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0日，英国文化研究大师斯图亚特·霍尔辞世，为了纪念这位在文化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人，英国BBC电视台制作并播放了人物专题纪录片《斯图亚特·霍尔蓝图》。霍尔的名声享誉欧美，他的研究涉及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传播文化、多元文化等领域，尤其是在传播学领域，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新的研究范式，对于人们以新的视角理解传播规律、破解传播困境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1973年，霍尔的一篇论文《编码，解码》产生了巨大反响，被认为开启了传播学观众研究的新阶段。在这篇文章中，霍尔从破与立两个方面论证了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霍尔批判了当时具有影响力的两大传播学学派并指出其困境和问题来自研究范式

　　针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观”和“媒介工具论”，霍尔指出传播中真实的状况不是如此，因为这一学派在分析中完全混淆了接收者与接受者的差别，忽视了接收者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对于发送者意图的消解甚至排斥，接收者有一定的自主理解能力，这已经成为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

　　同时，霍尔还批判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传播学派，认为他们的问题首先在于将传播结构完全“概念化”并进行纯粹的技术分析，忽视信息建构的意识形态维度，缺乏对于传播结构的整体化研究，因而，他们的理论无法说明“观众接收实践的二次进入”。其次，霍尔对于实证主义学派“长期执著于内容分析”的做法也表现出不认同的立场，他指出，传播结构不仅以内容为核心，传播形式和渠道也值得关注。霍尔还对于观众研究的“符号学”理论、选择性感知理论以及“有效传播论”等进行了逐一分析，认为他们都忽略了话语实践和阐释工作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霍尔的批判态度尖锐、立场鲜明，因而他本人被后来的研究者纳入传播学批判学派的阵营中。但我们也应看到，霍尔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阐释，也正是在这种“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出场的。

　　霍尔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传播学研究新范式，带动了传播学历史上的“革命性转变”

　　首先，霍尔反复阐明传播结构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他反对结构化、概念化、封闭式的研究，同时指出，采纳政治经济学范式能够使研究走向开放。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过程分析”方法引入到传播研究中，通过将生产过程具体化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环节来分析传播过程的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必须，每一阶段都不能保证下一阶段”，每一阶段“相对自治”却“相互依存”，①从而奠定了观众研究合法性的理论前提。

　　其次，霍尔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范式，自始至终贯彻这一研究原则。这表现在霍尔对于发送者与接收者“没有必然的对等性”解释中，他认为，传播者之所以遭遇传播中的失败，原因在于“意义的流动出现障碍”，深层原因则在于编码者与解码者的阶级地位造成的不同的认知符码，观众的解码立场差别其实就是他们社会位置的差别。因而，传播有效性不仅在于观众对于传播信息的认知度，更应当体现在解码者的立场和要求是否作为“反馈”返回到“再生产过程并成为一个新的起点”，通过话语实践去建构“共识”，增强观众对于主导社会文化秩序的认同。霍尔通过对解码者三种不同立场、观点的分析，揭示了阶级地位、社会经济关系这一内在根源，对于阶级分析范式的采纳，使霍尔对于观众的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