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使深陷危机泥淖中的广大民众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又再次将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带入理论界思考讨论的前沿。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政治理论，将国家及其合法性作为核心问题，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日常生活异化本质的基础上，以其微观革命方法和所蕴含的丰富想象力，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思考。

　　马克思主义是列斐伏尔社会政治理论的基底。他认为：“马克思的特点和独创之处在于，他重点研究的是潜在的和新产生的问题，而不是重点研究完美的和事实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前景恰恰在于它是向可能性开放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既是不断发展的，又是直面现实的、具有创造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因此，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思考国家及其合法性问题，必须摒弃教条主义，站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思考。

　　列斐伏尔指出，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既包含对阶级国家的批判，也包含对国家消亡的论断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明。在关于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这一问题上，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需要加以进一步考察。他指出，工人阶级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性力量，也是建设新社会的肯定性力量。关于理论和实践结合处的矛盾，即对工人阶级历史主体地位的肯定与其局限性的扬弃问题。列斐伏尔认为，必须教育工人阶级，使其充分具备掌握国家政权的能力。“工人阶级需要政治思想，需要恰如其分的首创精神。”与此同时，列斐伏尔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和变化，革命的主体，除了工人阶级，还包括超阶级的知识分子和一切社会进步力量。

　　列斐伏尔认为，由于社会历史主体的变化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必须以异化理论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存在状态和革命模式。因此，异化理论和国家理论成为列斐伏尔社会政治思想的两个重要主题，且前者构成通往后者的途径。列斐伏尔将异化问题称为“马克思思想中的酵素”，并用“异化”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生活乃至闲暇，都出现了全面的同一、单调与标准化趋势，人的心灵结构也屈从于异化的同一性力量，丧失了差异性、异质性和反思性维度，失去了对“可能性”的想象力。由于日常生活与人民的距离最为接近，所以人民的日常生活异化感最为痛切和直观，因而必须将日常生活纳入哲学的考察范围，对之予以批判性思考。

　　在对日常生活异化的哲学省思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要按照两条主线即异化理论和国家理论来恢复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具体地说，首先“要根据国家的概念来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思想，重新研究异化、神秘、经常性和差异性这些主题”。其次要透过资本主义制度下被遮蔽的、全面异化的日常生活，揭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统治的渗透性、严苛性与欺骗性。列斐伏尔试图表明，在一般的统治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力量虽然看似柔和、隐蔽，实则却完全相反。在危机时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职能和社会控制职能必然高涨，对人民的利益和诉求更加无视，地区和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更加紧张。列斐伏尔断言，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扩张使“国家已具有世界性，并且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国家体制”。

　　列斐伏尔在其晚期著作《节奏要素分析：节奏知识导论》中对这种国家体制及其演进的作用和危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阐明。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一方面表现为通过文化、教育、传媒等，遮蔽乃至掩盖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福利制度，塑造、引诱民众，使其对现实持肯定态度，自觉放弃抵抗和反思。列斐伏尔以“节奏分析理论”为载体，对这种遮蔽、掩盖、塑造和控制进行了系统化的说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运行与控制方法，提出了将宏观革命与微观革命相统一的设想。尤其是列斐伏尔认为，微观革命不仅仅是与生活方式等相关的革命，微观革命的最终载体是深处资本主义异化状态下的身体。列斐伏尔认为，身体承载着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控制和自身的自然结构与运行规律，二者的矛盾将引发身体的失衡、疾病与困厄，最终必然带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抵抗，使人类社会迈入新的存在状态。

　　列斐伏尔的国家理论和社会政治思想建立在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全面异化的日常生活的洞察这一基础上。他试图通过对日常生活异化的揭示，恢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实现以身体为基础的微观革命，最终达到解放。列斐伏尔探索日常生活微观革命的构想，对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常生活、对积累无产阶级的反抗力量、对探索资本主义制度下非革命时刻的斗争方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他试图实现超阶级的自治国家的做法，从根本上抹杀了国家的阶级属性，模糊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界限，最终难免陷入乌托邦式的空想。此外，列斐伏尔的国家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观点，但也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阶级性、革命性和科学性。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