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教育的衰退,本质上是“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在教育层面的表现。

　　当前中国村落中最显著的教育现象,莫过于199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社会学家费孝通曾使用“文字下乡”来概括民国期间乡土中国的教育趋势；而眼下,以“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为核心的乡村教化,似乎推动了另一波与“文字下乡”似乎截然对立的运动形式:“文字上移”。

　　在村落教育中,“文字”为何“上移”?我们又如何解释“村落学校的终结”?笔者认为,这是中国村落社会转型和地方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根本上是“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在教育层面的表现。

　　第一,在中国村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文字上移”成为可能。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乡村之于城镇比较优势的萎缩、农村经济的不景气以及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本应以维护地方性知识文化为己任的村落小共同体,其自信注定迅速让位于对经济发展更好的城市崇拜,这种崇拜迅速而轻易地将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厚重积累的村落地方性知识击垮,以至于村落地方性文化似乎天然要沦为其附属文化。最终,文化优劣的评价标准只能通过一维化的经济统计方法来判断,经济优劣与文化优劣之间更为同质和顺畅的转换逻辑在改革开放后进一步被确立,并使中国村落地方文化难以避免地沦为拥有更强大经济绩效优势的城市附属品、而缺乏独立的主体性和自为性精神。

　　另外,村民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主要有赖于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而正是因为精英作用被过度强调,才导致出现了新的乡村治理困局:“精英俘获”。

　　在农业生产被全面纳入城市市场轨道的同时,农民群体中的精英迅速结成了丰富的社会资本网络,在这个资本网络体系内有权力、资本、媒介的共同交织,农民内部多元化利益诉求往往被拥有更强大社会资本网络的精英农民所左右,而广大的如同马铃薯一般原子化分散了的中下层农民群体则往往被排斥在社会资本网络之外,他们的主体性表达往往是无力、无能且无效的。这样,农村精英捆绑群体诉求,致“文字上移”具有舆论一致性。

　　第二,在地方教育发展的现实中,“文字上移”成为必然。

　　首先,农村教师“向城性”潜在流动率过高,使“文字上移”成为必然性的政策选择。

　　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升,政府大面积引入毕业于正规大学的毕业生进入到农村学校服务,但这批在城市中接受了正规化教育的农村教师无疑也具有了更多向农村外溢的选择空间,再加上工作环境、社会舆论、收入待遇以及农民分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刺激,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在笔者对四川芥县的调研中发现,大量年轻的农村青年教师仅仅将农村教师岗位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岗位,他们对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并不感兴趣,反而成为了寄居于乡村文化城堡中的“考试专业户”,只要能进城,各种考试他们都会去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