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点文字缅怀何林先生,但终因杂事缠身未能如愿。临到我将纪念师友的文章结集出版时,发现竟没有纪念何林老师的文章。先生虽已去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出现在我心中。

　　我同何林先生认识始于1958年。当年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天津语文研究所语言研究室工作,何林先生当时兼任研究所副所长。他的本职工作是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即使兼职他也尽心尽责,常常来所里,重大事务都参与研究决策。原以为他是搞文学的著名专家,同我搞语言的不会有太多共同语言。殊不知先生对语言和文学同等重视,熟谙语言和文学的内在关系。他的看法同我在北大上学时系主任杨晦先生的看法一样,要求学文学的要学好语言学,学语言的要学好文学课。这似乎表明大学者的学问是贯通的、广博的,在语言和文学之间没有此疆彼界的鸿沟。正因为这样,只要他来研究所,有机会我就会同他说说话,他也很关心当时我所开展的河北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工作。

　　时间长一点,就听到人说何林先生是一个“倔头”,常坚持自己的主见。也听介绍,他还是一位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革命。他从学生物转而搞文学、研究鲁迅。知道这些情况后,难免产生尊敬、好奇等感情。有一天一位部门领导到研究所来,说了一些研究人员要放下自己现在的研究,下去组织群众性科学研究活动之类的话。这些话自然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但在那样的场合,一般人是不表达不同意见的。何林先生发言了,他态度文质彬彬,内容却很“尖锐”。他说,如果研究人员自己不搞研究,那还算什么研究人员?如果研究所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搞科研,那还叫研究所?这次我算真实地感受到了何林老师快人快语人称“倔头”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