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科评价
编辑家抑或研究者:编辑身份建构的目标分野 ——以1980年代的出版界和学报界为中心
2020年06月24日 08:28 来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朱剑 字号
关键词:编辑身份/学者化/编辑家/出版界/学报界

内容摘要:出版界与学报界虽然有共性的一面,但学术平台的性质决定了学报与出版社的不同。

关键词:编辑身份/学者化/编辑家/出版界/学报界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编辑职业意识逐渐觉醒,出版界和学报界同时开始了编辑身份建构的历程,但动因不尽相同,前者偏向权利,后者偏向责任。198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建构的重点在于明确编辑的独特责任和应有权利,以确立编辑职业的独立性。1980年代中期开始,在“学者化”命题下,编辑身份目标成为中心议题,出版界和学报界呈现出了明显的目标分野。“编辑家”目标的确立让出版界的身份建构成功地恢复了作为编辑的身份自信;而学报界却徘徊于“编辑家”和“研究者”之间,陷入了深深的身份焦虑之中。其原因在于出版界与学报界虽然有共性的一面,但学术平台的性质决定了学报与出版社的不同:学报及其编辑无法脱离学术共同体而独立存在,而以编辑职业化为前提的身份建构,不管是以“编辑家”还是以“研究者”抑或两者兼具为目标,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关 键 词:编辑身份/学者化/编辑家/出版界/学报界

  作者简介:朱剑,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主要从事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研究。南京 210093

  1980年代,在中国文化艺术界曾有一场历时数年的“学者化”的热烈讨论。这场讨论由著名作家王蒙的一篇文章引发,王蒙有感于三十年来受“文革”等政治运动影响的一代青年作家缺乏文化底蕴的普遍现象,写下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一文,他在文中痛陈:“我们不重视作家的学问基础,我们的作家队伍明显地呈现出非学者化的趋势。”①1982年该文在影响颇大的《读书》杂志发表后,随即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共鸣,纷纷撰文呼应。有人就断言:“‘学者化’的提法,对一切艺术工作者都适用。”②不久,“学者化”讨论甚至波及了中医界、中教界等知识分子占主要成分的多个行业。既然对知识分子所在的主要行业都适用,“学者化”的含义也就再清楚不过了,各业文化人要有学问,不是为了去当学者,而是为了做好本职工作。所以,当各界逐渐走出“文革”阴影,没人再否认学问的重要性后,“学者化”讨论的热潮也就渐渐平静了。

  但是,出版界③和高校学报界是个例外,在大家都明白的“学者化”的目的问题上很是纠结。介入讨论最晚的学报界尤其纠结,故讨论也最热烈,甚至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引起的余波至今仍未平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到了出版界和学报界,“学者化”不再是个文化人要不要有学问的问题,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如何看待编辑与学者的关系问题。“学者化”讨论为出版界和学报界当时正在艰难进行的编辑身份建构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契机,“学者化”也就成为迄今为止影响最大也是争议最多的编辑身份建构方案,而这段争讼也成为1980年代编辑理论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页。

  在对这个时段的编辑史研究中,已有研究往往更多地看到出版界与学报界在编辑学创设时协同努力的一面,而对双方的理论分野不够重视。实际上,双方并无太多交集,即使同一话题,基本上也是各说各的,特别是在1980年代编辑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编辑身份建构中,两者的逻辑理路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无论是建构的动因和目标、阐述的角度,还是最终的理论成果,都不尽相同,这在“学者化”讨论中尤为明显。同样是编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野,对出版界和学报界编辑身份建构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笔者曾以《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和《编辑学者化:何以讨论了三十年》(《澳门理工学报》2018年第2期)为题,回溯了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艰难历程,但限于篇幅,只是以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为主线,对出版界编辑身份建构的逻辑演进及其与学术期刊界编辑的复杂关系未及展开论述,而不说清楚这个问题,也就很难厘清编辑身份建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因此,本文重点讨论1980年代这段特殊的编辑理论研究和编辑身份建构的历史。

  一、编辑身份:问题的由来与建构的起点

  所谓编辑的身份意识,本文指的是编辑基于自身价值的自我认同及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自觉。编辑当为一种独立的职业、编辑人应有独立的身份,这样说似乎没什么问题,但要细究起来,却也不是那么简单。

  1.编辑身份问题的由来

  职业的固化是形成身份意识的前提,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出版史,但历史上的编辑却从来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独立而固定的职业,从事编辑工作的人通常有着多重身份,或是学问家,或是教育家,或是官员,或是士绅,等等,相对而言,编辑之于他们,只是一种从属的乃至临时的身份,故而谈不上独立的职业定位和明确的身份意识。现代出版业在晚清就已出现,但真正获得发展是在民国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终结、中华民国建立,政治变革、观念革新、市场发育、技术引进等现代性因素推进了现代产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走向精细化,作为传播知识和服务大众的出版业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分化演进,新型出版物不断出现,报纸和期刊作为现代出版的新形式在知识传播中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传统的书籍已势成鼎足。至此,编辑作为独立职业似乎具备了基本条件。

  但是,悠久的传统和行业的特性决定了编辑职业的独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市场导向与思想、学术追求之间充满了张力,能在这样的张力下游刃有余的编辑方能称得上优秀,编辑的跨界特点仍然鲜明;另一方面,不同取向的媒介编辑因受众的不同,有着不同的事业追求并形成各自的特点,而在书、报、刊这三类出版物的编辑群体中,又以问世最晚的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边界和身份最为模糊,往往集学者和编辑于一身,亦编辑亦学者,身份是可以重叠和自由切换的。即使在其他类别出版物的编辑中,跨界也是一种普遍现象,群体的单一特征反而不彰,特别是著名编辑,往往有多重身份,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均被奉为楷模的陈独秀、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等等,无不如此。可见,自晚清到民国,出版业纵然形成了“铁打的营盘”,但编辑特别是名编辑仍然是“流水的兵”,也就是说,编辑这一职业群体,特别是其中的佼佼者,具有相当大的流动性,当然也很难说已形成了固化的独立身份。

  编辑职业的固化始于1950年代民营出版社、报刊社退出之后,各类公开出版物的编辑几乎全部被纳入体制而被固定在某个出版单位之中,这固然为职业身份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但更多的却是行政权力意志作用的结果。这样的身份固化虽然很难带来独立的职业身份的建构,但即使如此,在经过了十多年的体制内发展之后,出版界仍然有过编辑身份建构的尝试。1962年,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的随笔,谈到了他对编辑身份的想法:“社会分工……编辑就是编辑。如果硬要追问属于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杂家’了……编辑这一家是无论如何也缺少不得的,杂家必杂,杂中求专,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编辑专家,对社会的贡献恐怕也不一定比其他行当的专家们更少一些吧?”④然而,这个试图为编辑身份定位的想法却给作者招来了无妄之灾,被张春桥定性为“思想战线的一次资本主义复辟”,“出版社刮起了一股资本主义自由化的风”。罗竹风因此被撤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杂家事件’这场‘文字狱’更是愈演愈烈,因此而被株连问罪惨遭迫害的同志达数十人之多,成为出版界人所共知的一大冤案。”⑤在这样的氛围中,编辑身份建构的任何尝试都不再可能。

  2.出版界:身份建构始于对权利的追求

  出版界编辑身份建构实始于19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其实,1970年代后期职业意识的觉醒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普遍地出现在以知识分子为主干的多个行业中。在终于走出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十年“文革”后,“大干快上”“建设四化”成为全民共同诉求,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开始前所未有地凸显。对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不可替代作用的充分肯定直接来自高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谓为重新评价知识分子定下了基调,而“科学大会”的召开、“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的宣示,以及各类媒体对陈景润为代表的一批过去的“白专”典型、如今的优秀楷模铺天盖地的宣传,终于形成了全民尊重知识分子的浓厚氛围,“专家”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这一切,对于经历了三十年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来说,既是安抚,更是激励,也促成了他们尝试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逐步激发出了职业的自信和自豪感。各业知识分子职业意识的觉醒,正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

  但是,现实中不同行业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尽相同,比如,在高校和出版界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出版界,各出版社虽属生产或业务单位,但却是体制所确定的“事业单位”,行政化的特征非常明显,毋宁说更像党政机关,人员来源和构成颇为复杂,党政工勤人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掌握着各方面的资源。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遗毒犹在,“心有余悸是一种流行病”⑥,许多“文革”中被驱离的资深编辑尚未能归队,余下的编辑人员地位低下,尤其是当时人十分看重的政治待遇,甚至“连传达室司机班的同志”都不如。“中央领导同志有关宣传教育方面的内部讲话,党政机关连传达室、司机班的同志都可以听到,出版社却只能传达到编辑室主任一级;有些重要会议明明同编辑出版业务关系较大,党政机关的一般科员、办事员均可参加,编辑人员却无门可入。”⑦政治上的不信任尤其令编辑难以释怀。

  在这样的处境下,出版界编辑深切地感受到了其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地位的巨大反差,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社会遗忘了的感觉,“编辑人员中有一种‘人心思院,人心思所’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起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相差很远。许多编辑人员说……现在报纸上经常为科技人员和教师说话,却很少为编辑人员说话。”⑧但一切毕竟已在变化之中,当时代话语由阶级斗争、思想改造逐步转向经济建设,中央发出了“要把出版工作搞上去”的号召后,担负了出版界核心业务的编辑势必要由边缘走向中心,在高层的激发和推动下,编辑们终于鼓起勇气,发出了争取应得的权利和待遇的呼声。可见,有感于“不公平”而逐渐萌发的职业意识和权利意识,成为出版界编辑身份建构的起始。

  3.学报界:身份建构始于对责任的追求

  与出版界相比,高校学报界则是另一种境况。中国的高校学报诞生于20世纪初,公认的第一本学报是东吴大学创办于1906年的《东吴月报》,其创刊号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学桴》,其发刊词道:“学桴者,预备过渡时代器具之一部分也。”“刊行月报,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⑨意即期望《东吴月报》能在中国关键的过渡时代发挥交流学术、引领时代的作用。继东吴之后,清华、北大等名校均创办了自己的学报,而其宗旨皆与《学桴》相类似,由此奠定了中国高校学报最初的传统。作为学术交流最重要的平台,学报在中国现代学术起始阶段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而平台的创始者和掌控者都是学者,这是学报能发挥其作用的前提条件,由此也形成了学报的另一个传统——“编研一体”,主编和编辑的身份首先是学者,其次才是编辑。

  1950年代,经过院系调整后,重点大学先后恢复和重建了本校学报,但数量很有限,主要分布于科研实力较强的高校。由于中央政府已将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重任赋予了中国科学院,中科院及其各研究所也开始创办引领学科发展的专业期刊,学报遂转向了展示本校科研成果的“窗口”定位,成为主要刊发本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论文的小众刊物,编辑这样的学报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一部分,“编研一体”的传统被基本保留了下来,学报编辑均来自教师或科研人员,高校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有几年在学报担任或兼任编辑是常见的事,编辑与教师和科研人员没有什么身份区别。加之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学报出版大多不太正常,“文革”初期所有学报即告停刊,所以,也不可能存在学报编辑独立身份建构的问题。

  1973年前后,因“批林批孔”等政治斗争的需要,名校社科学报陆续复刊,但作为“大批判”的工具,几无学术性可言。“‘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篡改了学报的政治方向,窒息学术思想,毒化文风,打击和迫害广大的编辑人员,使学报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破坏。”⑩这种时候,当然也不可能有编辑身份建构的事。

  “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学报逐步回归本原。197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里,正弥漫着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紧张和兴奋的气氛,在经受了长期打压之后终于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教师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之中,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成了每个教师的强烈愿望和实际行动。此时的学报编辑几乎清一色地来自教师和科研人员,经过“拨乱反正”,他们与教师和科研人员一样,社会地位得到了迅速提升,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出版界编辑那样低人一等的感受,相反,那个时代特有的大学氛围感染着他们,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部分学报主编看得更远,他们看到了在未来学术发展中学术期刊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各界知识分子职业意识普遍觉醒的氛围下,学报编辑是否也应该更加专业?是否需要区别于教师和科研人员而以更专业和明确的身份来定位自己?具体而言,学报编辑部能否像出版社那样成为一个掌控学术媒体的独立行业?这成为当时学报主编们思考的问题。与出版界编辑的那份不受重视的焦虑相比,学报主编们的责任自觉显出了几分从容和自信。

  由此可见,“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迅速提升直接催生了各业知识分子职业意识的觉醒,而职业意识发展的逻辑结果必将是独立身份的建构,但行业间的不平衡造成了身份建构出发点各有不同。在出版界,编辑身份建构始于权利意识的萌发,而在学报界,则始于责任意识的自觉。权利与责任既有各自的边界,也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对于出版界和学报界而言,身份建构就是要划清两者的边界并使之协调统一起来。

  二、身份建构:责任与权利的平衡

  出版界与学报界编辑的身份建构虽然几乎同时起步,但动因并不相同,而在最初的建构中,双方几无交集,各自沿着自己的设想,逐步地丰富着身份建构的内容。

  1.出版界:关于编辑权利的主张

  身份建构始于职业意识的觉醒。要从职业意识觉醒推进到独立身份建构,其前提当然是权力顶层和社会各界对某一个行业独立性的承认与尊重,而行业的独立性标志又在于只有这个职业的从业者方能具有的一系列不能被剥夺的权利。说到出版界编辑从觉醒到建构的过程,就不能不提到创刊于1978年初的《出版工作》,这是一个国家出版局主办的内部刊物。在创刊后的最初几年,汇集了一批出自各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之手的与编辑身份建构相关的编辑责任、权利方面的讨论文章(11)。这一现象折射出出版界编辑的身份建构与权力顶层的鼓励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在当时的出版界,顶层的思想远比基层要解放,顶层刻意推动的目的当然是尽快“把出版工作搞上去”。

  来自顶层最直接的推动是1978年7月,“国务院以国发(1978)第141号文批转了国家出版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并加了重要批语”,《出版工作》在第一时间即摘要刊登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和批语的主要内容。《报告》的第六条专门针对编辑人员提出:“编辑人员的首要职责是处理书稿,同时也要在一两门学科上有所专长……要充分发挥老编辑在业务上的骨干作用,鼓励他们在培养新生力量方面作出成绩。对青年编辑要规定适当的进修制度,大力进行培训。要恢复总编辑、主任编辑、责任编辑三级审稿制。恢复编辑人员的职称。编辑人员的工作应该受到尊重。各级领导部门要在工作、学习、阅读文件和内部资料等方面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要保证编辑人员每周必须有六分之五的时间致力于业务工作。”(12)紧随着《报告》的发布,国家出版局在整个出版系统发动了对《报告》的学习和讨论,代局长陈翰伯亲自动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精神枷锁,解决心有余悸问题……把出版工作迅速搞上去。”(13)从这一时期国家出版局的上层特别是陈翰伯的一系列讲话中,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对于肃清“四人帮”流毒、解决心有余悸问题、提升编辑地位的真实愿望。来自顶层的推动大大加速了编辑职业意识的觉醒。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个甚至带有明显历史局限(14)的《报告》,不会觉得有任何奇特之处,但在四十年前,其中的某些提法对于当时出版界编辑来说,可谓振聋发聩,来自顶层的动员,使他们深受鼓舞。有人点明:“国务院文件中指出:‘编辑人员的工作应该受到尊重。’我们认为这一条十分重要。”接着,一气提出了包括编辑职称、署名、奖励、入党、阅读文件、成立学会、对外交流、保证业务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在内的十项权利(15)。有人则直接以《也要尊重编辑的权利》为题申言:“尊重编辑的权利,首先要尊重他们政治上应当享有的待遇。”“尊重编辑权利,还要尊重编辑在学术上的地位。”“尊重编辑权利,还要在编辑业务上尊重他们的审稿权。”“尊重编辑权利,还要舍得下大力、化本钱积极培养、提高编辑的素质。”只有这样,“‘尊重编辑的权利’才不至成为一句空话。”(16)

  如果说阐明编辑权利启动了编辑身份的建构,那么,对编辑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立群体的界定就是身份建构的重要一环,这就需要厘清编辑与其他群体(作者、读者和管理者)的边界,即建构起属于编辑的一个独立区域。唯此,所谓独立群体才能在理论上成立。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一部好书出来,人们往往只知道作者,感谢作者,而记不起编者的辛劳……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书上没有责任编辑的署名。……我们建议编辑署名,并不是要为编辑争名争利,而是为了让人们了解编者,知道编辑工作是一种艰苦的精神劳动。优秀的编辑工作者是辛勤的园丁,应该象(像)那些为人们创造了精神财富的科学家、文学家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17)在这里,看似只要求在出版物上署上责编的姓名,其背后却是寻求对编辑劳动的独特性和创造性、编辑与科学家具有平等地位的承认。此外,编辑在与作者关系中的特殊价值也得到多方论证。一篇题为《编辑的本领》的文章写道:“编辑工作是一种特殊的本领,而学到这些本领是很不容易的。”文章列举了这些不容易学到的本领有:“会选题,善于了解读者的心理,预测社会对书籍的需求”;“善于发现和选择作者”;“一定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善于出主意,挑毛病,提高书稿质量”;“会看花,也会‘绣花’,对书稿进行润色、修改、加工”(18)。从这样的论证中不难看出,编辑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编辑作为独立群体的边界已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与此同时,编辑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在讨论中也有涉及,有文章直言:“关于编辑的地位和权利在政治上不把编辑从唯‘长官意志’是从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不给予编辑以处理书稿的应有职权,学术民主,百花齐放,繁荣科学文化都必然要受到很大的阻碍。”(19)另一篇文章则呼吁:“编辑职称和行政职务要分开”(20),甚至还有几篇文章对行政权力介入较多的“三审制”也提出了质疑。

  虽然言说了这么多的编辑权利,但要落到实处还需要一个突破口,经过一段时间,讨论的中心议题逐渐集中到了编辑职称问题上。与大学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不同,编辑虽然被公认为知识分子,但“建国以来,教育、科研部门多次评过业务职称,而编辑部门过去从没有评过业务职称”(21),没有自己的职称序列,也就难有体制及社会认可的作为知识分子之一类的身份标识,而独立的编辑系列职称确实是界定编辑身份的最好途径。“‘职称’是名,‘称职’是实;‘职称’是形式,‘称职’是内容。我们评定‘职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称职,促使编辑人员努力做一个真正‘合格’的编辑。只有‘称职’的人,才配荣获相应的‘职称’。”(22)当然,反过来也是成立的,没有职称制度,又怎能衡量编辑是否称职?

  《出版工作》围绕编辑职称的意义等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各大出版社的领导层也积极参与了讨论。中华书局李侃指出:“以评定职称来说,高等学校教师、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管理干部、财会人员几乎都有职称的条例规定,而且早已评定,唯独编辑人员迟迟不能评定。”(23)人民文学出版社孟伟哉指出:“要想把每个编辑人员的力量发挥出来,职称问题必须解决。职称不是争一个好听的名字,而是对一个人的能力和他对社会所应承担的义务的正确评定。人尽其才,明确他是那个岗位,那个格里的人,这样才有章法,才能具体要求,使他有责任在肩。”(24)

  其实,最早提出解决编辑职称问题的是权力顶层,早在1978年国家出版局《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编辑人员的职称问题。国家出版局早就意识到建立编辑职称制度对于激励编辑工作积极性的作用。1979年1月,国家出版局在上海召开编辑工作座谈会,职称问题即是主要议题之一,与会的陈翰伯局长在谈及编辑职称时指出:“编辑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这首先要自己重视。”(25)与会者对拟议中编辑职称的名称、等级以及如何评选发表了各自的意见,“编辑的职称和科研人员以及大学教学人员的职称要平衡”(26)的意见得到了一致赞同。为了稳妥地推进这项工作,1979年秋先进行了试点工作(27)。

  1980年11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出版局、国家人事局拟订的《编辑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编辑职称自此有了规范的名称和基本的评定范围、标准和程序(28),编辑职称的评定工作随即在各出版社展开。在198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特别提到了编辑职称工作:“抓紧做好编辑职称……评定工作……出版部门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标准应和科研、工程技术、教育、新闻等部门相同。”(29)编辑职称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问题并获顺利解决,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一问题上,已凝聚了顶层与底层的共识,所以水到渠成,而编辑职称制度的建立,使编辑身份构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从编辑的责任到编辑的权利,再到编辑的地位,出版界编辑的身份建构获得了实质性进展,成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知识分子有同样地位的独立职业群体的愿望,不再可望不可即了。

  2.学报界:编辑对学报的独立掌控

  在出版界热烈讨论编辑权利的同时,学报界的编辑身份建构也在展开,呈现出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国家出版局的《报告》在学报界没有任何反响,出版界编辑渴望的专家地位,对于学报编辑来说不仅理所当然,更是他们已经享有的,他们关心的是另外的问题。经过“文革”后最初两年的恢复,全国学报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学报间的交往开始增多,在学报较为集中的华东、东北等地区,正在积极筹备成立学会性质的学报组织,与教育部相关主管部门的联系也变得日益密切。一直是高校教学和科研队伍中一员的学报编辑特别是名校学报的主编们不仅有了独当一面的冲动,而且已付诸行动。经过与教育部的积极互动,终于促成教育部于1978年11月发布了《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似乎是关于编辑待遇的规定,只要比较一下出版局的《报告》和教育部的《意见》,就可以发现,前者隐晦地提及的编辑权利,无论政治权利还是生活待遇,后者都慷慨地直接赋予了:“编辑部的党员主任、副主任(主编、副主编)应根据工作需要,阅读发至校(院)党委常委一级的有关文件。党员编辑可阅读系、处一级干部能够阅读的文件”;关于学报编辑的工作、生活待遇,规定“编辑人员的职称、级别及其工作生活条件,均应按相应水平的教师办理。每周必须保证编辑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30)但实际上《意见》给学报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关于学报性质、编辑部建制和编辑身份的规定。关于学报的性质,《意见》规定:“高等学校学报是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关于学报编辑部的建制、在学校的地位以及编辑的身份,《意见》规定:“学报要在学校党委直接领导下,设立编辑部……学报编辑部一般应相当于系一级或校(院)属研究所一级的学术机构……按文、史、哲、经、教等专业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编辑以及必要的行政人员”。由此,开始了主编和编辑独立掌控学报的时代,而独立掌控的标志就是编辑部独立的审稿权。这样的权力转移与编辑职业化的捆绑是必不可少的,主编和编辑不再跨越于教师和编辑之间,而成为专职的。因为如果学报仍然内嵌于学术共同体、编辑还是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也就不存在独立掌控权,所以独立掌控的代价就是告别“编研一体”的传统,职业化的编辑必须与学术共同体相分离,也就必须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完成编辑身份的重构。

  《意见》发布后,在高校学报界并没有出现像《报告》在出版界引起的强烈反响。笔者曾分析过其原因在于赋权已很充分,虽然他们未必没有意识到纸上的赋权要得到真正落实,必须作出相应的贡献,但对综合性、内向性和职业化前提下学报作出与权利相对应的贡献的难度显然是低估了。其实,没有引起学报界热烈讨论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部分学报主编参与了《意见》的起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顶层与底层的互动,早在《意见》发布前就已展开并完成,《意见》已是双方的共识,或者说,对学报的独立掌控和编辑的职业化在一定意义上是顶层与底层的共谋。他们没有料到,因为这一根本性的改变,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条怎样的荆棘丛生的道路。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同为编辑,但促使出版界与学报界编辑身份建构的动因却完全不同。对此,笔者曾有评论:“双方都看到到了对方的优势,故而可谓互为目的:出版界编辑要获得如同期刊编辑已拥有的教师和科研人员那样的良好待遇;期刊编辑则要获得出版界编辑那样独立的职业地位。对方所拥有的,正是自己所缺乏的。对于出版界编辑来说,是因为地位低下而产生了身份焦虑,从而展开了身份建构;而对于学报编辑来说,则正好相反,与其说是低下的地位催生了建构的冲动,不如说他们是从教师和科研人员优越的地位出发,冒着失去这样优越地位的风险,主动地转换身份,进行独立身份建构的。”(31)

作者简介

姓名:朱剑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u=3722355871,806928221&fm=27&gp=0.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