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六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相比，2015年底巴黎会议的最终谈判结果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重要转向：一是，气候治理路线将从欧盟倡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绝对性目标转向中美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基于不同治理能力的国家自主贡献（INDC）模式。二是，在兼顾“共区”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虽然《巴黎协定》本身不设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目标（只有一个2℃的总体目标），但针对各国承诺的调整机制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一谈判博弈结果基本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并体现了公平性、包容性的减排理念，这同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版图上的地位日益凸显以及影响力不断提升密不可分。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最大国、节能减排力度最大国，中国已经从哥本哈根会议上的重要参与者提升为巴黎会议的关键引领者，在“共区”原则分歧、资金技术支持、协议的法律效力等颇具挑战性的谈判议题上均起到重要的议题引导作用，打破僵局推动谈判的实质性进展。

　　中国的领导力体现为一种智慧型和包容性领导，即在提升自身低碳实力的基础上通过绿色外交巧实力来协调大国间关系并为中小国家提供更多气候援助，从而促进一种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包容发展的气候治理模式。具体而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提升的领导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现为中国低碳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国内层面全面开展的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为其在国际层面施展奋发有为的气候外交提供了绿色保障和自信之源。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近年来我国已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支持节能技术开发和清洁能源发展，特别是2009年以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和绿色投资总量第一大国。2014年底，中国节能量占全球总节能量的52%，碳强度累计下降33.8%，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11.2%，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在2011年欧盟碳交易市场受欧元危机影响日益低迷之时，中国成为建立碳市场试点的第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巴黎会议上，中国进而提出将于2017年后推出全国性碳市场，这将覆盖6个工业领域的近1万家公司，并将涉及每年40亿吨的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的近一半。届时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碳市场，并与欧盟、韩国等已经建立并运行碳市场的地区和国家扩展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区域间碳市场实现联结的可行性。

　　第二，体现为中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绿色协调力。中国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到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进程中，注重大国间协调，通过双边对话增进互信、理解与协作，尽力避免谈判中僵局的出现。具体而言，中美早在2014年APEC峰会上就对气候变化议题交换意见并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于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之际重申了致力于在巴黎会议达成一个富有雄心且体现“共区”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的协议。2015年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期间也同中国共同发表了《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坚定支持达成一项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构建2020年后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总之，巴黎会议之前，中国已与美国、欧盟、巴西、印度等就气候变化签署了多项双边声明，提前化解了此前纠缠谈判进展的诸多分歧，显示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引领力和协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