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承认了自己的残缺，他的40卷《文存》才做到了圆满，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鲁迅、巴金、邵燕祥、刘心武式的自剖精神，那场巨大的灾难才可能转化为民族进步的精神营养。

　　一

　　刘心武之大名，得自1977年发表的小说《班主任》。当刘心武在35岁那年将那篇名为《班主任》的短篇小说投给《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丝毫不会想到这篇作品会引起“新时期文学”的“爆炸”。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登上“新时期”文坛的作家们，许多曾是“文革”后期“革命文艺”（“工农兵文艺”）的积极生产者，他们的写作，也曾经听命于阶级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指令和调谴，其中有：古华、路遥、陆天明、莫应丰、贾平凹、周克芹、韩少功、梁晓声等，余秋雨在上海参加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成为“石一歌”的一员。这一长串的名单，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创造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神话的，正是相同的阵容，只是把这一批作家放置在20世纪70年代的话语空间中，他们作品的价值取向，与其后来表现的完全相反，他们当年的作品，无一例外地为政治斗争提供着文化包装，每一篇作品，都无异于一次豪迈的出征、愤怒的讨伐、坚决的反击、庄严的捍卫。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标志着“文革”进入了“新阶段”；1971年，“林彪集团”覆灭，更加突出了江青的“旗手”地位。既然这场“大革命”是以“文化”命名的，重建革命的文化秩序，自然是一项迫不及待的重要使命。随着《人民日报》在1971年12月16日重新刊登毛泽东在1949年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写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1971年《广西文艺》改名《革命文艺》试复刊、1974年上海《朝霞》杂志创刊、1976年1月《人民文学》、《诗刊》复刊，一批符合革命要求的作品应运而生，“文革文艺”也进入了它回光返照的“辉煌时代”，映照出这场“革命”的末世光景。当时比较有名的作品，主要有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黎汝清的《万山红遍》、郭先红的《征途》、谌容的《万年青》、张抗抗的《分界线》、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胡万春的《战地春秋》、郭澄清的《大刀记》、冯骥才和李定兴合著的《义和拳》等。那位名叫刘心武的文学青年，也被裹携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写下了一批与时代“接轨”的作品，比如小说《睁大你的眼睛》。我们对这些作家在“文革”中的“前史”所知甚少，一是因为他们在“新时期”的“后史”过于“辉煌”，以至于那段“前史”显得无足轻重，二是对那段“前史”，他们大都讳莫如深，不愿提及，甚至编造事实、粉饰自己的，也大有人在，久而久之，那段“前史”就被湮没、淡忘，甚至涂改了。唯有刘心武是一个惊人的例外，他不仅对于自己的“文革”后期的写作经历从不掩饰，70岁之际（2012年），在他刚刚出版的40卷《刘心武文存》中，将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专门编成一集，名曰：《懵懂集》。

　　关于“懵懂”，刘心武有如下解释：“1973年以后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作品，又可以开始投稿了，我就心动了，我觉得我可以再尝试了。有人问我，当时还是‘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你怎么在那个时候写东西，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划清界限呢？我划不清界限，因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是这样一个线性发展，我对他们也不满，但是我没有办法和他们彻底切割开来。有人这样做。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胆小，我说实话，我还不是胆小，我是没那个想法，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认知没到那个程度。从政治上来说，从文学观来说，很长时期我都是懵懂的。我从来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我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只是通过作品来抒发一些对社会人生的看法。”

　　刘心武这段“鲜为人知”的写作史大致如下：自1975年开始，他陆续写下一批歌颂“文革”“胜利成果”的小说，它们是：《盖红印章的考卷》（收入北京人民出版社《盖红印章的考卷》一书，1975年6月）、《睁大你的眼睛》（北京人民出版社单行本，1975年12月）、《清水湖的孩子》（收入《朝霞》丛书，1976年9月）、《第一次思索》（收入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次思索》一书，1977年6月）、《果实累累》（收入北京人民出版社《果实累累》一书，1977年9月），等等。与许多“新时期文学”的主力作家一样，刘心武真正“成名”，并不是在1977年《班主任》发表，至晚在1975年，刘心武就已经登上“文坛”，只不过这个“文坛”是在样板戏的光辉照耀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