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释放中国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潜力，中国仍需继续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夯实基础的前提下，逐步学习和适应作为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角色。[详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对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世界各国的学者们聚焦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探讨相互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性，具有特别的意义。[详情]

作为全球经济大国，中国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令人惊叹。在金砖国家中，唯有中国一次又一次超出预期。因此在未来20年乃至更长时段，中国与其他地区的融合将给全球带来重大影响。[详情]

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从未主宰过世界，但中国文化却在所在的地区一度成为主流。虽然美国拥有技术方面的优势，也是全球技术的领导者，但其技术优势正逐渐被中国超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形势。[详情]

两天来，百余位中外著名学者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大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从多学科、多维度、多层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思想创造之美、文明互鉴之美、学术交流之美。[详情]

对于当今中国的学术界而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乃是一项时代托付的重大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重大，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改变，以至于只有当这样的改变能够在学术理论上被课题化并得到积极的探索时，我们才能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个时代。[详情]

历史观是关于历史本质和发展动力的根本性原理和学说。有关社会主义的本质、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从根本上说，都源于唯物史观。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唯物史观的日常生活转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详情]

关于中国，我想讲两点，中国有能力应对并帮助解决世界危机。首先，中国拥有绵延几千年的悠久文明。对此我就不多言了，毕竟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其次，中国还有第二个优势。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国家。[详情]

“五帝时代”指古史传说中夏代以前的中国上古时代，属于“传说时代”或者“原史”时期。只有将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密切结合起来，找到适当的研究方法，才有希望得到五帝时代的真相。[详情]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上，有两次深刻的大变革。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第二次是新时代。新时代的大变革，则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中国古典学重建的黄金时代。[详情]

中西方学者之所以对上古史起源性质产生不同的认识，是由各自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详情]

文明起源和发展并不是基于冲突、战争，而是基于旨在避免战争、避免冲突的人类合作。 [详情]

中国文明在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上具有三位一体的特征，这种特征来源于中国特殊的生业环境与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详情]

多种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与必要条件。[详情]

“高原丝绸之路”这一科学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详情]

中国文史之学的现代化，在1923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详情]

科泽勒克在分析“鞍型期”特点时所提到的三个维度，也许能够为我们思考大变局下历史阐释的公共性塑造路径提供切入点。[详情]

在后殖民国家中，按照现代欧洲国家的模式构建现代化国家的任务已然被提出，即便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建设难题。[详情]

中国在过去70多年里取得的成功和成就是举世无双的，它植根于古老的中华文明并珍视繁荣与和平。[详情]

佛教文化思想对东方文化研究的倡导，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中东方文化的功用与未来可能性的预判，以及对佛教文化在东方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思考，不仅体现了现代佛教自身改革振兴的内在力量，而且在儒道文化遭到新文化的极大冲击而萎靡退守之际，通过积极的进攻和世界文化蓝图的建构，显现出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韧性与自信力。[详情]

文试图采用比较阐释的方法，通过梳理以下几个关系，来厘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近百年文学史中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影响，进一步用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文学创作观念去客观地评价其得失，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提供一种历史的借鉴。[详情]

全球化发展历程可以被简单地描述为：一系列日益复杂的全球流动，且早期的主导性流动将包含在之后的流动中——这里的流动就是指阿帕杜莱所说的物品、思想和网络力量的全球流通，其中心不断变化，而且往往涉及多个中心。[详情]

“事件”概念的中国化，并非浅表地体现为能否用“事件”一词来谈论文学，而从深层次上取决于“在可能性母体中考虑不可能性的转换”这条主线，并展开为两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对主流语言论之外的异质力量作出充分估计，以及相应而来的对亲善伦理的反思。[详情]

非格律韵律”理论框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彰显自由诗有以声韵形态表达的、严格意义上的韵律。其次，“非格律韵律”的提出，也是为了将自由诗的韵律研究置于与格律诗的对比之下，进一步凸显两者在结构形态、时间尺度、表达形式、心理效应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详情]

我们不仅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即守正），还不断创新经济发展道路，正在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详情]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循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可以缩短前进目标的时间，还可以避免西方现代化发展的陷阱。[详情]

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揭示和提炼中国经验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对中国经济发展伟大实践进行新的解释，有利于推进形成中国经济学理论，进而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更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详情]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后是国家财富管理体制从国家全面掌控社会财富到合理利用社会财富的过程。国家财富管理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视角。[详情]

城市聚集效应通常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以及更高的规模收益。针对要素集聚的研究，可以从包含密度、频度、浓度的“三度”框架展开。其中，人口密度指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人口数量，有助于对我国城市人口集聚水平进行探讨。[详情]

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贸易、融资、外国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无疑将继续增加，并在一些新兴国家和新兴领域快速增长。这反映出拉美国家和中国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合作与发展的新阶段。[详情]

每个国家都应从国家层面进行部署，将自身的基础设施、物流和生产项目作为未来跨太平洋经济走廊的一部分，以此促进拉美国家生产多样化、提升竞争力并最终推动经济发展。[详情]

“中国式大推动”是在长期减贫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全球减贫经验，结合中国复杂多样的贫困实际进行的一次科学有效的反贫困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百年探索的宝贵结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方案。[详情]

气候智能型发展有助于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包容性转型机会，全球价值链则可以成为实现零碳转型的重要手段和补充选项，并最终对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在这方面，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成为各国及各行业中的重要参与者，它们不仅可以帮助各国和各行各业制定有利政策，促进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的协调，还将在推动与全球价值链有关的零碳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详情]

世界主要大国围绕数字技术制高点、数字产业领导力与数字规则主导权的博弈不断深化，成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驱动因素，并加快推动世界进入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数字文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适逢世界进入数字化时代，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提升发展质量的战略选择。[详情]

对土地典当和典质收益契约进行比较，有助于捕捉东西方由各自的制度安排、法律框架和经济思想传统带来不同理性形式的演变。换言之，这种差异体现了东西方在经济问题上的不同自我表达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我们是否完全理性，或者社会学因素是否会影响契约安排结果的争论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详情]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所谓“社会”，通常指的是“人世间”或“人间事”。社会学的工作，就是通过经验事实的发现，寻找构成人世间的各个层面或领域的形态、机制、结构及规范，揭示生活世界之构造的规律。[详情]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随着现代化的进步发生了巨大嬗变。[详情]

文明通常有两个含义。一方面，人们把文明看作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复杂体，如新石器文明、农耕文明、玛雅文明、儒家文明等。这种文明观把文明看作一个实体（entity），因此也可以叫作实体文明观。[详情]

在讨论中国现代化未来的重要议题与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可尝试对西方现代文明困境进行回应，在世界文明的百年大变局中，为超越西方现代文明一元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详情]

中国国家治理的政策选择需要有一个从独重经济政策，到并重公共政策，到兼综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三大政策工具的转变。[详情]

基于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可讨论其社会政治调控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探究这一不确定性的意义。这是分析知识体系与政治调控体制之间的系统效应的目的所在。[详情]

考虑到中国社会过去40多年来经历的巨大转型和面对的复杂情况，如何对已有治理经验进行系统化提炼，在制度文明的意义上讨论“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就成为一项具有时代紧迫性的理论课题。[详情]

今天的世界，各国之间利益、权利、责任高度关联，发展与安全不可分割，各国命运与共、互为安全和发展的条件。二元对抗的政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文明尽管拥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培育国家之间共生的机制和文化对于国际关系摆脱传统对抗式政治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各国共同克服国内对抗式制度和国际对抗式阵营政治的弱点，寻求好的政治协商机制，推进国际政治的进步转化，从而过渡到更高的政治形态。[详情]

当我们认真思索一项政策的真正意义，即将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等视为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者将其视为最大的变局、必须解决的问题时，作为拥有共同命运的人类，对此我们应该增强认同。尤其是对子孙后代，要怀有更加强烈的责任感，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导致文明和文化分裂的意识形态问题。此外，我们也要继续积极推动环境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政策，这些应该成为人类更重要的优先事项。[详情]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进入世界国际关系学术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其中“中华性”（Chineseness）问题成为焦点。事实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知识涵化的过程，而知识交互涵化是通向人类共同知识的重要路径。[详情]

本质主义的思想即西方思想，这种对思想本质的规定来自西方思想传统在其开端处对物的定义的追求。物的定义必须揭示其根本属性，而后者又被视为物的共性，即普遍性与不变性。一物之中的普遍者和不变者即物之“所是”、物的本质。到近代，特别是笛卡尔之后，人们又在普遍性和不变性之外，把确定性也视为物之本质的一种体现。[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