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做什么事都要依靠关系,没有关系可能寸步难行。关系和人情靠什么来维系呢?靠礼物。馈赠礼物既便于传达人情,又可以拉近关系。

　　礼物有很多种,书画作品其一也。

　　以书画作为“雅贿”由来已久。早在唐代,进献书画就是求官的捷径。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贲。……时有潘淑善,以献书画,拜官。”元代的李秉彝,做过两浙转运使,“历官有刚介惠绩。传称有人求吏,以东坡、颖滨二先生手写奏议三十册赂之。”

　　明代不仅官俸微薄,而且还常常难以兑现。故有长物之好的官吏要获取值高价昂的书画,不可能花费自己的官俸,只可能用贪腐得来的灰色收入,或者依靠下级官史与商贾的直接馈赠。收受书画比直接收受财物要安全得多,书画价格的模糊性保证了它的安全性。再则,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皇帝曾多次将内府所藏书画折成俸禄,分封大臣,以补国库之需。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名家书画成为交通上官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

　　成化时,苏州籍名臣吴宽位高权重,他与画家沈周交谊甚厚。沈周经常有作品赠他,他也投桃报李,在沈的画作上题诗,以为之延誉。一来二往,社会上都知道吴宽喜欢沈周的画作。于是,沈家便求画者踵门,让沈周不堪其苦。可以说,正是因为当权者的爱重,沈周的画作才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近自京师,远至闽楚川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风流文翰,照映一时。”

　　嘉靖年间,严嵩官居首辅,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势焰张天,又聚贿不止,时人谓之“钱痨”。他和养子严世藩嗜好书画,下级官吏便穷搜宇内,投其所好。为了向严氏父子献媚,中书舍人罗龙文不惜白银千两从文徵明手中购得唐代书法家怀素的《自叙帖》。浙江总督胡宗宪也以数百两白银的高价从仁和丁氏手中购得《越王宫殿图》、从钱塘洪氏手中购得《文会图》进献。严世藩垂涎吴城汤氏收藏的李昭道《海天落照图》,立即有官吏为他收罗。

　　有明一代,张居正不算贪官。他死后两年,万历皇帝抄了他的家,“所蓄不及十万”,据说还是家属所敛。辽帅李成梁封伯时,为了感谢他,送他万两白银千两黄金,被他婉拒。但对于书画这种价格模糊的雅贿,他似乎并不拒绝。王世贞和他有同年之谊,想做尚书,送了他许多礼物,其中就有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