　　具体而言，刘江船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进而完成既定宣传目标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思想观点。他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起步探索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引进借鉴；延安整风运动到抗日战争胜利的逐渐成型时期；解放战争后的成熟时期[5]。叶青青考察了1948-1953年中国共产党党报新闻制度发生演变的历史过程。周陈程对中国共产党早期（1921-1927年）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张蒙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演变，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新闻政策以对日斗争为中心，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政策则是以军事宣传为主 [6]。赵怡然讨论了改革开放八十年代至今中国对外国驻华记者新闻政策的变迁。张丹阳和卞地诗通过研究中国传媒政策的核心话语演变，整理了1978年到2013年的传媒政策，考察了不同时期新闻政策的特征和演变规律[7]，等等。

　　（二）关于新闻政策的法制化研究

　　该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法制建设研究、出版领域内的法规研究、广播电视领域的法制研究、新媒体领域的法制研究等方面。

　　具体而言，例如，林爱珺和王卓主要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法制的宏观建设，认为加强新闻法制建设的路径分为新闻政策、媒介权利、舆论监督的法制化三个方面[8]。兰芹的《新闻政策法制化：对传媒实施依法管理的探索》一文，从新闻政策法制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现途径等方面对中国新闻政策的法制化进行了探索。包韫慧与何静通过对1978到2018年中国出版政策法规的统计、梳理和分析，总结了出版改革不同阶段出版政策法规的特点，并对重点政策法规进行了述评。石岚的硕士论文《试论我国广播电视政策法规体系的建构》对中国现行广播电视的宏观管理体制模式进行了研究分析等。

　　此外，还有少数专门研究新闻政策法律法规方面的著作，但多为教材和史料汇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罗彬等人的《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伦理与法规》，是中国新闻政策法规方面的典型教材，内容涉及新闻伦理规范、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传播法、新闻传播事业的行政管理等。此外，还有《新闻传播法规汇编》、《数字编辑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汇编》等汇编类著作。

　　（三）关于新闻政策的比较研究

　　目前关于新闻政策比较研究的成果较少，一般以比较国家（或地区）之间、政党之间和新旧媒体之间的新闻政策为主。如刘国慧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在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从两国新闻政策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形成背景、新闻政策体系的主、客体以及结构特点的异同入手进行系统比较,分析了两国新闻政策产生差异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深层次原因[9]。郭思含对中美新闻政策法规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比较。易法万从媒体政策主体构成差异分析、媒体政策目标定位差异分析、媒体政策偏好分析等角度对比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政策取向[10]。此外，邢彦辉将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放在一起做比较，认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早期的新闻管理思想有着深刻关系和渊源[11]，等等。

　　（四）关于新闻管理政策的研究

　　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闻管理系统的设计研究、新闻管理制度的解读研究、新闻管理思想研究三个方面。

　　在新闻管理系统的实务设计方面，主要是对各类新闻媒体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创新机制的设想、管理模式的转型、新技术的影响等进行研究。如柳斌杰和郑雷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管理与舆论引导问题、趋势分析》一文提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舆论引导机制”需要从主体方面、制度方面和法律方面进一步建立和完善[12]。邹迎九和陆桂生认为有必要不断完善网络媒介管理的法律法规，做到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相结合，建立有效的网络媒介信用管理，切实加强网络媒介队伍建设等[13]。黄志斌和卢义杰认为，新媒体时代应当提升执政党的媒介使用素养，在角色上应从新闻管理向治理转型，突出媒体公共属性，促进媒介管理法制化进程等[14]。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管理制度研究方面，多数论文偏向于对制度的解读和理论思考。如乔新生的《新闻管理也应对外开放——中国涉外新闻管理制度解读》一文对2008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了详细分析。孟建和陶建杰对中国实施的“北京奥运会外国记者采访规定”进行了理论阐释，分析了中国原有的外国记者管理制度及其缺失以及新出台外国记者管理制度的深远意义等[15]。

　　在新闻管理思想的研究方面，主要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政策思想为主。如童兵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新闻政策》一文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期间新闻管理思想的评价体现了他们的新闻思想，即“对人民实行普遍的自由，对敌人和敌对报刊实行包括查封等公安措施在内的‘自由的剥夺’，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新闻统制不可偏废的两个内容”[16]。陈力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政策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新闻出版自由和用法制保证新闻出版自由”[17]。卢家银对恩格斯在1890年所发表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进行了考证研究，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政策与党内意见交流的重要文献” [18]等。

　　（五）关于新闻政策的实务研究

　　新闻政策的实务研究大多关照客观现实，与新闻工作的具体实践结合得比较紧密。整体上以新闻报道实践与新闻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为主。例如，刁红梅的《我国新闻政策框架下的新闻报道研究》以受新闻政策影响较大、较敏感的突发事件报道、调查性新闻报道、国际新闻报道为例，从其历史、现状和后续发展等方面分析中国新闻政策对新闻报道的影响历程[19]。刘建认为，20世纪80年代新闻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迎来了繁荣期，新闻政策一方面保障了新闻真实性，例如在新闻政策助推下典型报道、批判性报道、突发事件报道的真实性逐渐加强。另一方面新闻政策又存在一些弊端，导致了新闻真实的扭曲和被动[20]。1950年出版的《新闻政策与新闻业务》一书对军事报道、经济问题报道、群众运动报道、新闻报道的时间性等进行了研究。《新闻出版业走出去工作指南（上、下）》一书，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相关政策的实践案例作了深度解读等。

　　此外，还有一些注重结合当前现实，从不同角度对新闻实践中新闻政策应对、变化、调适等展开研究的。如宋晖的《论2008年中国新闻政策的变化》，聚焦于当时中国的新闻政策，认为变化最明显的一点是放松对外管制，保障外国媒体和记者的采访与信息传播自由等。袁援从公共政策定位的视角出发,解析了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中国传媒公共政策定位是如何进行调适的。艾松从行政管理角度，认为中国的新闻监管已经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监管制度，而实行预防制与追惩制相结合的新闻监管[21]。另外一些研究从媒体融合角度来探讨新闻政策变迁，如陈昌凤和杨依军的《意识形态安全与党管媒体原则——中国媒体融合政策之形成与体系建构》、林世华和谢慧娟的《媒体融合政策体系研究》等。

　　（六）关于新闻政策的理论研究

　　中国新闻界对新闻政策的理论研究开始得较早，主要表现在对整体新闻政策基本理论的研究、对新闻政策体系内某一方面内容的理论研究、对新闻政策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等方面。

　　在新闻政策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较早的研究新闻政策理论的学术论文是卢惠民在1988年发表的《新闻宣传和新闻政策（上下）》，文章概括和阐述了新闻政策的概念、内涵、意义价值、重要性等。孙大胜也对新闻政策的意义和作用、新闻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中国新闻政策的基本内容等进行了理论阐释。另外，郎劲松的专著《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从理论上阐释了新闻政策的内涵、逻辑前设、地位与功能、新闻政策体系的形成、结构和特征、中国新闻政策建构的价值标准等。此外，郑保卫从“三贴近”原则、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政府信息公开、新闻发言人制度、改进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加强舆论监督等十二个方面分析了十六大以来中国新闻政策的调整、改革和创新[22]等等。

　　目前关于新闻政策体系内某一方面内容的研究较多，主要包括党的新闻工作的指导原则，如党性原则、“三贴近”原则、舆论导向原则等，与党的新闻事业相关的一些制度，如报刊出版发行制度、新闻出版人事管理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等，以及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通知条例、纪律规章等。例如，夏倩芳从政策和官方话语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新闻体制改革，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下，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始终在‘党管媒体’的根本制度下进行，是为了实现工具的目标而不是价值理性的目标” [23]。刘洁和王兵对中国新闻媒介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新闻媒介下一轮竞争的制胜法宝是人，应当实行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25]等。

　　在新闻政策与其他理论或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郑保卫在《论新闻法制与新闻政策、纪律和职业道德规范的关系》一文中，对新闻政策与新闻法律、新闻法制与新闻纪律、新闻法制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系统的辨析和深入的探讨[24]；臧柏莹在《如何处理新闻价值与新闻政策之间的关系》一文中认为，新闻是否具备报道的条件，不仅要考虑新闻事件本身是否具备新闻价值，还要着重考虑新闻事件是否符合新闻政策的限定[26]等。

　　总体而言，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研究角度比较多样，尤其是21世纪以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得到快速发展和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研究在理论研究、实务研究、法制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可圈可点。

　　三、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的未来空间

　　党的新闻政策是中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工作指南、发展保障和基本遵循，在中国传媒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学习、研究和宣传好党的新闻政策，是新闻学界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如前所述，尽管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欠，未来还有很大的探寻空间。

　　（一）当前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的不足与缺欠

　　1.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历史变迁研究还不够深入、连贯

　　目前关于党的新闻政策变迁发展的历史研究，大多停留在某一阶段时期内的新闻政策研究上，整体性、全面性和连贯性不足。现有成果多集中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两个历史阶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这一历史阶段的研究很少。时间跨度较短，前后没有参照和比较，因而不能从整体和宏观上去把握党成立百年来新闻政策的历史变迁轨迹、特点和逻辑等。尽管有个别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整体历史变迁作了一些梳理，但由于受文章篇幅所限，加之后续研究跟不上，使得研究浮于表面，不够深入和充分。同时，现有文献缺少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体系中某些具体政策的历史研究，如专题性地对报刊管理政策、广播电视政策、新闻记者管理制度等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和研究。

　　2.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理论体系建设不够系统、全面

　　虽然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研究已具有前述多个研究视角，但总体上显得比较零散和混乱，不成体系，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研究状况。如有的研究互联网政策，有的研究传媒政策，有的研究新闻管理制度，有的研究新闻业务规范，还有一些研究比较边缘的新闻评奖制度、新闻出版业税收政策、新闻人才保障政策等。又如，目前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的著作本就不多，且多为史料汇编类或教材类的，比较成熟的、研究型的专著更是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与“新闻政策”本身的内涵、范畴等界定不清有关，归根结底，是新闻政策本体研究不足、理论建设不健全不系统的结果。

　　同时，从整体上来说，很多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研究比较浅显，多是解读性、说教式的成果，而实证性的、学理性的研究较少，缺少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另外，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有一些成果涉足了政策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但绝大多数限于新闻学领域之内，缺少多学科、交叉性的研究。

　　3.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的方法不够规范、多元

　　现有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方法有：思辨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描述性研究法等，而缺少访谈法、调查法等量化研究方法，且对这些方法的使用较为单一，很少有交叉使用和综合运用的。有些论文方法运用得不够规范，甚至不讲方法，使得论断多于论证，缺少说服力和科学性。例如，在新闻政策的法制化研究方面，很多论文仅仅是四五千字的浅显议论，不讲求方法和规范，使得学理性和科学性都大打折扣。

　　总之，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缺少更加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当前，随着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如何对“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变迁”进行全方位、多元化、系统性的纵深考察，如何构建起一个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政策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时代课题。

　　（二）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的未来拓展空间

　　1.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和空间

　　新闻政策研究并不能仅限于新闻学这个单一学科之内，它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如在分析不同时期党的新闻政策的形成原因和时代背景时，只有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综合起来进行考察，方能从中找出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形成和变革的内在规律及本质。因而，综合运用政策科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知识，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多元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体系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百年变迁的内在逻辑、客观规律及本质特征等。从历史维度来说，在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的研究，不仅需要我们从整体上、宏观上去把握党的新闻政策百年变迁的脉络、规律等，而且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不同时期内党的新闻政策的内容、特征等，从而进一步拓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创新思维方式，采用科学多样的研究方法

　　以往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思路是，从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和历史实践出发，去探求和总结新闻政策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与特点，而不是从已经留存下来的、被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党的新闻政策出发，去回溯和探究某一历史时期党的新闻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原因、经过等，而这个过程明显比前一种思路更具有问题导向性和逻辑合理性。因而，充分搜集和占有大量关于党的新闻政策的历史文献资料应是研究的第一步和前提条件；对文献资料进行分类、分析和从“果”至“因”的推导，应是研究的第二步和核心步骤；对不同时期党的新闻政策进行评价、反思以及对百年党的新闻政策变迁规律、经验教训的总结，应是研究的第三步和最终目的。当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并不是采用单一的文献研究法，而是可以将调查法、访谈法、个案研究法、政策分析法等多种方法交叉运用，这样才有助于保证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进而提高研究的水平和质量。

　　3.厘清相关概念，创新发展新闻政策研究的理论体系

　　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与相关概念不明确、研究范畴划分不清和整体上理论建设不够有着直接关系。因而强化党的新闻政策的理论体系建设是改变这种现状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

　　“厘清概念”，不仅仅是简单地为“新闻政策”界定一个权威性的定义问题，而是用发展的、系统的眼光看待新闻政策的本源性问题，即不仅需要弄清楚原来的“新闻政策”是什么、有什么内涵和外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等问题，还需结合时代发展，探索新时代“新闻政策”的定义、内容等有哪些变化和发展，这些是关系着新闻政策理论体系建设之根本的问题。所谓“论从史出”“实践出真知”，理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历史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只有回到历史的场景、立于实践的前沿，才能为创新发展党的新闻政策的理论研究提供最大可能。

　　4.结合当下实践，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法制化研究

　　目前，关于新闻政策的法制化研究还比较薄弱，多数研究尚停留在对法制化进程作简单梳理和描述上。虽然多数人认同党和政府制定的新闻政策最终要走向法制，会以法律、法规等形式固定下来。但是，多数文章并不能真正厘清和系统阐释新闻政策和新闻法律(法规)之间的界限和关系，且对于新闻政策如何实现法制化也没有给出科学合理的方案。

　　“虽然党的新闻政策本身并不等于就是法，但是，新闻法制与新闻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和国家的新闻政策是新闻法制的灵魂，在新闻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它可以起到法的作用，弥补法的不足。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法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条文化、法律化的党的新闻政策”[27]。因此，有必要加强党的新闻政策的法制化研究，补齐这方面研究的“短板”。尤其是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实现依法管理新闻业是新时代的要求，这就为我们研究新时代党的新闻政策的“法制化”和新闻事业治理的“法治化”提供了重要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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