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文化包容性来自于文化自信。中国文化从来不缺乏文化自信。因而，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不应仅仅着眼于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文化建设，着眼于世界性文化交流平台的建立，借此使中国文化在互动、融合中获得广泛的能量，完成新一轮的文化升级。

　　在中国的文化想象中，“西方”不只是一个地理方位，它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中国知识与文化更新的期望，表征着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理解。从宗教文化传播视域审视以往的中西交往，对于今天的“一带一路”或许有新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文化的“西方”想象

　　“西方”作为一个特别的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非常明确的意义指向，并被赋予不同于中国文化的想象。《列子·周穆王》称，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千变万化，不可穷极”，以至于“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列子·仲尼》载，商太宰问孔子“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答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这些事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我们不得而知，但这表明，秦以前中国人关于“西方”、“西极”的文化想象已经存在，且在心中已成未知知识的渊薮。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关于“西方”的想象由一个虚幻不实的概念变成了以印度为中心的佛化区域（我们姑且以“西竺”相称）。“天竺”被称为“西天”，印度洋被称为“西洋”，“祖师西来”则承载了比禅宗原意更为丰富的意旨。自汉明帝感梦求法始，无论是法显、玄奘的“西天取经”，还是如鸠摩罗什、达摩的“祖师西来”，都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更在经验上强化了中国人关于“西竺”的文化想象。

　　宋元以降，逐步崛起的欧洲文化日渐被中国人认识。这是一个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印度之“西方”的文化形态。它所具有的冲击力，依附于精确实用的科学知识与无法相抗的坚船利炮，不仅让中国人震惊，也让印度人惶悚。由于其位于“西方”更西，中国人遂把欧洲称为“泰西”（太西），即比“西竺”更西的地方。位于“太西”的大洋，被称为“大（太）西洋”，以区别于原来的“西洋”（即印度洋）。由是，欧洲取代了“西竺”成为中国人寻求知识和文化更新的源泉。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取代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当然”，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一时成为中国近代富国强兵的摹本。

　　“一带一路”与“西方”想象

　　中国文化的“西方”想象，也与“一带一路”的经济交流通道关系密切。以叶舒宪为代表的学者近年对中国玉文化起源的探索，揭示出远古至商周中原与西域已开通了一条玉石之路，并由此带动了玉文化的形成与昆仑信仰的升级。季羡林的研究表明，中国与印度的“二十八宿”有前后相承的关系，中国的“月中玉兔”传说或许源自印度，联系到印度古籍中“Cina”（有丝的意思）一词的频繁出现，这些文化上的相似关系便都与所谓“丝绸之路”有了逻辑的联系。“月中玉兔”的传说被组装进昆仑信仰之中，可视为此一经济通道带来的文化成果。

　　汉武帝时开通西域，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主要的商贸通道，丝绸、漆器、铸铁制品迤逦西去，中亚、西亚的土产、宝马、乐舞迢迢东来。更重要的是，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西竺”文化相随而至，把中国文化想象中的“西方”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文化源泉。“祖师西来”、“西天取经”不仅是佛教信仰的传播，也是“西竺”文化的方方面面，强化的则是中国人对“西方”的文化想象。这种文化联动，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息息相关，自汉至宋前后延续了一千多年。

　　同时，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以瓷器、茶叶为主体的中国货物和以香料、珠宝为主体的阿拉伯货物，不仅加强了中国与波斯湾、地中海的商贸联系，同时还加强了二者之间的文化往来。借此往来，伊斯兰文化获得了中国人的整体性认识，掀起了两次“西学东渐”的高潮。“泰西”文化的优越逐渐被中国人认识，进而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以及大规模的西洋考察与留学运动。

　　如果说“西方”想象表述的是中国文化不甘僵固的更新愿望，那么“一带一路”则是将这一愿望加以推进并落实的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