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学教材的兴替过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蒙学教材并不受古代政府管理,在自发的状态下产生了数量较多的教材,但真正广泛流行的经典教材并不多,周代以来主要有《史籀》《仓颉》《急就篇》《千字文》《蒙求》《百家姓》《三字经》《笠翁对韵》《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它们构成了蒙学教材发展的主线。二是经典蒙学教材的生命力较长,往往被使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但它们也会被后起教材取代。如汉代《急就篇》逐渐取代《史籀》《仓颉》,使用至唐代而渐渐衰落,南北朝时《千字文》渐渐兴起,到宋末与《百家姓》《三字经》一起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教材体系,这个体系完全取代了《急就篇》,一直沿用到清末;再如唐代《蒙求》,至明清时被《龙文鞭影》取代。这样的兴替,均不是某种机构强力推行的结果,完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新的教育环境而主动选择的结果,这表明新的教材具有更多适合新的教育环境的特性。

　　在词汇学习阶段,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知识框架,是蒙学教材一贯坚持的编写理念。古代教育崇尚博学,汉代刘熙《释名序》说“博物君子,其于答难解惑,王父幼孙,朝夕侍问”,《中庸》提倡“博学之”。因此,蒙学教材十分重视在初学阶段就为儿童奠定广博的知识基础。《急就篇》的姓氏、诸物、五官三个部分,涉及古代部族、自然事物、生活器物、职官、地理、律令等基本知识,是一个极为广博的知识体系。到《千字文》时,这一知识体系进一步丰富,历史内容逐渐增多,也为后来《蒙求》以历史人物为主体编写教材开创了新的道路。“三、百、千”的知识结构沿用长久,其实就是蒙学教材博物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有力证明。《小学绀珠》《幼学琼林》等类书式蒙学教材,更是将这种教育理念发挥到极致,即便《声律启蒙》一类教材也蕴含有广博的自然、人文常识。

　　蒙学教材一直重视道德人格教育,这是古代教育思想的可贵之处。古代教育中的乐教、诗教、儒家经学教育都是以构建学习者思想道德体系为最终目标的。但乐教需要调动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古代经济薄弱、文化设施及高水平师资匮乏的状况下,乐教不具备普及性,只能在贵族阶层开展,加之古乐失传,则更加不可能面向广大初学者推广了。而《诗经》对懵懂儿童而言,深奥难懂,也难以在初学阶段广泛开展。《孝经》及宋代形成的《四书》分别被视为立德之本、入德之门,相对而言比较适合儿童学习,在古代教育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在这样教育背景下,蒙学教材也体现出了对道德人格教育的追求,并不断创造出更适合初学者的教育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