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是中国战国末至西汉初出现的一个思想学派,先秦“九流”之一。 “杂”之字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用“五彩相合也”作解释,又引申为“参错之称”,亦借用为“聚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杂家之“杂”,不同于一般理解的折中、调和。探究一下中华古代话语系统,发现“杂”字在经典文献中的应用,本意在讲交错杂糅,并内涵有整合、融汇、会通之义。杂家文化的兼容汇通精神,和战国后期开始出现的诸子学派互动融汇的趋势是互相呼应的。《庄子·天下》篇曾强调天下之道仅见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其能“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是无所不备又无乎不在,以此反衬诸子之学不过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曲士之见”;荀子借鉴庄子的说法,批评“束于教”的诸子有“心术之患”“蔽塞之祸”,主张以“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的全面性、系统性思维,来分析、总结诸子思想;同时,《易传》也倡导“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文化整合——这些都昭示了学者们为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已认真思考诸子学派的思想总结和文化合流了。

　　近读《刘子》,觉其要旨正在于“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

　　因为有兼容会通九流的视野和境界,《刘子》颇能总结先辈与时贤的思想成果。其末篇《九流》说:“观此九家之学,虽〔理〕有深浅,辞有详略,〔偕〕僪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会治道,迹虽有殊,归趣无异。”又引证五行相灭而相生、四季相反而成岁的自然常理,透过诸子百家鼎立纷争的表象,直指其“俱会治道”“同其妙理”,最终“异流一源”“归趣无异”的本相和趋势。这样的分析、评价,显然是上承先秦杂家兼容汇通精神并加发展而来。正因为有发展,《刘子》对杂家思想的总体理解比前人就更全面、更深刻了,其所说“杂者,孔甲、尉缭、尸佼、淮南之类也。明阴阳、通(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纵横、纳农植,触类取兴,不拘一绪”。强调对诸子九流能触类旁通、融贯比兴,不拘于门户私见,以重建并凸显杂家文化兼容诸子学派、会通多元思想的精神价值。

　　值得重视的是,《刘子》还明确提出“儒道互补”的思想建构,这不仅是对杂家文化精神的概括提升,而且为诸子文化的深度融汇、进而思考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问题奠定了基础。

　　《刘子》最推重九流中的儒、道两家,称:“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今治世之贤,宜以礼教为先;嘉遁之士,应以无为是务。则操业俱遂,而身名两全也。”(《九流》)认为儒家“以六艺济俗”、“以礼教为训”, 擅长救世治政;道家则重在“以无为化世”“ 以清虚为心”,注重修心练神。但同时又指出两者各有所短:儒家之教“非得真之说”,“然而薄者,流广文繁,难可穷究”;而道家却违背礼制,又“全弃忠孝,杜绝仁义,专任清虚,欲以为治”,当然“复不可以救弊”,无法用于治乱。故《刘子》就其社会功能、应用价值角度,确立“儒道互补”的思想建构是有充分铺垫和可行论证的。

　　其实,“儒道互补”的观念,魏晋以来潜流不断。面对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学者们热衷于讨论儒、释、道三者关系,来推进文化思想的建设,而儒、道关系尤为突出。《刘子》把这一“儒道互补”的观念彰显了、提炼概括了,在中华历史文化的演变中挺立出来了。

　　综观全书,《刘子》显然已突破了单纯学派分列、三教论争的局限,而在国家治理、文化建设、人生修炼等多个层面,综合各家学派的思想资源,阐述了儒道互补、诸子同归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意义。这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以《刘子》成书为标志,思想家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三教九流”现象,也有了整合性、系统性的思考,从而促成了人们关于中华文化系统的整体建构开始有了一定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