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贵教授是我们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近日，记者走进他的家中，零距离感受这位学者的风采。智慧儒雅、和蔼亲切，年近八旬的他仍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言谈举止中透露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厚感情，半个多世纪理论园地的辛勤耕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次转向确立一生的追求

　　杨春贵在大学原本学的是新闻专业：先是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读了3年，1958年随专业合并转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9年大学毕业后，他服从组织分配，转到哲学系读了3年研究生。这次转向，确立了他一生的追求。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的3年，是杨春贵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重要时期。他不仅刻苦自学，而且和一些同学编写《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简释》一书；翻译苏联哲学家编著的《恩格斯〈反杜林论〉辅导》一书。谈到那3年对自己的影响，杨春贵动情地说：“这3年的学习不但为我以后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使我在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乃至文风和话语体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1962年，杨春贵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哲学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一年10月25日，他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发表《总的质变过程中也有部分质变吗？》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

　　1969年12月，杨春贵全家随同当医生的妻子下放广西河池山区安家落户。整整7年，他先在地区报道组当副组长，后来到理论教育科当副科长、科长。生活艰苦，自不待言。他常常背着行李下乡采访，也曾经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同农民一起“学哲学、用哲学”。回首当年，他深有感触地说：“农村的贫穷落后、农民的艰辛困苦，成为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但这种记忆后来变成我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在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时候，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宣传的时候，变得较为实际而不那么空泛。”

　　“文革”结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杨春贵的命运，1977年10月，他被调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参与创办区党委理论刊物《思想解放》，在该刊1978年第四期上，他以笔名“秋实”发表《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考茨基脑袋里的木箱谈起》，批判林彪、“四人帮”利用片言只语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恶劣行径。这是“文革”结束后他发表的第一篇理论文章。