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浦江先生遗像

　　恩师刘浦江先生离世之后,生前友朋及各家媒体纷纷撰文回忆、评述其生平学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多赞誉他为“辽金史巨擘”“辽金史研究第一人”。先生在辽金史领域的杰出贡献,学界有目共睹。不过,作为受业弟子,在蒙受他言传身教的日子里,我们深切感受到先生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断代史专家,而是怀有更高的学术追求。先生为此付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取得的诸多成果,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被其辽金史研究的光芒所遮蔽,而不那么容易引人瞩目,这里谨结合先生的相关学术经历略加陈述。

　　一、“入于汉学”:精深的文献功底与通贯的文献意识 

　　先生治学由文献学入门,可以说,文献学构成了他学术大厦的基石。先生对文献的浓厚兴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求学期间,便已明显展露。他曾对我们讲过这样一件趣事:大学二年级时,邓广铭先生邀请王利器先生到北大历史系讲授文献学,刘师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典籍的文献源流通通梳理一过,完成了一份长达20余万字的课程作业。这篇长稿虽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术作品,但先生对于文献学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大学毕业后,先生曾自称一度“游离于学术界之外”。但在这四年里他并未蹉跎岁月,而是自发地对作为文史津逮的《四库全书总目》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效仿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撰写了若干文稿,这些积累无疑为此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调入北大后,他持续开设“《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程长达二十余年。正是在长期浸淫《四库全书总目》的过程中,先生逐步确立起一种整体通贯的文献意识,并将其内化于具体研究之中。

　　先生通贯的文献意识集中体现在他这样一段话中:“史料熟不等于文献熟,史料熟只是局限于某一断代,而文献熟则是一种整体的感觉。一旦文献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从容处理。”正是这样的意识与能力,才使得他能够在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发现问题,并探寻问题背后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