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1954年生，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批评》杂志主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等。 

　　　　张江主要研究领域为阐释学和文艺理论。代表性专著有《作者能不能死》（中文版、英文版、德文版）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学术月刊》等学术期刊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部分论文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等在国外著名学术期刊发表。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张江致力于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构建和阐释学学科建设。“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等在我国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并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阐”“诠”辨》《“理”“性”辨》《“通”“达”辨》等论文开创了从中国传统语言学资源中发掘和构建当代形态中国特色阐释学基本理论的新路。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往往也是学术和思想大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世界政治格局之变，是国际治理秩序之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从文化层面看，大变局意味着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相互激荡，意味着人文学术面临新的现实挑战和发展机遇。深入扎根变革的时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推动“三大体系”建设，为新时代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支持，这是大变局时代人文学术的宗旨和使命。在这里，我就几个关系，谈一点体会。 

　　　　一是主体问题，着眼于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文化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学术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不立足本土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学术就没有根基、没有特色、没有主体性精神；不放眼世界，在世界学术的格局与趋势中观察中国、思索中国，中国学术就会孤立于世界学术主潮之外，缺乏创新、缺乏活力、缺乏普遍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新时代的今天，中国案例、中国文献、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乃至中国方案，必须也必将成为学术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学术需要进一步强化主体意识，既要破除对西方思想体系的迷信，又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是基础性和前提性判断。 

　　文学、历史学论坛研讨 

　　　　二是价值问题，着眼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学术的价值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广泛而深刻，当代中国的实践创新宏伟而独特，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人文学术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的时代课题正在成为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心系“国之大者”，强化问题意识，围绕国之大局、国之大事、国之大计，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这是大变局时代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基础研究着眼于用创新理论解释世界，应用研究注重用研究成果改造世界。基础研究为应用研究提供学理支撑和知识储备，应用研究为基础研究提供问题起点和实践路径。基础研究必须是对时代之问的理论提炼才能深入人心，应用研究必须是对时代之问的实践应对才能价值实现。立足实践发展，回应时代关切，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做到群众心坎里，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和实践智慧，这是大变局时代人文学术的使命和责任。 

　　　　三是路径问题，着眼于学科主体与学科融合的关系。学术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本身，更在于社会发展。学科分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没有学科分化，就没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文明；学科融合则是近百年来社会发展，尤其是大变局时代的现实要求，其实质就是要突破学科分化的藩篱，尽可能直接地面对世界本身，面对事物本身，回到问题本身。全部的学术史既是一个学科不断分化、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学科不断交叉、重新整合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交融互渗。中国学术4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是一个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为各专业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知识增长点的过程。质而言之，交叉融合是发展趋势，是创新路径，也是无法绕开的现实需要。当然，必须同时强调，学科融合绝不是学科溶解、学科消弭，其前提是立足学科主体，其目的仍然在于凸显主体学科的学科特色，彰显其价值，强化其优势。 

　　法学、新闻传播学论坛研讨 

　　　　四是方法论问题，着眼于大数据与扎根研究的关系。近年来，“大数据方法”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数字人文”方兴未艾。人文社科领域利用大数据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层出不穷。这是技术发展的成果，也是学科融合的成果，其发展前景不可小觑。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大数据方法和数字人文研究既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也不是学术研究的终点和归宿。量性研究必须和质性研究相结合，才能透过现象迷雾直抵事物本质；大数据研究必须与扎根研究相结合，才能突破技术思维理解和把握现象与社会本质。费孝通先生用双脚做学问，深入社会基层，读的是现实和社会，读的是生活和人心。他的《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研究的“里程碑”，就是因为他能够走出书斋，超脱书本，把学术研究真正地扎根于中国大地、扎根于社会人心。费孝通先生的学术之路正如他的学术成果一样，即便是在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变局时代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担当起回应时代呼唤、解决时代问题的重要使命，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