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丽群(1961—)，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倩(1984—)，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暨南大学国际学院讲师。吴非(1974—)，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国立莫斯科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

　　【内容提要】美国智库长期致力于国家政策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与媒体有相当互动。美国媒体善于利用各种渠道包括纸媒、电媒、网媒及新媒体平台等渠道进行与智库和政府的互动。特别是在新媒体使用上，在政策制定前后智库都会充分与媒体沟通，并在充足资金支持下，提供旗下专家在媒体和自身网站发声，对政府进行游说和沟通。

　　【关 键 词】美国智库；媒体互动；新媒体

　　自20世纪初，美国智库即致力于国家长期政策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媒体由于其自身特色而成为智库扩大影响力的首选，发声呐喊的重要互动渠道。2013年6月习近平访美，习奥会一度成为热点话题。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研究员Patrick等即撰文评论，认为仅仅达成双边信任，对于发展良好的两国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实质性的措施。而且这些智库善于利用新媒体渠道，这篇文章就在多种渠道进行了报道，新媒体渠道就包括：NGO(中美关注平台)、智库(CNAS)等。这些智库在媒体发声影响着政府决策和国际关系走势。

　　一、重要政治影响力的美国智库及其媒体关系

　　“美国智库分官方、大学和独立智库三种类型。”[1](p30)有一定历史及一定影响力的智库包括：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研究的布鲁金斯(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效力于奥巴马新政府，小型、新型但很有影响力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后文简称为CNAS)，研究国防政策为主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后文简称CSIS)，关注国际事务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及有学术背景的胡佛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等。本文以CNAS, CSIS, Brookings为例进行讨论。

　　CNAS是一个小型、较新的智库，成立于2007年2月，历史不长但很多有影响力的政客都出于此智库，例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它的使命是建立强有力的、务实的和有原则的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CNAS的研究是独立的、非党派的，主要侧重于奥巴马政府政策，特别是设计国家安全的政策。其专家提供创新的、基于事实的研究、思路和分析，从而来塑造和提升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并向政府提出政见。此中心在媒体策略上“举办各种研讨会、圆桌会、座谈会和发布会等，邀请决策层、智库和新闻媒体相关人士参加”[2](p56)，定期沟通，打造其媒体与政府的长期合作关系。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是一个非盈利性、无党派的智库组织，位于华盛顿。CSIS主要为国防部、决策者、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战略性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其专家在媒体主要议题涉及国防和安全、经济与重建、能源与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全球趋势与预测、政府管理等。

　　布鲁金斯学会主要侧重研究国际关系、财经政策等。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会充分与媒体沟通，在充足资金支持下，提供旗下专家发声，进行游说和沟通。这是从媒体公关策略、组织机构、媒体沟通的硬件配套上都十分完备的一套系统。布鲁金斯十分注重其媒体关系，除了有300余名知名专家在各种媒体渠道发声，也有其专业的媒体管理机构和精良的媒体硬件：布鲁金斯有一个免费向布鲁金斯学会专家提供的直播和录播的视频和音频采访的新闻机构。工作室的人员也可以支持事件现场直播。

　　近年来布鲁金斯的专家中媒体采访率最高的四位分别是：E. 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E. O'Hanlon)，布鲁斯·卡茨(Bruce Katz)，威廉·高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威廉G. 格尔(William G. Gale)。分别擅长领域为：政策与选举、国际关系、大都市生活、财经政策、人口普查、歧视与民族话题等。

　　美国的媒体对智库报道很丰富，《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国之音、《新共和报》、彭博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等都有大量对不同智库专家的采访。在美国本土数量和影响力比较占优势的是C－SPAN电视台，它创办于1979年，全名为：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络(Cable－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主要有线频道有5个，另外还有广播和网站，其中C－SPAN负责转播众议院，C－SPAN2负责转播参议院，C－SPAN3则转播听证会、议员演说、选举辩论等。C－SPAN还有自己的热线电话节目，方便与大众沟通，提供定期的、开放性的平台，还可以提供与选举官员或其他决策人物以及记者们直接接触的机会。常驻C－SPAN发表经济学研究政见的布鲁金斯的学者就有亨利·亚伦(Henry Aaron)等26名。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机构的新媒体网站都体现了相当的专业性：丰富的内容和及时的更新以及大量的数据支持构成了良好的与民众和媒体沟通的新媒体交互平台。

　　二、美国智库在政策讨论制定发布前和媒体的交流情况

　　政策制定发布前，媒体对各个智库专家的报道基本遵循影响力大则报道原则，各说个话，百家争鸣。政客、专家在媒体间互相游说。在政策走向没有明朗之前，各种声音都有出声渠道，越是影响力大的专家越有被报道的机会。当然也不排除部分媒体集团有倾向性地给支持的政党和集团更多发声机会。

　　例如对于伊朗核武器问题，布鲁金斯的专家通过C－SPAN电视台对伊朗的核计划作出讨论，提出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和平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外交政策研究员托马斯·皮克林和萨班中东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波拉克进行了激烈讨论，指出伊朗核威胁日益严重，伊朗正在接近能够制造核武器的水平。

　　CNAS的专家就这一话题也提出三个具体的政策措施：

　　(1)强调预防伊朗的核武器的获取计划，同时做好最坏情况的预案，即出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后，应该有怎样的部署规划。

　　(2)通过与利雅得(沙特阿拉伯首都)的刚性保障合作，控制和限制沙特地区核扩散。

　　(3)通过巴基斯坦的平衡机制来抑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不稳定核危险。值得一提的是，还提供了Twitter讨论平台的互动，以讨论相关议题。这十分类似于中国的一些网络名人在名师讲坛、公开课中进行和公众的互动。不同的是，美国智库专家的互动是有智库为后盾的发表政见的平台。

　　近期美国正在计划推出一项近年来最大的财政预算消减案。媒体上就有各种声音，例如针对美国最近的财政新政，布鲁金斯有专家就表示：总统和国会意见一致是难得的，意味着授权的过程要更加缓慢，特别是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我们必须把社会安全提上议程。且要改革我们的税务系统，以便带来更多的收入。但如果宏观政策调整得不合理，这将带来就业的降低，我们是不希望看见这种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