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因受公公汤用彤的影响而奠定学术方向，因得丈夫汤一介的爱情而化人生苦难为醪汁琼浆。她在学术跑道上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度，同其他学者一起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

　　1948年，乐黛云从贵州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此期间与哲学系学生汤一介相爱，并于1952年大学毕业时结婚。

　　受指派劝沈从文留在祖国大陆

　　记者：乐先生，当年您在北大是非常活跃的进步学生。解放前夕，国民党要把一批重要的知识分子送去台湾。您公公汤用形当时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听说他机票都拿到手了，但是没有走。沈从文也在要送走的名单中，您接受地下党指派，曾劝说沈从文先生留在大陆。汤用形先生也是您劝说的吗？

　　乐黛云：当时汤用彤还不是我公公，我同汤一介先生还没结婚。我们都是进步学生，热情地参加迎接解放的活动。那时做重要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比如劝留文化名人，我只同我的上级联系。沈从文是我的国文老师，他们觉得沈从文比较欣赏我的作文，所以让我去动员沈从文。汤用彤先生不是我动员的。

　　记者：听说您嫁进汤家的时候，宣布要跟汤家划清界限，那是怎么回事？

　　乐黛云：当时我希望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赶在1952年9月13日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他们家。那是一个大院落，有20多间房子。当时大家让我发表结婚讲话，我就讲，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现在想到这些话我都有点脸红。但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鼓掌。第二天，汤先生的妈妈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重要的客人，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啊。汤家父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我就不愿意。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是很过分的。当时我的想法一方面是不好意思，觉得让人看来看去的；二来也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个要抵制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可能很伤两个老人的心，特别是他妈妈。

　　记者：您太新派了。您的家庭在贵阳也是大族，怎么反差这么大？

　　乐黛云：我父亲是贵州大学英文系教授，他穿洋装、教洋文、拉提琴、办舞会，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我从初中起开始阅读外国文学，像《德伯家的苔丝》、《简?爱》、《三剑客》、《飘》、《圣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受西方文化很深的影响，反而没读过多少中国的书。我在北大又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像《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这些都影响了我的性格，有什么想法就要表达出来。

　　记者：结婚后您同汤家划得清界限吗？

　　乐黛云：结婚后我们就同老人住在一起了。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红楼梦》看了五六遍。她是放大脚（裹过小脚，后又放开），同胡适的太太是一样的。她特别爱国，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全捐出来，和大家一起捐了一架飞机。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我们安心工作。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渐也不再提什么“界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