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学多兴盛于社会转型期，因为新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亟须理论阐释，而且社会转型发生的诸多变化也激发了法律社会学家的想象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快速的社会转型，同样促进了我国法律社会学研究，涌现出一批优秀成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又为我国法律社会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我国法律社会学研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还没有形成本土理论体系，缺乏对当前具体问题的理论提炼。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法律社会学，即如何发掘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总结中国经验，解释立法、执法、司法与守法诸环节的问题，进而建构和发展本土法律社会学理论体系？这需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寻求契合本国国情的法律规则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存在规律。人们需要发现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规律，并依据规律进行治理。但是法律社会学并不研究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它的出发点是：法律是地方性的、语境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是长期检验过的理性规则和生活经验。法律受人文和自然的双重影响，隐含了民族性、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的基因，这就决定了不同时空的法律都具有本土性、地方性特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副标题是“或论法律与各类政体、风俗、气候、宗教、商业等等之间应有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法律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马克思也深刻地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因此，我国法律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深入社会，寻求法律领域内契合中国国情的法律规则，而不是片面强调法律的普适性与中立性。如果法律社会学连自己本土的法律问题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何谈建构中国法律社会学，何谈对世界法学理论作贡献？当然，法律的一部分是技术性、智能性规范，尤其交易领域，它们接近于定理和规则。同时，西方法律社会学理论也有一些成熟的学理与方法可为我所用。但是，如何判断哪些规范是技术性规范，哪些是本土性规范，恰好是法律社会学的强项。

　　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

　　法律社会学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法律的实际运作，即“行动中的法”。“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是一个由各种能动主体参与的动态活动和过程。传统法学认为法律是一个固定的、稳定的静态体系，立法是核心环节，执行与司法过程好比向自动售货机投币，自然会产出规格化、标准化的法律产品。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链条完全忽视了人的能动性，而法律社会学的核心贡献恰恰就在于它通过大量经验研究，呈现了法律与法律运行之间的复杂关系。

　　“活法”是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它重点研究社会生活中实际支配人们生活的外在规则和内在秩序，主要是民间法与习惯法。在这方面，我国法律社会学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在于：一是多限于原生态的农村，而忽视了城市化、工业化之后深受商品观念影响的农村。二是强调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差异，忽视了彼此的渗透与促进。三是基本忽视了商事习惯的研究。目前，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商事习惯可能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规则创新。

　　加强对“活法”研究，也是科学立法的要求。立法的科学性要求法律规范具有厚实的法理学基础，更要求它契合中国经验和改革方向。法律社会学对交易习惯的研究，可以甄别哪些规则应为法律确认，哪些应予控制。这就要求法律社会学大胆归纳，而不止于解释；不流于对生活常识的简单重复，而是真正发掘法律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