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先生家有两个书房。其中一间只放书,几无立锥之地,他领着我们在门边看一眼,说:“没别的,都是些书,我一个书呆子嘛。”另一间书房的三面墙和几乎一半地面也被书占满,靠窗的一面摆着桌子,是他笔耕的地方。

　　进门时,只见街道里派来的医师正在给汤先生进行每周一次的血压测量。原来“书呆”汤先生曾经有一天写东西写得很得意,一直伏案到夜里一点,写了七千个字。结果第二天早上跑去书橱里找鞋子,夫人看出来是不太对了,赶紧叫他躺下来,后来知道是中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礼拜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恢复得不错。所以我很感谢我爱人。”

　　分析起高血压的起因,还是和“书呆”有关。改革开放后汤先生去日本访学,因为夫人不在身边,只好自己做饭吃。“日本最便宜的菜一个是鸡蛋一个是豆腐,那么就是天天鸡蛋豆腐这样地血压高起来的。旁的东西我不会做哎。”

　　现在,91岁高龄的汤先生很少出门,但居家不代表闲着。他的案头有一叠厚厚的方格手稿,这是即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此外,100万字左右的《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和20万字左右的《清代经学与政治》也已付梓,将分别由中华书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笑着说:“我老了,平日在家就看书、看资料,不看书看什么呢?”

　　汤先生语速和缓,我们提问,他稍稍思索一番,而后才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他是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母亲庄氏是清代今文经学派(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创始人庄存与的后代,在汤先生小时候便教他背唐诗、四书;父亲曾在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念书,是校长唐文治的学生。汤先生后来就读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便是唐文治晚年创办的。这所“书院式的学校”,立意“振起国学、修道立教”,30年间培养出多位传统文史研究的杰出人才。

　　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自传中,汤先生还提到十几岁时受业的前清廪生贺怀伯先生,正是听他讲到汉唐注疏和清儒经解,听到“立德、立功、立言”这类教导,加上父亲“不问政治”的教诲,以及身为常州人,想要寻庄、刘之遗绪,探今文经学之微言的情结——由于这种种渊源,汤先生开始研究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就会涉及康有为,由康有为而研究章太炎,康是戊戌变法领导者之一,章又是辛亥革命领导者之一,所以又由戊戌变法而研究辛亥革命。解放后研究经学比较困难,会被批判,就从经学转到历史了。我的学问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汤先生更年轻一些的时候也是喜爱文学的。“金冲及现在还夸我的文言文呢。”他说,“可是我读书算用功的,其他一直考第一,作诗却得不了第一,我看文学是要点天赋的,我没有文学天赋,还是老老实实研究历史吧,所以后来看得多的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文章。”

　　问汤先生对哪位近代人物最有感情,他说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前者坚持改良,后者投身革命。两人道路不同,学术也不同。”

　　那么,汤先生的兴趣点是否尤其落在既有学问又关政治的人物上呢?汤先生重重地点点头:“是的,任何学术都不能离开政治,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近代历史上,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两人又分别为代表,又与我经学的兴趣有关。”因此,汤先生是从经学和政治的关系来研究的。他也很关注现在的近代史研究,读了很多新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研究成果。但他认为,现在的学者对经学了解比较少,有些研究者倒是很知晓政治,却不了解经学和康、章学问的关系。“这就不容易透彻,不容易搞清他们学问的来源。”

　　近代人物的史料往往散落在世界各地,汤先生为了搜集康有为和章太炎的材料可谓殚精竭虑:“他们家里我都去找过,他们的后人我也都去见过。”汤先生编撰的《章太炎年谱长编》是研究章太炎的重要著作,有上下两编。汤先生说,下编尤其花了功夫。“章太炎去过的地方我基本都走遍了,除了一处”,那是章太炎曾任筹边使的东三省,那一段是有档案的,所以不用去了。“其他,章太炎到过的台湾、日本、新加坡、南洋群岛,我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