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建设是学院体系内的理论搬运或概念旅行，还是立足具体审美问题的深入探秘？文学批评是若干全能术语的巧妙嫁接或抽象演绎，还是切实地帮助读者更细致、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世界的丰富性与差异性？这关乎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的审美敏感力与微观解读力，同时考验着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的眼光。

　　以孙绍振五十多年来的文学批评实践为个案，会发现，无论是宏观的美学观念论辩，还是中小学教材中名篇名作的微观解读，他的文学批评，从来不是对某种宏大叙事的简单呼应，而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让文学批评成为提升读者文学修养和解读水平的中介。同时，文学批评在孙绍振那儿，从来不是一种贵族式的自娱自乐，而是以表达的“平民化”和观点的“精致化”寻求文学批评广泛的关注度，让文学批评的接受人群“最大化”。

　　批评就是“诊断”

　　大胆地质疑看似当然的文学思潮或文学观点，这是直率的孙绍振一以贯之的学术品格。这种诊断式批评，在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就已显露出充沛的批评魄力。这篇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文章，与其说是为朦胧诗辩护，不如说是诊断当时某些僵化的文学观念。这种诊断批评，孙绍振始终延续。不过，在当下，这种诊断的对象，转向对西方文学理论无条件接受的质疑，转向对文学虚无主义的批评，转向对基础文学教育中种种似是而非的“解读”的“再诊断”。

　　质疑式批评，“诊断”式批评，是孙绍振文学批评实践最突出的特点。

　　孙绍振的文学批评，不是光表态不拿出点“真货色”的批评，不是只挑毛病“耍帅”式的宣泄批评。他的批评，总是将“寻疑”转化为“解疑”。“解疑”就是寻求文学艺术创造的奥秘，透过“解码”找“编码”，这才是孙绍振文学批评的落脚点。

　　因此，尽管孙绍振的所有的理论著述皆为“论辩体”，但无论是“明辨”，还是“暗辨”，所有的论辩，不是为了享受“辩驳”的快感，而是为了找到文学艺术创造的特殊性乃至“唯一性”。

　　正是对审美特殊性乃至“唯一性”的孜孜以求，给予孙绍振以学术地气，他的发轫之作《文学创作论》，阶段性代表作品《美的结构》《论变异》，新近面世的《文本解读学》（合著），乃至在中小学语文教师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这些著述中所有的理论推进都是建立在文本诊断的基础之上。正是具体而微的文本分析，让孙绍振的诊断批评不是情绪化的“酷评”，而是让诊断的过程成为提升读者水准和品位的成长之旅，让批评成为亲近读者、牵引读者的一种默契的心灵交流。因此，孙绍振的诊断批评，不是指出“误读”的症候就了事，孙绍振的诊断批评，从来不会向读者散布“文学已死”的虚无悲观的情绪。在他看来，与其讨论文学是否已经边缘化或虚无化，不如以大量的文本为资源，探求文艺作品真正打动读者的原因。

　　他解读王昌龄的《出塞》之二“战罢沙场月色寒”的刹那间英雄心态所蕴含的错综变化的心灵密码，诊断出鲁迅小说中八种死亡叙事中为何祥林嫂的死亡最为深邃的艺术原因。文学批评，只要能引领读者窥见文学现象背后的特殊性，诊断出文本之中的最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审美所在，任何文学批评虚无化的观点便不攻自破。所以说，孙绍振的诊断批评，从根本上说，是建设性的艺术批评。

　　“诊断”是为了发现问题，更是为了解决问题。孙绍振是一位乐于“开药方”的批评家，他总是愿意就艺术问题比较出艺术水准的高低。与“相对主义”的模棱两可相反，孙绍振的文学批评从来是快言快语：道出作品在什么方面有创造有特色，又在什么方面欠品位少趣味等等，这才是批评者的“文之悦”。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绍振的文艺批评不但是“诊断批评”，还是一种“教练批评”——一种力图提高文学创造者与阅读者的艺术水平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