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见两条史料，可证沈有鼎先生早年生活之随意。

　　1928年，罗家伦就任清华校长后，曾以“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为教育方针，其中“军事化”中重要一项内容即为每天早上六点钟学生即要起来早操，后来缺席人多，“罗家伦下了一个命令，说是早操无故缺席，记小过一次。照校规：三次小过为一次大过，三次大过就开除学籍。”当时沈有鼎为清华学生，“向来生活很随便，他经常不上早操，也不请假，积累下来，被记了八次小过，如果再有一次小过，他就要被开除学籍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早操无形取消了，他才得以幸免，保留学籍，一直到清华毕业”。此事见冯友兰先生之《三松堂自序》，页317页，人民出版社。

　　另外一条，则来自于钱穆先生《师友杂忆》，抗战初期，大学南迁，当钱穆等人在南岳衡山之文学院时，钱穆曾与吴雨生（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共居一室，这四人之所以能凑在一起，钱穆认为是其余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因为还留有一个空床，钱穆先生就住进去。当时的情形，《师友杂忆》曾做如下描述：

　　“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 （摘自三联书店版《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之211页）

　　上述描述，可见沈有鼎先生之可爱处，对待生活和时间之态度，与其他诸位教授，似乎大不相同。人长期养成的性情，恐怕是很难改变的吧，研究逻辑的，生活不一定刻板，而吴宓先生，其严谨不苟，大概也是习性使然的缘故吧。

　　附：今（2003/10/31）又见一条史料，摘录如下：

　　“若夫沈有鼎虽聪明，且甚用功，然其为人极可鄙。毫无情感，不讲礼貌。衣污且破，服装如工人。饭时则急食抢菜，丑态毕宣。置父与妻于不顾，而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彤谓其似织工马南Milas Marner（注：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所著小说《织工马南》（1861年出版）中之主人公）。众于会食或游谈时，恒以沈君种种为笑虐之资。宓有时不能忍，或且面斥沈君之非。沈君则夷然自适，不怒不慊。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私之另一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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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诸君皆难得之好人，待宓亦甚厚，然不免为普通中国式之君子，而宓重感情而好负责整饬，本末兼治，群己并顾，时乃感其不足之处。”（此段日记写于1938年十月五日，星期三，书见359-360页，《吴宓日记》（1936-1938），三联书店，1998年）

　　对于这段描绘，吴宓先生存有主观之偏见，读者宜细审之。关于建国后沈有鼎先生的情况，笔者记得有一位老师曾跟我提起这样一件小事：

　　沈先生不会做饭，偶尔与夫人动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饭，沈先生无法，只好找领导，气急败坏的说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领导问是何故？沈先生则说，“她不给我做饭”。

　　如我等后生晚辈听完这个事情，多觉其可爱处，但其夫人的感觉，恐怕又是别有一番滋味。沈先生的学问，我们应该多多学习，但生活中，似乎也应该有些规矩为好。生活随意，虽是性情使然，但后天自励，笔者觉得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