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是否果如“文学终结论”者希利斯·米勒所言,随着技术变革以及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而走向“终结”或“死亡”?这是中西文学研究者无法规避的根本问题。颇有意味的是,在罗曼·雅各布森之后,他们通过审思文学日趋边缘化的后现代处境,再次召唤出“文学性”概念的出场——这似乎是又一次宿命的轮回。

　　“文学性”的扩散与消散 

　　在大卫·辛普森、乔纳森·卡勒等学者看来,“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也就是说,“文学性”(或“文学性成分”)不但没有终结,反而在学术思想等领域更加普遍地蔓延或扩展开来,形成所谓的“后现代文学性统治”。

　　对此,余虹等国内学者表示认同,并做了进一步发挥:“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所谓‘文学性’的扩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或者说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文学性在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扩散,这是由于媒介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出现、消费文化的巨大发展及其所导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实的符号化与图像化等造成的。二是文学性在文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渗透。”

　　这种“扩散论”一方面揭示出了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性凭借语言的无处不在而享有了某种“合法性”的特权;另一方面也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遮蔽了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文学性”特质。因而在王岳川、吴子林等质疑者看来,“文学性”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不是蔓延、扩张或统治,而恰恰面临着消解、飘散等问题。而在“扩散论”和“消散论”之间也不乏寻求折中的调和者。

　　无论乐观或悲观,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文学研究者对后现代文学处境的深刻焦虑,也似乎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其一,雅各布森于20世纪初提出的“文学性”概念在20世纪末获得了再次阐扬,其生命力和衍伸性正如“两个文学性”(形式主义的“文学性”与解构主义的“文学性”)之间的差异一样都是不容置疑的;其二,如果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话,那么,一代也有一代之“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永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的、未终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