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严迪昌逝世时尚未臻古稀年，正值学术井喷期，令人遗憾者当然不止《清文史》一部，而今天看来，《清代文学史案》之未竟所带来的损失似犹在其上。

　　2003年8月，严迪昌师鹤归道山，我尝撰挽联数副哭先生，其中一副云：“人间事失意居多，十常其九，先生对此应一笑；知命年发愿著史，三成其二，学苑自兹憾千秋”，下联是用了他在《清诗史·后记》中的自述之语，“成”者谓清代诗、词二史，未成者谓清代骈散文史。严迪昌逝世时尚未臻古稀年，正值学术井喷期，令人遗憾者当然不止《清文史》一部，而今天看来，《清代文学史案》之未竟所带来的损失似犹在其上。

　　衰年变法与时空意识

　　“历代文学史案”的立意发端于浙江教育出版社的黄育海、李庆西等，大约1999年起，严迪昌受邀撰写清代部分。此后数载，他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该书的撰著中。截至2003年4月他入院治疗之前，共写成“长短不饬”史案26篇。短者精悍，不过5000字，长者铺张，可达2万有余。虽距离原计划百篇的规模仅得四分之一，然而，这既是他“衰年变法”意旨的集中凸现，更可从中清晰透见出一种全面深入审辨反思清代文学史的可能性。

　　在该书《叙意》中，严迪昌开笔即以大篇幅辩说清代文学研究的时空意识问题，并明言“失去时空感，必失却活力生气，无生命力，自难成其为史”，“清代文学史事的必须重予审辨，并非故作矫造炫能之举，实乃不得已事”，而该书的撰写将“不尽以前人诗话笔记之属及官修典籍文献所提供陈说为信实，将一切作家活动、流播过程、群体现象，凡诸毁誉扬弃、兴盛衰败，种种史实均置于具体时空间人文生态中予以辨审”。特定时空、人文生态是严迪昌一贯守持的学术理路，晚年所言又尤其明快笃定，切中要害。持此眼光，他将自己心目中“不是史略、史话，更非史论”，而是“具范型之个案与需予辨认的疑似悬案”的“史案”分成六大部分：“遗民心谱”编，三篇；“朝野离立”编，两篇；“流派消长”编，八篇；“风雅总持”编，四篇；“人间世相”编，六篇；“八旗人文与闺秀才人”编，三篇。

　　不难看出，《清代文学史案》尽管未竟，却已凸现出不可移易也不可忽视的时代心音，梳理出清代文学流程的基本向度，亦关切到某些群体的特定人文生态，覆盖了诗、词、文、戏曲、小说等全部重要文类。严迪昌虽自谦“本卷史案仅堪视为初编”，而一个“积‘案’成编、合编成卷，藉见一代文学完貌”的框架已檐牙高啄。

　　熟题生做与探骊得珠

　　对以上个案略作盘点，当可意识到这部未竟稿的两大特色。一是熟题生做，典型者如《红楼梦》。作为“清代文学史案”，不可能绕过《红楼梦》，然而不必说五千字，即或两三万字又岂能说清这部巨著和数百年来藤缠蔓绕的“红学”？面对这样的“烂熟”之题，严迪昌干脆撩去陈言，从曹雪芹所处时代及其所置身的“人文群”入手，对敦诚等八旗文士冷洌艰危若篱外寒花般的心态予以深刻剖解。于是，诸如“风月谈”、“等梦幻”、“闲慵”、“痼疾”等常见话头便被赋予了很不常见、耐人深绎的味道，从而令人明了：“悲凉之雾，遍布华林”原是“历经由盛趋衰、荣去辱受并被种种斗争驱于边缘化的满洲特定族群子裔们的沦肌浃髓感受”，而能“呼吸而领会之者”，“乃一种集体性意识感知，并非孤悬于具体人文圈外之个人的超群体性先知先觉”。对红学稍有涉猎者皆能看出，如此结论是摆脱了惯性思维，对“知人论世”转换角度审视的结果。“人间世相”一编，论《聊斋》、《儒林外史》、《桃花扇》等“熟题”，严迪昌皆大抵禀此“生做”手眼，独辟蹊径，特能启人心智。

　　同样谈满族人文，“纳兰性德”一篇也堪称熟题生做的典范。纳兰的诗词是清代词史研究的大热点，数百年来，能开掘的领域几乎均被人“深挖细翻”过，难有“剩义”存焉。而严迪昌则在深入体认有关史实的基础上，独具只眼地得出前贤未曾发现的惊人论断：被世人目为优游卒岁、吟风送月的纳兰容若原来一直有意与顾贞观等携手构建一个以“性灵”为宗旨的词派，与阳羡、浙西两大派争胜而形成鼎足之势。纳兰容若构建的词派不仅有阵容、有理论、有选本，甚至连词派的名目也已齐备，那就是诸多词家胜友流连忘返的“花间草堂”。可惜天不假年，随着纳兰早逝，这一呼之欲出的词派也就胎死腹中了：“‘花间草堂’遂成为清代词史一椿似存若没之公案，以致每被句读成《花间》《草堂》！”

　　应该说，这是纳兰研究的重量级问题，也是清代词史研究的重量级问题。由此可以想及，“熟题生做”说来容易，实则识才、胆力匮缺一端都难以措手。

　　另一特色我称之为“探骊得珠”，即对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冷题”的关注，如《从〈南山集〉到〈虬峰集〉》、《往事惊心叫断鸿》、《谁翻旧事作新闻》等篇皆是。“冷题”是不经见甚至是空前的题目。只有能够在读书中锻炼出犀利的目光，看多一层，看深一层，方能拂去雾翳，走进文学史的深处。以《从〈南山集〉到〈虬峰集〉》为例，《南山集》案发于康熙五十年（1711），李驎《虬峰集》案发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相距68年的两起著名案狱“恰成为玄烨、弘历祖孙百年间文狱高峰起讫标志，对清代文学史程所发生的影响亦特具认识意义”。他抽丝剥茧般寻绎戴、李相通心志，终篇得出“毋论怎样，写出并流传，对后世认辨文化与文学历史即是大贡献，虽则不免血腥”的断语。读者自可于全文弥漫的悲壮冷峻气氛中体味清代文字狱的残酷及对文学生态发生的影响。

　　《往事惊心叫断鸿》则选择扬州小玲珑山馆两位主人马曰琯、马曰璐为代表的“文商”群体，缕述其“盛世”威劫下养士养心、开山馆为风雨茅庐的一系列史迹，不徒“构架起险恶时世罕见的独具文学历史意义之景观”，更进一步指出，“此一文学文化史上均应特书一笔的人文现象，因为诸多‘时论’之无视、歧视以至蔑视，终致长期熟视无睹”，“兹作小玲珑山馆诗群个案，以剖析文狱酷烈、宫廷恶斗的那个特见险恶的历史生存环境里，诗界之一隅非主流弱势群体怎样蔽风雨以养心自疗，避正锋而冷芒侧现，彼辈貌若闲逸实愤懑潜激，佐证着文士们即使身处如磐长夜亦未尽骨骼软媚、神志迷丧”。在清代文学史上，小玲珑山馆并非重镇，而严迪昌则以两万余字的篇幅钩沉并描绘出雍正、乾隆之际广陵文学集群的风貌，并对马氏兄弟等“文商”致以赞扬。此等题“冷”固“冷”矣，分量则不轻。没有对“冷题”探骊得珠式的追究，通行的清代文学史不仅会陈陈相因，而且难免在很多关节上变成一笔糊涂账。

　　限于篇幅，本文仅能对严迪昌这部未竟稿作一点简单的介绍和分析，诸如行文高老重拙等特色，皆难详说。倘若天假之年，他有机会将此一百篇史案全部写出，则清代文学史的面貌将会有不小的改观。所谓“学苑自兹憾千秋”，遗憾自是难以弥补的，不过，也正是他在此方向上的卓绝努力带给后来者启迪与勉励，引导着我们埋首前行，为文学研究逐渐拓辟出寥廓澄澈的天空。

　　（本文撰写过程中多蒙田晓春提供资料，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