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年轻时为大学博士论文写就的《江村经济》，就曾被推举为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到了晚年，1990年12月，已经八十高龄的他，在一次“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演讲中，就文化之世界性、多样性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勤奋与智慧似乎始终陪伴着他，这实在是很值得敬佩的。

　　费孝通的名字，是好几十年以前就听到过了的。关于这，不能不提到我年轻时那一位写诗的朋友。当时，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所居住的江南大城，旋即陷入敌手。一时之间，生活的艰辛是前所未有的。失学失业，备受煎熬。平日唯一的去处，就是冷街僻巷深处，设在破旧祠堂一角的阅报处。我们这几个十四五岁的小青年，命运相同，很快走到了一块，并且熟悉起来了。其中个子瘦长，脸色苍白异常，平日和他母亲相依为命的，就是那位写诗的朋友。吴江人，喜欢谈说他的乡贤，对“南社”一辈人，金鹤望、陈去病、柳亚子，侃侃而谈。也提到了他们松陵镇上的才子费璞安和他的儿子费孝通，尤其是费孝通，上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一个小男生在这座古城的振华女校读书的事。男学生进了女学校读书，当然是闻所未闻的新闻。加上说的人有声有色，大概临场还添加了一些情节，作了一些通常难免的发挥。一时，竟把大家逗乐了。费孝通的名字，也就这样被记住了。

　　过了几年，抗战胜利，我才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半月刊读到了费孝通撰写的抨击国是的文章。激昂慷慨，鞭辟入里。同时，“观察社”又出版了他的新书《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两本书。显然，他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一心一意关注于国计民生的一位边著作边力行的实践者。他的著作是和他的实践紧密相通的。到了五十年代，他在《人民日报》刊出的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面对现实从大局出发，自然也是他顺理成章的事。一时被批得“臭名昭著”，并被戴上了“大右派”的帽子。不过是在“引蛇出洞”的“阴谋”、“阳谋”之下，黑白颠倒，一时掩盖了这篇文章原有的光彩罢了。

　　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演出了一系列血腥而灭绝人性的残酷斗争之后，中国人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七十年代后期，为了写作一部书稿，有一个时期，我常常在徐家汇藏书楼阅书。在浩如烟海的书库中，查到了创刊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先后由孙毓修、杨润田、殷佩斯担任主编的《少年杂志》。清末民初，这确是一个西风东渐、意味深长的重要时期，也正是为不久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修桥铺路的一个时期。《少年杂志》这样的刊物，顺乎潮流，既为当时广大饥渴的小读者及时提供了精神食粮，也为未来培育了大量人才。这些耕耘者的功绩，是无法估量的。从这本薄薄的刊物上，仅从它有限的部分刊物，我就发现了早年丰子恺（当时用名丰仁）、赵景深、楼适夷、顾均正等人的作品。同时，在殷佩斯接编后的《少年杂志》，又发现了费孝通这位未来著名学者写的《一根红缎带》等两篇作品。一时兴起，就在1980年元月3日写信给费孝通，想了解他在《少年杂志》写作的一些情况。没想到仅几天时间，就收到了一封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信笺写的回信。他如遇故知，倾心而谈，字里行间不时洋溢出一种愉悦的感情。兹抄录全信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